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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现代农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以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充分自给为重中之重的发展目标，特别是在四化同步发展的背景下，要求准确定位中国现代农业的实现路径、要求和政策取向。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我国农业现代化立足于四化同步的发展要求，必须考虑与其他三化的关系，特别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现阶段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城镇化不在一个平台上。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也考虑了四化的不平衡性，对四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有差别的。从总体上看，要实现四化同步的总体目标，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四化基本平衡发展，否则农业的短板效应必将影响其他三化的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也会打折扣。
农业产值占GDP的10%是一个转折点。目前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大多在10%左右，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期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1%，这表明我国农业也应当具备现代化的特征。一方面农业要能支撑国民经济各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业资源配置相对于非农产业不再具备比较优势，农业高成本特征凸现，也应像发达国家那样逐渐成为高补贴、高支持的行业。换言之，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越低，获得支持保护的力度应越强。
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相互影响。工业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过去工业化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现在则更多表现在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装备、管理支撑，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城镇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表现为转移农村人口，而是要让农民变市民，使农民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住房、教育和社保等公共服务。农民变市民既可以扩大消费的即期需求，也可以带动住房投资等长期需求。
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体现在各种政策导向上。我国与巴西、阿根廷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一样，农业资源短缺决定了我国农业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力度，逐步健全农业投入、价格、补贴等政策。从长期看，中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和强度将与北欧、日韩等农业资源短缺国家高度相似。
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的贡献因素在变化。随着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农业的产品贡献和市场贡献功能需要不断强化。而随着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不断减少，要素贡献的功能需要逐渐弱化，特别是土地资源贡献应当慎之又慎。
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要求农业生态贡献的功能更加凸显，并要求得到加强。此外，农业对稳增长控物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稳定，对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出。
纵观上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历程，60年代-70年代全世界超过中等收入标准的101个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最终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被阻挡在“高收入之墙”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自然很多，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处理得怎么样，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日韩虽然创造了增长奇迹，但它们都是小国，农业规模和作用有限，问题相对好处理。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影响大，矛盾难以化解。这类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高度相关。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创造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功范例，既需要借鉴日韩等成功国家的经验，更需要避免重蹈巴西、阿根廷等大国覆辙。在激发各方面积极因素的同时，对农业农村发展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强化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哺带动作用，同时合理调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要素贡献重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补上农业这块短板，形成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的格局，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重要农产品供给不可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这一点既区别于美国、加拿大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大国，这类国家只需要在一两个大宗农产品上保持全球竞争力即可，如美国的玉米、加拿大的小麦；也区别于以色列、荷兰等农业资源约束明显的国家，这类国家需要保持的是某些特色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如以色列的灌溉农业、荷兰的奶酪鲜花产业；同时也区别于日韩等农业资源短缺的国家，它们只需要保持水稻等重要农产品自给率即可，其余农产品主要通过进口解决。
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主要农产品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国际市场满足供给，这就决定了我国农业区别于世界各国农业，特征明显。因此，现代农业的定位就是基本依靠自给解决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
