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很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写作，并不清楚动力和原因何来。与我所见到的、读过的很多聪颖早慧、卷帙浩繁的作家们相比，我资质平庸，并且对自我一直充满怀疑，很难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写出足够好的东西。而失败在这个时代，似乎很难被容忍，但我其实已经在一开始就已经准备接受惨败的命运。
在处理生活诸事上，我意外鲁钝，连折叠衣服和打扫卫生都能成为我的困境，因为边角琐事挨许多批评，也为了与人共处常常饱受折磨。所以，有时候写作中遭遇的障碍，可能大部分时间并非来自于写作本身，而是来自家庭和公共生活对自己的肢解与渗透，来自如何从萧墙楚歌中突围。
当然，还有情感，情感上的牵制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可能更为致命，我们必然要经历被爱与爱人，将自己交由他人，再面临信任的被摧毁。情感总是一再败坏原本精神的纯洁性，消除我们的意志力，推我们进入无尽的深渊。
理论而言，有所得有所失，仿佛生活中如果遭遇不如意，按照公平原则，有理由在写作中走得顺畅一些。但事实是，就我个人而言，在写作中遭遇的失意就更多了。我时常觉得自己不名一文，毕竟是人皆可提笔写作或者打开电脑，很多没有经历任何文学训练的贩夫走卒，反而拥有一种巨大的天赋，有着粗粝质地和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能够写出漂亮而深刻、像是内生性的文章，让我不免羞惭地觉得，自己过于孱弱，并且过度耽溺词句，丧失了应该有的力量。
而今，生活中确定的一切变得日益模糊，严肃小说家的地位早已不同往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和媒介吸引着公众眼球，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沉重的大部头或者复杂轻巧的后现代短篇中连根拔除，严肃小说写作变得更加的私人化和小众化，文艺变成了一个可供戏谑和赏玩的词汇，仅仅凭借指向内心的写作，安身立命变得十分困难。
你看，我们充满了娱乐，却缺乏诗意以及对世界和人的关心，缺乏对文学的关心；故事的重要甚于以往，技巧却被忽视，因为故事可以尽快影像化变现；我们失去了对于纯粹性甚至无用的探讨，毕竟小说的功用无他，只是一种审美和智性上的愉悦。
如今，对外宣称做一个现代的严肃小说家，总像是一个好逸恶劳者的代名词，比起商人或者普通劳动者来说，我们无法快速创造价值，又不愿写那些能够变现的破烂玩意，几十年如一日在书桌前对段落章节甚至每一个动词患得患失，而读者读完我们苦心孤诣写完的小说，得到的智识层面的思考可能又比不过那些洞若观火的哲学家，这让我的孱弱感更加深重了：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掀起的波澜，指不定还比不上在荒漠中亲手栽种一棵树那么大。
我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或者朋友说，我其实只关心文学中的一切，几个字句就能让我发笑或者大哭，但写作这件事情我干得也未见得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好，更不用提那些前人巨大的阴影。我对文艺之神敬若神明，又唯恐自己是神坛前令人讨厌的过客，但是（所有小说里意外与突如其来的肇始）尽管如此，在种种路障与挫折面前，来自内部的一些声音自始至终呼唤着我，使得我就是想拼命地、一意孤行地写作？
昆德拉说，理性是一场漫长而伟大的失眠，文学却既像是醒着，又像是做梦。在浑噩的清醒中，我们要学会给自己造漂亮的梦，以泅渡过漫漫长夜，语言是那造梦的按钮。
在我们语言开始的起端，也是一样的，世界混沌黑暗，而后言开启逻辑，重整洪荒，分类宇宙——言即是上帝。
是的，言即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没有比这更加优美的开始了。
语言是小说家的全部，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它带领我们。从狄更斯时代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们一直用精确的语言兢兢业业地创作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着迷的、典雅弘伟的世界，一个系统的法则。
到了后来，通过后现代的语言拼接和叙事诡计，小说家变得无所不能：可以让鬼魂与生者交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光明的旷野中，也可以建立宏大的宫殿再解散它，使之像浮木一样飘零在绿水上面，可以让犀牛生出蝴蝶的羽翼，穿越迷宫和分岔——也并没有关系，我们不是曾经如此确实地相信过，推销员格里高利真的有一日，变作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吗。
我们似乎再难以产生一个史诗性的庄严故事了，家庭生活成为了冲突和灾难的起源地，场景和片段式的写作变成了主流，一些杰出作家例如弗兰岑，很快注意到了这种改变，于是开始用大胆优美的遣词造句生产和重构古典主义的道德观。
——文学，就像时装一样，复归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东西。古典与传统一直潜伏在所有的故事里面，我们更新是为了现代化，但它永远有着自己的过去。
