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释迦牟尼结禅定印，跏趺坐，圆形头光与椭圆形身光清晰可见，连头光、身光内发丝般的光芒线都一清二楚。但毕竟年代久远，佛陀面部只能见其轮廓，难辨细节，佛陀左、右两侧与手印平行处各有两座佛塔，莲花座下有三行文字，塔尖至顶部有数目不一的六行文字。有专家说，这是笈多文，也有人认为是古梵文的。这是一枚擦擦，泥质，呈桃形，背部有用手拿捏过的印迹，尤其是桃尖后背处中指和食指捏起的一条印棱非常明显，似乎还留着信徒打制时手上的余温。翻阅国内与擦擦相关的已有知名专著图录及图齐的《梵天佛地》，怎么也找不到与其类似的作品。这枚擦擦究竟有着怎样的神秘之处？谁又能解开它的前世今生？
　　何谓擦擦，从何来，为何来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擦擦”的藏传佛教宗教用品突然被艺术家、收藏家和鉴赏家们青睐推崇，渐渐从雪域高原的丛林高塔走进大众的视野。在刘栋先生编著的我国第一部关于擦擦的大型专著《擦擦——藏传模制泥佛像》中，给“擦擦”下定义为：“一种模制的泥佛或泥塔。”藏地发现的早期印度风格的擦擦多由红色陶土塑成，边缘不规整，胎泥外溢，图案以神降塔、吉祥塔和菩提塔居多，且大都印有般若经咒。此后，藏地也开始制作擦擦，内容、题材逐渐增多，藏文的六字真言由藏文转写的梵文经咒取代。
　　说到擦擦研究，世界上声名显赫的非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教授莫属，他对擦擦的定义和宗教用途总结如下：
　　擦擦是一种小像，可以是塔形，也可以表现佛教天众，或含有总摄教法的陀罗尼。擦擦一般用土和水捏制，有时也添加大喇嘛的身骨。因各种因缘而掺入青稞或小麦也不罕见：他们或用于开光、或用于祈求丰年、或用于还愿。
　　“擦擦”一词原初仅用来表示佛塔，后来才衍生出“佛像”的含义。擦擦大者盈尺，小者不足半寸。以浮雕为多，圆雕为少，塔擦除外。作为微型的泥塑艺术，擦擦的特点是可塑性极强，并且就地取材就能完成。擦擦艺术的起源和形成与古印度佛教的传播有关，它是古老亚洲文明的一部分，早在我国古代的唐朝时期，它就已经作为“善业泥”出现在了中原大地。
　　据图齐在《西藏考古》一书中考证，在塔内存放擦擦的习俗，最早起源于古印度在石板塔肚存放圣物这种风俗传统。这样的方式可以起到保护和藏匿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与佛塔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体积较小，擦擦在僧侣传教的过程中易被携带。公元7世纪初，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倡导下，佛教正式传入西藏，佛塔这种佛教建筑物也一并流入，并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逐渐流向其他地区，擦擦也是佛塔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擦擦”一词最早见诸汉文史籍《元史·释老传》：“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或十万、二十万以至三十万。”其名称是从当时的藏语直接音译过来的。而以外来名称记载的就更多了，早期大多见于唐代佛教文献，如“小窣堵婆”“泥制底”“拓模泥像”等。
　　刘栋先生认为，藏传佛教僧俗制作擦擦的目的在于积攒善业功德，并将其视作消灾祈福的圣物。擦擦多用于佛像及佛塔的装藏，有些则直接置于寺庙、修习的岩窟或“擦康”“门塘”内，还有的堆放在山顶和路口的嘛呢堆处，与风马旗、嘛呢石刻和经幡一起受到信众的顶礼膜拜。除以上供奉方式外，还流行将擦擦安放于随身佩带的嘎乌之内，以便随时随地观想礼赞。此外，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的官员，还把盛有擦擦的嘎乌戴在发髻中，以作为官位等级的标志。
　　桃形擦擦多人难识，机缘巧合遇知音
　　2012～2015年初，笔者在甘肃省嘉峪关市工作，闲暇时光总在嘉峪关、酒泉两地的古玩市场转悠，记不清是在哪家古玩店，笔者获得了几枚桃形擦擦，店主告诉我，这是在酒泉附近的乡下出土的。尽管十几年来钻研藏传佛教艺术品，但对眼前的这几枚擦擦仍然显得力不从心，从任何资料中都找不到对这类擦擦的介绍。
　　2015年11月，在敦煌莫高窟，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人参加敦煌研究院举行的“犍陀罗艺术研修班”，笔者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学习结束回到兰州后，我将这枚擦擦的图案转发在研修班同学圈内，因为我知道这期的研修班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必有学者识其一面。果不其然，现任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生导师、晨晖学者、《中国美术研究》编辑部主任朱浒联系我并告知，他手里有一枚与这擦擦非常相似的铜制范。
　　我速将一枚成品寄给朱老师。
　　朱浒，这位年轻的副教授、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一直痴心于研究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2014年末，朱浒老师在考察宁夏同心县窖藏古代钱币时了解到，当地农民在耕作时拣选出一枚铜质擦擦模具，引发了他浓郁的研究兴趣。通过对此类擦擦与擦擦范的系统梳理与研究，他认识到其重要的艺术与历史价值。