我国现代农业阶段性特征明显。现阶段，我国现代农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表现有明显的区别，主要在于：目标要求多元化。农产品供给既有总量平衡、结构平衡问题，又有产销平衡、区域平衡、自给和进出口平衡问题，要求是多元的；产业类型多样化。农牧渔各产业、各品种的供给都要有保障，特别是粮食各品种都要求基本自给，这点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差异化。各地资源禀赋不相同、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农业发展模式差异化明显，有些地方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些地方要求提高土地产出率。但总的来说都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功能定位延展化。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明显变化，贡献因素有增有减，需要特别强化产品供给功能，同时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传承、观光休闲等新功能；资源要素均衡化。实现农业多元化目标，要求均衡投入各种资源要素，充分释放全要素生产力，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诸多制约因素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要实现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多元化目标，体现其鲜明的定位特征，还面临很多关键的制约因素：
一是资源状态。农业资源不仅数量紧缺，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二是科技水平。关键是创新能力不强，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同时成果转化和推广也严重滞后。
三是生产成本。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和转移人口的城镇化，农业成本上升主要体现为人工成本上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愈发关键。
四是经营主体。目前2.4亿农户家庭80%属于自给型、生存型，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造就职业农民迫在眉睫。
五是政府行为。政府如何为农民提供有效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还有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破解。政府行为调整势在必行。
必须释放全要素生产能力。只有充分挖掘各种资源要素的生产潜力，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才能释放全要素生产能力，有效破解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外部制约。最关键的对策是：
提高中低产田的产出能力。按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要注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二要注重耕地质量建设，培肥地力；三要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依靠机械化替代农业劳动力，是释放全要素生产能力的关键。为此，一是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二是解决好农机农艺融合问题；三是培育农机服务组织。
提高农业单产水平。着力解决农业科技中的创新问题，大力培育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突破性科技成果，努力提升单产水平，这方面空间很大、潜力也很大。
培养新型经营主体。完善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鼓励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发展、做大做强，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特别是要加快培育家庭农场，按照“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约生产”的内涵标准认定，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调整政府行为。下决心解决农业经营方式问题，促进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一要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二要为普通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更高质量的公益性生产服务。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保障农产品供给是重中之重。由此决定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最重要任务是确保粮食总量平衡。
粮食供需趋紧是长期趋势。首先有一个基本判断，即粮食供给增长相对于需求增长是缓慢的。需求增长主要源于食物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工业化、城镇化未结束之前不会停止。2006年-2011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35%-38%之间徘徊，同时表明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延缓了食品消费占比下降的趋势。观察近年来粮食供需形势可以发现，需求目前正处在刚性增长阶段，而供给压力日趋加大，粮食供需趋紧是长期趋势。
粮食问题的核心是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从总量平衡看，尽管我国重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却潜存着结构失衡、产销失衡和进出口失衡的危险。特别是对比发达国家的食物结构和农产品人均占有水平可以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城乡居民食物结构发生变化，肉奶蛋消费水平提高、比重增加。比如美国人均粮食、牛奶、植物油消费量分别为1000公斤、260公斤、130公斤，分别是我国的2.5倍、9.3倍、2.2倍。这将极大地增加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给压力。
从结构平衡看（主要指国内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平衡），这几年粮食“九连增”、人均粮食占有水平提高，是以减少粮食以外的农产品种植面积和生产能力为置换代价的，是以粮食以外的农产品自给能力降低和进口量增加为置换代价的。
2012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达1125亿美元，进口依存度已达14%，比2006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粮食净进口1296万吨，大豆、植物油、棉花、食糖进口量分别达5838万吨、960万吨、542万吨、370万吨。据专家统计，我国进口的农产品已相当于6亿亩耕地的产出量。实现结构平衡难度越来越大。
要明确自给和进口的政策指向。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占全世界粮食总量的25%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我国农产品供给充足，全球粮食安全就能得到更好保障，全球粮食价格就更容易保持稳定，这本身就是中国农业对全球农业做出的贡献。因此，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基本政策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自给能力和水平。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对重要农产品进行战略排序。根据大宗农产品需求规模、国内生产潜力和利用国际市场的可能，统筹规划、合理确定各品种的阶段性自给率目标，有保有压有放，并相应调整产业结构。以粮食特别是水稻为首要保障对象，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可适当进口，对没有比较优势、无关国计民生的小宗农产品，完全可以放开进口。既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也为其他国家出口农产品提供空间。
提高农产品自给水平。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没有比较优势也必须保障。在此前提下，一要充分释放各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加快大宗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建设，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发挥资源潜力；二要做大做强现代种业，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提高农业单产水平，发挥科技潜力；三要建立农产品价格稳定增长机制，凸显价格对生产的激励作用，发挥政策潜力。