就好像蓬蓬裙粗跟鞋流行起来一样，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又开始回到创作的起端，在无止尽的人类长河中，我们再度坐在一条伐木舟上，记起来，语言是上帝。
说回自己的小说，可能难免羞愧，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我对自我一直充满了怀疑，属于一种明确得不得了的悲观——《平安里》写于两年前，是个简单的环形故事，中间经历了十二年，四名女性也经历了许多悲欢和许多气息腐坏的夏天。比起许多顽固留驻在老城区的故事充满了对逝去的追悼，像本雅明笔下俯瞰过去的新天使那样，他们却是急切的新鲜人，拼命努力去追赶时代，希望能够快速进入更迭中，却被时代所弃。
这堵围墙关起所有，隔开了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像一场冬雪，湮没了整个小城，平安里的来路和去路都因此被斩断，漂浮在白茫茫的虚空里面。从远处看到的，是一副宁静安逸的样态，但身处其中的人，已经被这漫长的枯寂和苍白折磨发了疯。但他们还有一丝理智在，留着一点念想，指望着大雪消融，却面临一场又一场的失望；更糟糕的是，谁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对于他们命运的关切也就变得无从说起。
小说的推进来自于他们的内心焦虑，但在外部巨大的决断力前，人的焦虑和选择又显得徒劳无功。但我们的徒劳无功的努力太多了，像西绪弗斯一样。只是永恒的美妙之处在于，明明知道可能被毁，我们还是在毫无意义中倾尽努力，在这种无根性中又试图去抓取和获取意义。
这倒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绝望与希望的共生是一种人性特有的悲怆美感。布景的展开，还是在家庭生活上，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被掩藏在锅台和水龙头里面，在夫妇邻人的言语机锋和家务渊薮中，日常冲突构成了我们的全部，终其一生，我们想获得的平静和安宁其实是不曾存在的。
比起历史中光辉耀眼的人，我对这些黯淡无光、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耗尽心力的普通人更感兴趣。可能因为我正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的悲欢正是我身之为人的悲欢，我们是一体的。
尽管距离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还有许多路要走，但我还是想斗胆说，写作不是为了苟且，为了迎合；对于写作，需要保持偏狭的坚持。成熟的教义总会教导我们“有所变通”，变通固然是一种看似无害的法则，但我们大可选择忘掉一切的法则，自由认定，自然选择，不被任何人指涉，不被任何其他声音所诱，在蔽日遮天的黑暗中寻找林中之路，只将情感直觉作为唯一标准，并欣然为其所引领。
没有一种力量比之更为强大。
在处理生活诸事上，我意外鲁钝，连折叠衣服和打扫卫生都能成为我的困境，因为边角琐事挨许多批评，也为了与人共处常常饱受折磨。所以，有时候写作中遭遇的障碍，可能大部分时间并非来自于写作本身，而是来自家庭和公共生活对自己的肢解与渗透，来自如何从萧墙楚歌中突围。
当然，还有情感，情感上的牵制对于女性作家来说可能更为致命，我们必然要经历被爱与爱人，将自己交由他人，再面临信任的被摧毁。情感总是一再败坏原本精神的纯洁性，消除我们的意志力，推我们进入无尽的深渊。
理论而言，有所得有所失，仿佛生活中如果遭遇不如意，按照公平原则，有理由在写作中走得顺畅一些。但事实是，就我个人而言，在写作中遭遇的失意就更多了。我时常觉得自己不名一文，毕竟是人皆可提笔写作或者打开电脑，很多没有经历任何文学训练的贩夫走卒，反而拥有一种巨大的天赋，有着粗粝质地和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能够写出漂亮而深刻、像是内生性的文章，让我不免羞惭地觉得，自己过于孱弱，并且过度耽溺词句，丧失了应该有的力量。
而今，生活中确定的一切变得日益模糊，严肃小说家的地位早已不同往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和媒介吸引着公众眼球，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沉重的大部头或者复杂轻巧的后现代短篇中连根拔除，严肃小说写作变得更加的私人化和小众化，文艺变成了一个可供戏谑和赏玩的词汇，仅仅凭借指向内心的写作，安身立命变得十分困难。
你看，我们充满了娱乐，却缺乏诗意以及对世界和人的关心，缺乏对文学的关心；故事的重要甚于以往，技巧却被忽视，因为故事可以尽快影像化变现；我们失去了对于纯粹性甚至无用的探讨，毕竟小说的功用无他，只是一种审美和智性上的愉悦。
如今，对外宣称做一个现代的严肃小说家，总像是一个好逸恶劳者的代名词，比起商人或者普通劳动者来说，我们无法快速创造价值，又不愿写那些能够变现的破烂玩意，几十年如一日在书桌前对段落章节甚至每一个动词患得患失，而读者读完我们苦心孤诣写完的小说，得到的智识层面的思考可能又比不过那些洞若观火的哲学家，这让我的孱弱感更加深重了：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能够掀起的波澜，指不定还比不上在荒漠中亲手栽种一棵树那么大。
