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爱上文学，可说是必然亦是偶然。
　　我家不敢称书香门第，勉强有点文化的底子。外公是那个年代罕有的具备高中学历的人。每逢春节，乡人纷纷请他写对联;平日有了难以调和的龃龉，写状子一事也落在他肩上。外公将己之所爱“强加”给我母亲，要求她读了中文系，她便遇见了同系的我父亲。父亲嗜书如命，读大学起生活费的结余几乎全献给了文学作品。我十岁时搬家，父母力求“精兵简政”，弃去我儿时的读物等，书仍装了百余个麻袋。
　　小时父母见我读书，欣慰之余又颇气愤。父亲屡次问我：“你为什么把书折起来？”我总是低头噤声。后来他拿了许多书签给我，发现我仍旧习难改，终于拿我没办法了。而且我认错态度极好，每次当面就把折起的书角一一摊平，但痕迹是不可能消失的，而这正是我愿改正的理由。这个习惯我上初中才改，一直不好意思说出其中原委：我折过的每一页都有关于食物的字眼，以防再次阅读时找不到。特别美味的页数，折角尤大而折痕尤深。童年受我摧残最严重的一套书是《哈利·波特》，特别是前面几本，什么约克郡布丁、比比多味豆、巧克力蛙、烤香肠……我边看边咽口水，恨不得把整本书变成哈利的生日蛋糕一口吞下去。
　　食物还只是和阅读生活关联紧密，绘画则与读、写二者都分不开。某日，语文老师布置作业，顺手拿了我的书翻页码，顺口赞叹一句：“白鹅画得真好。”他指的是我为丰子恺的《白鹅》一课配的插图。我颊边有些发烫，却仍控制不住自己的笔。有次语文考试写完作文，时间仍宽裕，我竟用铅笔在试卷上画起来。本拟涂干净交卷，响铃时又舍不得了。最后老师发卷时说：“李谷雨，满分。做完还有空，在卷子上画了些荷花。”见老师没有不悦，我索性跟同学一起笑了。
　　初中是我每每回首往事最感痛心的岁月，堪称我个人文化生活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在母亲任教的学校，我作为教师子女被赋予较高的期待，却实在力有不逮。我缺乏空间想象能力，数学尤其是初二起学习的几何，于我而言是极大的障碍。数学老师却认定一切皆因我懒惰和态度不端正。由于他是班主任，日久了，母亲和其他老师都失去了对我的信任。只有语文老师，自始至终保持着对我的欣赏和呵护，给予我母亲般的关怀。她还鼓励我将来出书，并约定了送她一本留作纪念。正是因为她，我认定了文学这条道路，却难以付诸行动，课外书和习作都曾被班主任和母亲撕碎。三毛在《逃学为读书》里回忆，她初中时极度厌恶数学，逃到墓地看课外书，不肯再去学校。和她的洒脱相比，当时的我却有更多的顾虑，比如母亲的颜面。
　　那几年里，我写的唯一的东西，是送给语文老师的一本由散文和古诗词组成的小集。老师打电话和我说，她格外偏爱诗词里《卜算子·咏樱》的末两句“半生漂泊为报春，任凭聚与分”。其实这两句借鉴了薛宝钗咏絮的“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我欣赏那份韧性，认为它与我心中的坚守是异曲同工的。无论是对文学的志向，还是对语文老师的情感，我的心情都是一样：哪怕暂时不能接近，我心底并没有放弃，而是等待著一个时机，我相信它迟早会来。
　　不幸的是，初三的寒假，语文老师被诊断出肺癌。我上高中不到半年，她便溘然长逝。就在她离开前的一星期，我们还通过电话，约定寒假见面。这个约定，连同之前赠书留念的约定，还有等我高中毕业后她认我当干女儿的约定，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这段往事我始终尘封于心，不曾向人说起。高中时校刊征稿，我把写给她的那几首小词投了过去。负责编纂校刊的老师找过我，他说你的词写得很不错，不过有一处我建议略作改动。他指着“天涯地角寻沪口”一句，问我“沪口”有无特殊含义，又问能否想到其他地名替代。我回答并无特殊含义，他便替我改成了“渡口”。其实我选用“沪口”的原因是“沪”是上海简称，我的老师当时在上海接受治疗。只是我不愿说。
　　临上大学那年的暑假，我正式开始了创作。从网上得知家乡的“婺江文学”公众号征集“念师恩”稿件，我写了《我的语文老师》一文投给平台，并说明如能采纳文章，自己愿放弃此次稿费。因为这篇文章写了我从小学到高中的三位语文老师，重点写的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这是我唯一怀念她的方式。收到用稿回复的瞬间，我泪盈于睫。后来有同是平台作者的已出过几本作品集的一位作家主动添加了我的微信，说他对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印象尤其深刻，并祝我早日出书，以慰各位老师。这篇文章还在次年九月被《文苑》杂志转载。
　　借这位作家吉言，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收到用稿通知。算上高中时零散发表的几篇文章，我至今已在国家级和省级刊物上发表了近二十篇作品。虽然有时编辑会选择用我的真名，但每次投稿，我都会署上笔名“青萝”。这个笔名的来源部分是对李白诗句“青萝拂行衣”的喜爱，同时“青”是老师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记得十岁那年，我初次向父亲透露成为作家的志向时，他并未如多数家长那样，为孩子的宏愿感到欣喜，反而告诉我，许多作家的人生是“传奇人生”，在外人眼里色彩斑斓，当事人却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当时我少不更事，以为父亲只是低看我的能力，暗中立誓日后努力证明。上中学后，我接触到韩愈“愁苦之言易好”的言论，加上自身经历，懂得了父亲的意思。作为父亲，他不希望女儿遭此磨难，哪怕是作为痛苦的名人或伟人。
　　在懂我的语文老师走后，我确实曾质疑过文学的意义，想着将所有期许和痛苦玉石俱焚。但在试图通过斩断寻求解脱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文学早已悄无声息地融入我的生命，和我的精神结为一体。父亲后来表示对我创作的支持时说，这世上也有温暖的、正能量的文学。而我的想法是，作者经历的困顿或许于他们自身是一种不幸，但倘若他们能于不幸中保有对现实的期待，并将之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怀揣着对生活的美好信仰，尤其是当读者在作者感召下追寻到了作者渴望却因客观因素失去的幸福，作者何尝不会感到欣慰呢？苏轼在以杨花自喻的《水龙吟》里写道：“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台湾作家张晓风也说：“如果关怀和爱就必须受伤，那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古往今来的作者关注的，怎会只是小我的命运呢？倘若此生坎坷，我更要如前人那样，通过文字去谋求更多人的幸福。而倘若自身顺遂，自然更容易相信美好，直接传递我父亲所说的“正能量”。它们其实殊途同归。这样一想，又有哪种情况下文学会丧失价值呢？
　　记得柏拉图有一个理论，说每个人的灵魂初到世间时都被分成了两半，因此需要寻找各自的另一半。我一度认为语文老师是我“灵魂的另一半”，失去后才会那般伤怀。而当我从记忆深处走向时光远处，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灵魂另一半”的成分：与文字有关的经历和对文字的爱。
　　在文学的海洋上，我不知自己的小舟何时才能建成巨轮，只知即便身为小舟，也有无数珍宝待我打捞。或许无论我将来徒增多少年岁，或收获多少赞誉，在文学面前永远只是一个虔诚的小女孩，怀揣着期待和忐忑开启每次航行，又甘愿在出没风波的历程中全心奉献了自己。
　　我深知，我和文字之间的故事未完待续的部分，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去阐释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