加强进出口调控。思考和谋划我国农业在全球农业中的准确定位，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出口农产品竞争力，也合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进口调剂余缺和防范进口冲击之间找到平衡点。
首先，充分利用世贸政策空间，加大生产性补贴力度，实现财政支持总量增加、比例提高、结构优化。
其次，充分运用关税、配额管理等措施，加强对大宗农产品的保护，做好贸易预警，及时启动贸易救济，加强贸易补偿，强化外资监管。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民逐渐分工分业，大量农民特别是已经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将转变为市民。这将使现阶段农民群体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新的社会成员。进城农民可以保持与土地的财产关系，但一定要隔离其与土地的经营关系。留在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则通过提高生产集约化、专业化程度，成为农业的职业从业者。这种职业分化可以使农业从业者随着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而完全依靠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农业人口分化为两大群体，有助于农民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相互协调，使农业成为体面的职业，农民成为有尊严的群体。
培育职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不同优势，也面临不同问题。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其优势在于兼具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的特点，既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能获得较高的经营收入，应当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扶持政策不完善，整体力量还比较薄弱。
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优势在于能将农民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通过组织化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是未来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中坚力量。面临的问题是运行机制普遍不够规范，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不强。
农业企业，其优势在于资金充足、管理先进、科技水平高，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强农业竞争力的主导群体。问题在于逐利动机强，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存在“非农化”“非粮化”倾向。
各类主体面临的问题不同，政策重点也应不同。
强化对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尽快研究针对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帮助其解决土地流转、设施用地、流动资金、风险保障等突出问题。同时着力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为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生产性服务。
加强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重点加强示范社建设，扶持政策和合作社是否规范相挂钩，引导合作社健全运行机制。
探索工商企业租种耕地的准入监管办法。研究提出鼓励和限制工商企业进入的农业领域，探索监管工商企业经营风险、土地用途的具体办法，既要有效控制“非农化”现象，也要避免束缚企业发展活力。
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我国农业现代化立足于四化同步的发展要求，必须考虑与其他三化的关系，特别是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关系。现阶段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板，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城镇化不在一个平台上。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也考虑了四化的不平衡性，对四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有差别的。从总体上看，要实现四化同步的总体目标，必须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四化基本平衡发展，否则农业的短板效应必将影响其他三化的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也会打折扣。
农业产值占GDP的10%是一个转折点。目前发达国家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大多在10%左右，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判断标准之一。去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同期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0.1%，这表明我国农业也应当具备现代化的特征。一方面农业要能支撑国民经济各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业资源配置相对于非农产业不再具备比较优势，农业高成本特征凸现，也应像发达国家那样逐渐成为高补贴、高支持的行业。换言之，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越低，获得支持保护的力度应越强。
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城镇化相互影响。工业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过去工业化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现在则更多表现在为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装备、管理支撑，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城镇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表现为转移农村人口，而是要让农民变市民，使农民享受到和城镇居民一样的就业、住房、教育和社保等公共服务。农民变市民既可以扩大消费的即期需求，也可以带动住房投资等长期需求。
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体现在各种政策导向上。我国与巴西、阿根廷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一样，农业资源短缺决定了我国农业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国家必须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力度，逐步健全农业投入、价格、补贴等政策。从长期看，中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和强度将与北欧、日韩等农业资源短缺国家高度相似。
农业对工业化、城镇化的贡献因素在变化。随着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农业的产品贡献和市场贡献功能需要不断强化。而随着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不断减少，要素贡献的功能需要逐渐弱化，特别是土地资源贡献应当慎之又慎。
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要求农业生态贡献的功能更加凸显，并要求得到加强。此外，农业对稳增长控物价有重要意义，农产品供给充裕、价格稳定，对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出。
