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犹太作家的身份而闻名，作品却充满了对犹太人的嘲讽。
　　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逝于奥斯维新集中营的命运。
　　39年短暂的人生里，她一夜成名，但也被迅速遗忘。
　　半个多世纪后，一部遗稿让她再度复活，绽放耀眼光芒。
　　
　　流亡，通往文学之梦
　　
　　1903年，乌克兰基辅市富人区，一幢雕梁画栋的三层别墅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父亲是位大银行家。1913年，全家获准迁到圣彼得堡居住，这在当时是只有百分之三的犹太人才能享受的特权，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在俄国的地位和财势，可见一斑。
　　伊莱娜极少提起自己的母亲，从她的作品及她女儿对外祖母的描述中，可以推知她的母亲是个漂亮却虚荣的女人，耽溺物质享受，挥霍丈夫的钱，陶醉在英俊美男的包围中。据伊莱娜的女儿伊丽莎白回忆，二战结束后，失去双亲的她与姐姐，乞求外祖母收留，却被拒之门外。
　　伊莱娜一出生，母亲就对她不闻不问，全权丢给家庭教师照顾。1932年父亲去世后，母女俩关系更加疏远恶化。法国被德国占领后，母亲用假的拉脱维亚护照逃出巴黎。当她得知伊莱娜因生活拮据去她公寓拿走她的皮草时，立即通过中间人，写信要求女儿把皮草归还。伊莱娜也不示弱，在回信中冷冷的挖苦道：“没错，是我拿走了皮草……和别的东西。我早把它们卖了，让她的外孙女和女儿能多撑上一段时间。我想，能帮她女儿一把，她一定感到很荣幸。离开巴黎时，她早知道女儿既没钱也没工作。……注：很遗憾，那些破旧的皮草根本不值几个钱。”
　　1917年，俄国社会动荡不安，圣彼得堡成为革命的摇篮，内米洛夫斯基一家受到巨大威胁。于是，他们先搬到莫斯科，后逃往芬兰，1919年春天，从斯特哥尔摩辗转到法国。父亲很快在巴黎重建起生意，内米洛夫斯基一家仍旧维持着原来精致奢华的生活。
　　对16岁的伊莱娜来说，法国并非陌生的异乡。“从四岁起到战争（二战）爆发，我每年都会去法国一次，第一次在那里待了一年。从小抚养我长大的是位法国女家庭教师，在家中，我和母亲总是说法语。”和今日许多怀揣艺术理想的青年一样，伊莱娜把巴黎当作实现文学梦的应许之地。可是，这份对法国盲目天真的迷恋，也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舞会，母亲的遗传因子
　　
　　虽然内米洛夫斯基一家是从俄国逃亡到法国的犹太人，但在巴黎，他们既不参加犹太人的活动，也鲜少和俄国移民打交道，而与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中产阶级往来密切。
　　到达巴黎后的伊莱娜，随即和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渴望融入这个与自己犹太出身完全不同的世界。她频繁出入各种舞会，并在给女友的信里，炫耀自己如何成功虏获一个个男性。“我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三周，结识了一群英国青年……我使出浑身解数，让他们围着我团团转。”可有时玩得太过火，也闹出事情。“…来找我，给我上了两个小时的课：训斥我似乎太轻浮，告诫我挑逗男孩是种很坏的行为，诸如此类。你知道，我把亨利甩了，……第二天……他揣着枪来找我？……我有点紧张……幸好最后，他的朋友把他带走了。然而我开始反思，也许不应该开感情玩笑……玩弄别人的感情！”
　　也是在舞会上，伊莱娜遇到了米歇尔·爱普斯坦、一个“肤色很深的棕发小个子男人”。米歇尔也是出生于犹太金融家家庭，和伊莱娜一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两人可谓门当户对，可母亲却对这门亲事不太赞同。“昨天有个笨蛋问我母亲，‘到处都在传言，你的女儿要嫁给爱普斯坦了，这是真的吗？’你应该看看我母亲当时的表情……简而言之，事情发展的不那么顺利。”
　　尽管母亲反对，23岁的伊莱娜还是于1926年夏天与米歇尔在巴黎登记结婚了，两人并未举行犹太式的婚礼。婚后的伊莱娜，收起花蝴蝶般的社交生活，从舞会中抽身，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转移到文学创作上。
　　
　　写作，惊艳法国文坛
　　
　　如果说法国给内米洛夫斯基一家提供了政治庇护和经济保障，那么它带给伊莱娜的，则是心灵和精神的自由，她可以用她喜欢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