我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或者朋友说，我其实只关心文学中的一切，几个字句就能让我发笑或者大哭，但写作这件事情我干得也未见得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好，更不用提那些前人巨大的阴影。我对文艺之神敬若神明，又唯恐自己是神坛前令人讨厌的过客，但是（所有小说里意外与突如其来的肇始）尽管如此，在种种路障与挫折面前，来自内部的一些声音自始至终呼唤着我，使得我就是想拼命地、一意孤行地写作？
昆德拉说，理性是一场漫长而伟大的失眠，文学却既像是醒着，又像是做梦。在浑噩的清醒中，我们要学会给自己造漂亮的梦，以泅渡过漫漫长夜，语言是那造梦的按钮。
在我们语言开始的起端，也是一样的，世界混沌黑暗，而后言开启逻辑，重整洪荒，分类宇宙——言即是上帝。
是的，言即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没有比这更加优美的开始了。
语言是小说家的全部，过去如是，现在如是，它带领我们。从狄更斯时代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们一直用精确的语言兢兢业业地创作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着迷的、典雅弘伟的世界，一个系统的法则。
到了后来，通过后现代的语言拼接和叙事诡计，小说家变得无所不能：可以让鬼魂与生者交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光明的旷野中，也可以建立宏大的宫殿再解散它，使之像浮木一样飘零在绿水上面，可以让犀牛生出蝴蝶的羽翼，穿越迷宫和分岔——也并没有关系，我们不是曾经如此确实地相信过，推销员格里高利真的有一日，变作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吗。
我们似乎再难以产生一个史诗性的庄严故事了，家庭生活成为了冲突和灾难的起源地，场景和片段式的写作变成了主流，一些杰出作家例如弗兰岑，很快注意到了这种改变，于是开始用大胆优美的遣词造句生产和重构古典主义的道德观。
——文学，就像时装一样，复归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东西。古典与传统一直潜伏在所有的故事里面，我们更新是为了现代化，但它永远有着自己的过去。
就好像蓬蓬裙粗跟鞋流行起来一样，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又开始回到创作的起端，在无止尽的人类长河中，我们再度坐在一条伐木舟上，记起来，语言是上帝。
说回自己的小说，可能难免羞愧，因为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我对自我一直充满了怀疑，属于一种明确得不得了的悲观——《平安里》写于两年前，是个简单的环形故事，中间经历了十二年，四名女性也经历了许多悲欢和许多气息腐坏的夏天。比起许多顽固留驻在老城区的故事充满了对逝去的追悼，像本雅明笔下俯瞰过去的新天使那样，他们却是急切的新鲜人，拼命努力去追赶时代，希望能够快速进入更迭中，却被时代所弃。
这堵围墙关起所有，隔开了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像一场冬雪，湮没了整个小城，平安里的来路和去路都因此被斩断，漂浮在白茫茫的虚空里面。从远处看到的，是一副宁静安逸的样态，但身处其中的人，已经被这漫长的枯寂和苍白折磨发了疯。但他们还有一丝理智在，留着一点念想，指望着大雪消融，却面临一场又一场的失望；更糟糕的是，谁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对于他们命运的关切也就变得无从说起。
小说的推进来自于他们的内心焦虑，但在外部巨大的决断力前，人的焦虑和选择又显得徒劳无功。但我们的徒劳无功的努力太多了，像西绪弗斯一样。只是永恒的美妙之处在于，明明知道可能被毁，我们还是在毫无意义中倾尽努力，在这种无根性中又试图去抓取和获取意义。
这倒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绝望与希望的共生是一种人性特有的悲怆美感。布景的展开，还是在家庭生活上，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被掩藏在锅台和水龙头里面，在夫妇邻人的言语机锋和家务渊薮中，日常冲突构成了我们的全部，终其一生，我们想获得的平静和安宁其实是不曾存在的。
比起历史中光辉耀眼的人，我对这些黯淡无光、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耗尽心力的普通人更感兴趣。可能因为我正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的悲欢正是我身之为人的悲欢，我们是一体的。
尽管距离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还有许多路要走，但我还是想斗胆说，写作不是为了苟且，为了迎合；对于写作，需要保持偏狭的坚持。成熟的教义总会教导我们“有所变通”，变通固然是一种看似无害的法则，但我们大可选择忘掉一切的法则，自由认定，自然选择，不被任何人指涉，不被任何其他声音所诱，在蔽日遮天的黑暗中寻找林中之路，只将情感直觉作为唯一标准，并欣然为其所引领。
没有一种力量比之更为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