纵观上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历程，60年代-70年代全世界超过中等收入标准的101个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最终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国家至今仍被阻挡在“高收入之墙”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自然很多，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处理得怎么样，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日韩虽然创造了增长奇迹，但它们都是小国，农业规模和作用有限，问题相对好处理。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既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影响大，矛盾难以化解。这类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绝对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高度相关。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能否实现持续增长，创造大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功范例，既需要借鉴日韩等成功国家的经验，更需要避免重蹈巴西、阿根廷等大国覆辙。在激发各方面积极因素的同时，对农业农村发展不能有丝毫放松，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强化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反哺带动作用，同时合理调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要素贡献重点，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补上农业这块短板，形成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的格局，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坚实基础。
准确定位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重要农产品供给不可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这一点既区别于美国、加拿大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大国，这类国家只需要在一两个大宗农产品上保持全球竞争力即可，如美国的玉米、加拿大的小麦；也区别于以色列、荷兰等农业资源约束明显的国家，这类国家需要保持的是某些特色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如以色列的灌溉农业、荷兰的奶酪鲜花产业；同时也区别于日韩等农业资源短缺的国家，它们只需要保持水稻等重要农产品自给率即可，其余农产品主要通过进口解决。
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主要农产品不可以、也不可能完全通过国际市场满足供给，这就决定了我国农业区别于世界各国农业，特征明显。因此，现代农业的定位就是基本依靠自给解决主要农产品供给问题。
我国现代农业阶段性特征明显。现阶段，我国现代农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表现有明显的区别，主要在于：目标要求多元化。农产品供给既有总量平衡、结构平衡问题，又有产销平衡、区域平衡、自给和进出口平衡问题，要求是多元的；产业类型多样化。农牧渔各产业、各品种的供给都要有保障，特别是粮食各品种都要求基本自给，这点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差异化。各地资源禀赋不相同、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农业发展模式差异化明显，有些地方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些地方要求提高土地产出率。但总的来说都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功能定位延展化。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明显变化，贡献因素有增有减，需要特别强化产品供给功能，同时拓展生态环保、文化传承、观光休闲等新功能；资源要素均衡化。实现农业多元化目标，要求均衡投入各种资源要素，充分释放全要素生产力，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诸多制约因素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要实现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多元化目标，体现其鲜明的定位特征，还面临很多关键的制约因素：
一是资源状态。农业资源不仅数量紧缺，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资源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二是科技水平。关键是创新能力不强，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同时成果转化和推广也严重滞后。
三是生产成本。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和转移人口的城镇化，农业成本上升主要体现为人工成本上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愈发关键。
四是经营主体。目前2.4亿农户家庭80%属于自给型、生存型，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造就职业农民迫在眉睫。
五是政府行为。政府如何为农民提供有效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还有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破解。政府行为调整势在必行。
必须释放全要素生产能力。只有充分挖掘各种资源要素的生产潜力，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才能释放全要素生产能力，有效破解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外部制约。最关键的对策是：
提高中低产田的产出能力。按照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要注重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二要注重耕地质量建设，培肥地力；三要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依靠机械化替代农业劳动力，是释放全要素生产能力的关键。为此，一是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二是解决好农机农艺融合问题；三是培育农机服务组织。
提高农业单产水平。着力解决农业科技中的创新问题，大力培育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突破性科技成果，努力提升单产水平，这方面空间很大、潜力也很大。
培养新型经营主体。完善针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鼓励新型经营主体规范发展、做大做强，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特别是要加快培育家庭农场，按照“家庭经营、规模适度、一业为主、集约生产”的内涵标准认定，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调整政府行为。下决心解决农业经营方式问题，促进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一要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二要为普通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更高质量的公益性生产服务。
最重要是确保粮食总量平衡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保障农产品供给是重中之重。由此决定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最重要任务是确保粮食总量平衡。