　　一到巴黎，伊莱娜便开始向法语杂志投稿。最初，她给一本面向男性读者的杂志配写漫画对话。虽然这份杂志充斥着裸女素描和供人消遣的故事，内容并不怎么高雅，但对伊莱娜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文字可以得到发表。挣得的第一笔稿费，令她深感骄傲。“杂志主编一脸惊讶的盯着眼前这位17岁的投稿者，她看上去更像个15岁的小女生。”
　　


　　伊莱娜不可思议的文学天赋，震惊的不只是这家三流杂志的主编。1929年，文学巨匠普鲁斯特的著作出版人Bernard Grasset 收到一份没有签名的手稿，信封上只署名“爱普斯坦”（伊莱娜丈夫的姓氏）。他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但当他读完手稿，难掩发掘到一颗文坛新星的喜悦和兴奋。据他的助手回忆，“第二天，Grasset就给这位作者回信，表示非常愿意出版这部作品，并请他尽快前来出版社签约。可是等了三个礼拜，作者仍没出现，于是我们在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广告…最后，事情进展顺利。一位（身材娇小、黑发、俄罗斯血统、羞涩的）年轻女子来到出版社，不到半个小时内就签下了出版合约。”
　　
　　《大卫·格德尔》一经问世，便在巴黎文坛引起史无前例的轰动，评论界毫不吝啬的用各种溢美之辞赞许这部作品和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但小说里对犹太人漫画式的讽刺和批判，也招致犹太读者的指责。
　　事实上，《大卫·格德尔》反映了伊莱娜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从小在上流社会长大，特权与财富造成的优越感，使她看不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犹太小商贩，嫌恶他们的贫穷肮脏，可另一方面，对于自己身处的大金融资产阶级，她亦充满憎恶与不屑，深悉他们对金钱无止境的贪婪和精于世故的狡诈伪善。伊莱娜从心底鄙弃和拒绝这个势利冷漠的世界，可摆脱不了这一出身在她骨子里留下的烙印。这种撕裂，演变成她笔下对人性清醒而冰冷的嘲讽，同时折射出她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困境。犹太血统，是她改变不了的宿命，无法认同做一个犹太人，是她一生悲剧的根源。
　　她试图通过写作，与过去决裂，为自己确立一个新的身份。她曾说，“我希望，并相信，我是一个法国作家，而不是俄国作家。我说法语比说俄语开始得更早。除了学校的家庭作业，我从未用俄语写过任何东西。我思考、甚至连做梦，用的都是法语。”
　　
　　遗稿，因文字而重生
　　
　　虽然伊莱娜的作品得到右翼人士的欣赏和青睐，都无法改变一个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在纳粹铁蹄下的命运。1942年她被送往奥斯维新集中营，没多久在那里感染伤寒身亡。
　　在避难勃艮第的两年中，伊莱娜每天仍花大量时间在写作上。1940年，目睹德国入侵法国，伊莱娜计划创作一部五卷、1600页的巨幅长篇小说《法兰西组曲》，详细记述法国社会各阶层──从上流社会、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对战败沦亡的反应和表现。时间没有允许伊莱娜完成这项宏伟的计划，只留下两卷手稿《六月风暴》和《柔板》。女儿误把它们当作母亲的日记，不愿打开这份痛苦的回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当她决定把母亲的所有文档捐献给法国现代档案出版馆后，才第一次展读那些细小字迹下的故事，从而发现了母亲的遗作。
　　《法兰西组曲》获得如潮好评，被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作品相提并论。这是二战文学里首部创作于战争期间的小说。2006年1月，伊莱娜的女儿在接受BBC采访时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快乐是看到这本书被人们传阅。那是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的母亲因此复生。它证明，纳粹并没有成功的杀害她。这不是复仇，但是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