　　朱浒老师发现的这枚擦擦范整体呈桃形，高58.4毫米，宽47.3毫米，厚26.3毫米；背后有钮，高18毫米，直径13毫米。总重量为86.9克。其为典型的佛像擦擦，图像正面为一尊佛像，施禅定印，结跏趺坐，高肉髻。佛像有身光，腿的两侧各排有两座小型佛塔，佛塔顶端为十字形。在佛像及佛塔的周围分布着九行梵文铭文，佛塔上为六行，佛塔下为三行，以佛像为中心均勻分布在桃形擦擦范中。范中有一个高约5毫米、宽约2毫米的凸起外郭，对中心图像起到了保护作用。背后有钮，钮的根部有一个穿系的孔，钮上也有一个梵文文字。经初步分析，这一擦擦范为较为典型的“佛—塔—铭文”类型的脱佛类擦擦范，有必要对其年代、铭文等信息进行考释与研究。
　　宁夏出土梵文脱佛铜质擦擦范为西夏制品
　　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宁夏贺兰县拜寺口佛塔、宁夏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马莲口、武威亥母洞、银川山嘴沟石窟、宁夏自治区博物馆藏品、内蒙古额济那旗藏品以及部分私人藏品的图像对比、分类与分析，朱浒确定这类“佛—塔—铭文”型擦擦范的年代可定为公元11～12世纪，是藏传佛教后弘初期的西夏制品。
　　在《中国美术研究》杂志中，朱浒撰文指出： 　　从地域上看，这类擦擦广泛分布在河西走廊至宁夏、内蒙古一带，属西夏故地，可定为西夏制品。其中，武威亥母洞中所见擦擦与银川山嘴沟石窟第3窟出土擦擦、兰州朱建军藏擦擦同这一铜质擦擦范存在明显的一致性和模压关系，可视其为西夏制品之关键证据。
　　这类“佛—塔—铭文”型擦擦的图像学源头主要在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和波罗王朝。在吐蕃和古格王朝时期，这类擦擦图像逐渐进入西藏，被归纳为“后弘早期”类型，对西夏擦擦产生了影响。其中，古格王朝在印度擦擦和西夏擦擦的源流变化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朱浒认为，这种带有鲜明藏传佛教特点的擦擦在西夏的广泛流布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和传播媒介三个角度审视，这种擦擦无疑承载了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在吐蕃与西夏间的传播与发展。
　　破解擦擦范铭文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梵巴语言文化专业段晴教授的两名研究生对这一对擦擦范梵文进行了破解。从梵文书体角度看，这些梵文大部分属于梵文尼泊尔勾体，约流行于公元11世纪，而第四行看起来像兰扎体，风格大不一样。
　　梵文共九行，上面六行分布在佛像的左、右两侧，除第一行仅为一个单词外，其他五行均可分为左、右两部分。下面三行文字较多。释读如下：
　　第一行：hr
　　第二行左：u
　　第二行右：m
　　第三行左：u
　　第三行右：hro
　　第四行左：u ja
　　第四行右：khh（兰札体）
　　第五行左：u barma
　　第五行右：pada
　　第六行左：u ami
　　第六行右：au d
　　第七行：dhamm tanaya na gajautrath ogha
　　第八行：marka tarka sarav kay nighadha
　　第九行：ramrdpad amaa
　　按照当时佛教的流行用法，前六行皆为咒语，音译即可，无实际意义。后面三行较为完整，可以释读为：“法、家庭，此处不是大象、洪水；一切思考、推测，以何种方式放置；给予美丽，给予水，享受和平。”
　　朱浒指出，这些梵文铭文属于梵文尼泊尔勾体和兰扎体，其年代可定为约公元11世纪。这一结论同我们从图像学角度得出的结论完全吻合，即其年代为西夏时期。铭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咒语，主要位于佛像的四周和佛塔的上部，下部是祈福和发愿文。
　　神秘擦擦解开千年西夏身世之谜
　　通过朱浒副教授《宁夏出土梵文脱佛铜制擦擦范研究》一文的研究結果，我们可知此梵文脱佛铜质擦擦范是公元11～12世纪藏传佛教的重要文物，是目前仅见的西夏铜质脱佛擦擦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它为我们对类似文物的年代判定与图像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同时，由于其梵文铭文确凿，为我们了解波罗王朝的藏传佛教艺术在后弘初期对中国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照。
　　朱浒老师同时指出，一些个人藏家收藏的西夏擦擦，散见于一些出版物和文章中。朱老师特别提到笔者在《擦擦：微缩的佛世界》一文中著录了一枚擦擦，同武威亥母洞出土西夏擦擦类似，只是更加精细，梵文清晰可辨，与此铜质擦擦范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枚擦擦呈桃形，中央为一结跏趺坐的佛像，佛像左右两侧各有两尊佛塔，佛塔的上方散见一些梵文，佛的下方有三行较为完整的范文铭文。原文将其定为“古格擦擦”，年代为8世纪，明显偏早。
　　朱老师在文章中也提及这段别有意味的交往，以及就铜制擦擦范的相关问题进行的讨论。通过对笔者所赠一品泥质擦擦和铜范的实物对比，其尺寸完全吻合。至此，让笔者迷惑不解的擦擦终于解开了其千年西夏身世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