粮食供需趋紧是长期趋势。首先有一个基本判断，即粮食供给增长相对于需求增长是缓慢的。需求增长主要源于食物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工业化、城镇化未结束之前不会停止。2006年-2011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35%-38%之间徘徊，同时表明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延缓了食品消费占比下降的趋势。观察近年来粮食供需形势可以发现，需求目前正处在刚性增长阶段，而供给压力日趋加大，粮食供需趋紧是长期趋势。
粮食问题的核心是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从总量平衡看，尽管我国重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却潜存着结构失衡、产销失衡和进出口失衡的危险。特别是对比发达国家的食物结构和农产品人均占有水平可以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导致城乡居民食物结构发生变化，肉奶蛋消费水平提高、比重增加。比如美国人均粮食、牛奶、植物油消费量分别为1000公斤、260公斤、130公斤，分别是我国的2.5倍、9.3倍、2.2倍。这将极大地增加我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给压力。
从结构平衡看（主要指国内的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平衡），这几年粮食“九连增”、人均粮食占有水平提高，是以减少粮食以外的农产品种植面积和生产能力为置换代价的，是以粮食以外的农产品自给能力降低和进口量增加为置换代价的。
2012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达1125亿美元，进口依存度已达14%，比2006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粮食净进口1296万吨，大豆、植物油、棉花、食糖进口量分别达5838万吨、960万吨、542万吨、370万吨。据专家统计，我国进口的农产品已相当于6亿亩耕地的产出量。实现结构平衡难度越来越大。
要明确自给和进口的政策指向。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占全世界粮食总量的25%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我国农产品供给充足，全球粮食安全就能得到更好保障，全球粮食价格就更容易保持稳定，这本身就是中国农业对全球农业做出的贡献。因此，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基本政策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提高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自给能力和水平。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对重要农产品进行战略排序。根据大宗农产品需求规模、国内生产潜力和利用国际市场的可能，统筹规划、合理确定各品种的阶段性自给率目标，有保有压有放，并相应调整产业结构。以粮食特别是水稻为首要保障对象，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可适当进口，对没有比较优势、无关国计民生的小宗农产品，完全可以放开进口。既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也为其他国家出口农产品提供空间。
提高农产品自给水平。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没有比较优势也必须保障。在此前提下，一要充分释放各地农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加快大宗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建设，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发挥资源潜力；二要做大做强现代种业，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提高农业单产水平，发挥科技潜力；三要建立农产品价格稳定增长机制，凸显价格对生产的激励作用，发挥政策潜力。
加强进出口调控。思考和谋划我国农业在全球农业中的准确定位，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出口农产品竞争力，也合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进口调剂余缺和防范进口冲击之间找到平衡点。
首先，充分利用世贸政策空间，加大生产性补贴力度，实现财政支持总量增加、比例提高、结构优化。
其次，充分运用关税、配额管理等措施，加强对大宗农产品的保护，做好贸易预警，及时启动贸易救济，加强贸易补偿，强化外资监管。
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农民逐渐分工分业，大量农民特别是已经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将转变为市民。这将使现阶段农民群体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新的社会成员。进城农民可以保持与土地的财产关系，但一定要隔离其与土地的经营关系。留在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则通过提高生产集约化、专业化程度，成为农业的职业从业者。这种职业分化可以使农业从业者随着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而完全依靠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农业人口分化为两大群体，有助于农民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相互协调，使农业成为体面的职业，农民成为有尊严的群体。
培育职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不同优势，也面临不同问题。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其优势在于兼具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的特点，既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能获得较高的经营收入，应当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主要模式。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扶持政策不完善，整体力量还比较薄弱。
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优势在于能将农民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通过组织化实现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是未来提供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中坚力量。面临的问题是运行机制普遍不够规范，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不强。
农业企业，其优势在于资金充足、管理先进、科技水平高，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附加值、增强农业竞争力的主导群体。问题在于逐利动机强，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存在“非农化”“非粮化”倾向。
各类主体面临的问题不同，政策重点也应不同。
强化对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尽快研究针对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的扶持政策，帮助其解决土地流转、设施用地、流动资金、风险保障等突出问题。同时着力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为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生产性服务。
加强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建设。重点加强示范社建设，扶持政策和合作社是否规范相挂钩，引导合作社健全运行机制。
探索工商企业租种耕地的准入监管办法。研究提出鼓励和限制工商企业进入的农业领域，探索监管工商企业经营风险、土地用途的具体办法，既要有效控制“非农化”现象，也要避免束缚企业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