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亿裸捐,只为激活一个民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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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当天,万千人慕名来到成都市安仁镇,参观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中的抗战系列馆。谁能想到,这个中国唯一分布着30座各色博物馆、拥有1000多万件藏品的“博物馆小镇”,是由一个人缔造的。他曾官居副市长,却为了恢复民族记忆甘当“破烂王”,辞官后“捡”出了价值80亿的财富,又悉数捐给国家。这位热血“馆奴”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敢想敢拼,
  副市长为“收藏历史”辞职
  樊建川1957年出生在四川宜宾,父母都是军人,他骨子里流淌着行伍的血液,从小性子野,胆子大。“做人要有一股子拼劲儿,两军相逢勇者胜!”父亲从小就这样教育他。全国高考恢复后,樊建川考上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樊建川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教书,这一教,就是8年。
  樊建川天生不甘平庸,令无数人羡慕的大学老师工作,他却觉得一眼就能看到头,太没有挑战性了。1987年转业后,命运又眷顾了樊建川一次,他走进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从此步入仕途,并在34岁时当上了宜宾市常务副市长。
  在西安读军校时,当地有条古玩街,樊建川常去闲逛。因为是军人,樊建川对抗战前辈心怀敬意,想用自己的方式去纪念他们,就开始收集各种跟抗战相关的东西。
  參加工作后,樊建川到处捡破烂,人家不要的东西,他当成宝贝一样带回去。尤其是去了老村、老宅,看到堆在一起的旧垃圾,他就忍不住上前扒拉,缠着人家问还有没有。为了收藏,樊建川连饭都可以不吃。每月一拿到工资,他就到废品收购站去搜寻“宝贝”;到父亲或岳父的老战友家拜访时,他会缠着那些叔叔伯伯要一些老报纸、带有红色烙印的茶缸等旧物件;有时还在机关宿舍的垃圾堆里捡……那时能捡到的东西相当有限,1个月捡到一件,樊建川都会很兴奋地把玩半天。
  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兴起,樊建川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十几年辛辛苦苦搜寻来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只要有钱,能淘回来的宝贝太多了!”可惜他当时收入低。于是,1993年樊建川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副市长的任上辞职下海!
  甘当敲钟人,
  卖亿万资产保留“抗战记忆”
  樊建川带着家人辗转到成都,跟朋友们共同凑了一笔钱,合伙办起了房地产公司。当时,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女儿只能睡沙发。起步资金不足,樊建川破釜沉舟贷了巨款,但他们开发的房子,却只靠关系卖了1户。熬了大半年,朋友们都傻眼了,他自己也感到山穷水尽。
  当年11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房改方案,要求单位不再提供福利房,房子将由商品房为主导。被“置之死地”的房产公司,转眼间让樊建川掌握了主动。成都双流机场需要一个完整的小区,樊建川开发的房子悉数售出,就此挖到了第一桶金。这时,他的梦也活了。赚到钱后,樊建川甩开膀子,只要是自己看中的抗战收藏品,马上就买。
  1998年7月,樊建川听闻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公文,是日军侵华的铁证。拍卖目录刚一公布,樊建川就听说有海外商人凑足资金准备“豪夺”。樊建川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他们抗衡,于是辗转找到卖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卖主愿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史料留下,留在中国人的手中。
  有一次,他在北方看到有人砸碉堡,就问:“兄弟,这碉堡谁修的?”一听是抗战时期的产物,他赶紧付钱,硬是把50吨的碉堡拆分成几十块,运回千里之外的四川。
  当时樊建川只是为了一份军人情结,在默默做这些事情。2001年,在卢沟桥抗日展馆参展时,樊建川把自己的藏品带到北京,国家文物局的人看到吓了一跳,当场14件展品被鉴定为一级文物,工作人员还向他讲解了申办私人博物馆的条件。樊建川回家后一拍大腿:“建!”
  对于他的这个大胆举措,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文物捐给国家就可以了嘛,没有必要掏钱搞这事。”但樊建川已经铁了心,一个民族要有记忆,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13亿人,12.5亿都过着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
  樊建川不但要建,一开始就把规划圈定在500亩左右。他四处去找合适的地块。人家一听,就觉得他是骗子:“哪有花500亩建博物馆的,你小子是来圈地做房地产的吧?”最后,只有成都大邑县信了樊建川。朋友听说他来真的了,一个劲儿骂他:“你傻啊,非要把钱砸在这件事上,博物馆就是个无底洞,你这是准备当烈士?”
  当时,凭着天赋和诚信苦干8年,樊建川已经把企业做进四川省前10名,还登上了中国富豪榜。他的企业在银行是3个A的信誉,也是优秀纳税企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期间,他在极重灾区都江堰建设的小区没有倒一间房、垮一块砖。
  生意越做越大的樊建川在成都市最繁华的地段,不仅拥有自建的商品房,还有办公楼、商铺、加油站……但为了“建一座民间抗战博物馆”的梦想,樊建川不管别人的意见,悉数卖掉了名下的资产,把钱全部投到了建博物馆上。
  手续办完,开工已是2004年11月,他却又给自己定了个目标:“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个大事,必须在8月15日开馆!”9个月建5个博物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血液里的军人战斗气质,让樊建川再次透出一股狠劲儿。每个馆的工地上,他都让人立着倒计时牌,他自己睡在建材堆上,天天在工地上骂人,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15日开馆,3天前大家都觉得不行,却硬是被他连战3天拼下来了!
  2005年8月15日,“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侵华日军罪行馆”,经6个部委专家组严格审查,全部合格,正式开展。
  “捡”出80亿,
  缔造博物馆聚落捐国家   不久,樊建川又收集到一件珍贵的抗战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用很小的篇幅报道了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消息。樊建川收藏之庞大,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手写资料30吨、书信40万封、日记近2万本、像章百万枚,800余万件藏品,每件藏品都是樊建川亲自经手,经鉴定的国家一级文物有153件。能在博物馆中展示的,不过百分之一。
  第一批5个展馆落定后,樊建川再接再厉,又建成“川军抗战馆”、“中国壮士群塑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援华义士广场”等系列场馆。
  到2011年,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聚落”——30个分馆,由30个世界一流设计大师设计,总占地500亩,超过1000万件藏品。中国人的抗战记忆,在安仁小镇上被激活了,透过一件件文物,那段沉重的历史有了血肉。每年100多万人次进到建川博物馆中,几乎都是流着泪离开。
  樊建川将248位飞虎队员的照片一一浇铸成瓷板像,挂在馆内。多年后,美国空军老兵罗伯特来到援华馆前,问道:“这里都是美国的老兵吗?”樊建川点点头说是,白发苍苍的罗伯特,当即号啕大哭。
  这样的画面,同样发生在“壮士群塑广场”。约3000平方米的中国地图上,200多位抗战名将、烈士的铁像,站在他们战斗或牺牲过的地方,一眼望去,令人肃然起敬。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父亲牺牲时她年仅两岁。就在广场揭幕的那一天,在壮士广场看到父亲雕像时,她泪如泉涌,抱着雕像痛哭:“爸爸,让我抱抱您!”
  更为令人震撼的地方,就是“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手印广场一排排玻璃上,印有4000多名抗戰将领及老兵的鲜红手印。为取这些手印,樊建川跑遍全国。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手印,许多都已经五指不全,多是被飞弹损毁的。
  以色列驻华大使进馆参观后,为樊建川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干了一件伟大的事,他留住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为了博物馆,樊建川把赚来的30亿元财富,一分不留全都投进去。在安仁镇这个公园式的博物馆聚落中,抗战、红色年代、民俗、地震四个系列共30座场馆的每一座,甚至每座场馆里的每一件文物,都如同一个个微小的像素,构成了巨幅历史画卷。
  为了打造这个全球唯一的博物馆小镇、中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群,昔日的亿万富豪樊建川,生活越来越简朴,他穿几十元钱的衣服,吃便宜的外卖。“建博物馆的投资是永远收不回来的,但我要求通过运营维持生计,毕竟这里有500多名员工。”他在开发红色旅游的同时,又在馆内结合文创产业,提供休闲配套服务。通过樊建川不懈打拼,集酒店、展馆、红色旅游等于一体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每年终于能实现2000万元的盈余。这些钱,能支撑博物馆的各项支出,结余的,樊建川都拿来买藏品。
  建川博物馆聚落,整体估值高达80亿元。但樊建川决定,自己死后,博物馆捐给国家,他和妻子已与当地政府鉴了裸捐协议书。樊建川发自内心地期望,这些珍贵文物可以被好好照顾,因为这是历史的见证:“一个人要成长的话,你的记忆一定要健全;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
  美国布莱恩大学曾于2008年授予樊建川名誉博士学位。终身教授杨洪推荐时写道:“我体会到一位有民族尊严的人,想为自己国家,甚至世界文化史,留下真实记录的豪迈。”冯小刚说:“他是个梦想家、冒险家,也是个实干家。”
  2017年,樊建川仍在搜集文物,筹备更多的展馆,关于改革开放的,关于时代建设的……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建满100座记录中国现代史的博物馆。《论语·里仁》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闪耀的价值,无非是为真理、正义事业而死。樊建川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舍弃了一切财富、名誉,甚至看淡了自己的生死,却激活了一个民族的记忆,并保留且延续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责编/方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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