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匮乏的水资源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一些地方，为了获取水资源，人们不惜过量开采地下水，而企业向地下含水层排污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面对这一情况，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新光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提出，“地下水资源严重告急，地下水资源保护法的制定应当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他还表示，新疆通过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农业，助推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这对于缺水地区的发展，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地下水超采与污染现象严重
　　董新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多年来大量开采地下水，已成为一些地区，特别是华北、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解决水资源严重不足的途径，时至今日地下水严重超采和污染的后果已经凸显，到了亟须治理的关键时刻。
　　据此前媒体报道，全国地下水的年均超采量达到215亿立方米，占地下水供水量的20%，地下水超采区的总面积近19万平方公里。而据北京市水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从1999年起，北京年均超采地下水5亿立方米，已累计超采50亿～60亿立方米地下水。
　　董新光表示，地下水超采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地下水位快速下降，严重的每年下降2～7米，地下水深埋超过百米。在北京，连年的超采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1月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与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0.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1.5亿立方米，而与开始超采前的1998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下降12.8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65亿立方米。
　　此外，超采现象严重的50多个城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地面沉降，累计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总面积超过7.9万平方公里。
　　董新光还表示，除了超采，地下水污染现象也比较严重。有媒体报道，我国90%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64%污染严重。
　　制定“地下水资源保护法”
　　刻不容缓
　　虽然中国地下水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但这一现象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比如在华北地区，虽然部分区域因超采已经形成地下“漏斗区”，但人们对此却浑然不觉。
　　对此，董新光表示，事实上，这正是造成地下水资源超采、污染不断加剧的一个原因。他分析，地下水资源具有系统的复杂性、运移的缓慢性、演变的滞后性等特性，使地下水利用引起的资源与环境变化具有很大欺骗性和隐瞒性。
　　董新光认为第二个原因是体制不顺、责权不明，造成地下水管理无序。目前地下水实际上由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两个部门管理，两个系统，两套体制，两队人马，造成地下水资源的管理自上而下相互掣肘，资源、人才、经费严重浪费。
　　此外，董新光认为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系统性、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他表示，“虽然我国现行相关法规，如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城市地下水开发利用保护管理规定等都有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内容，并规定了一些原则性的条款，但各个法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形成不了具体有效的法律效果。在地下水资源管理方面，至今仍存在着立法进程滞后、现行法规规定权利义务失衡、缺乏操作性、法制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董新光说，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地下水资源保护的关键。在立法中要对地下水资源保护的立法基本原则进行架构，突出三项基本原则，即污染者负担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的原则。他呼吁国家尽快把地下水资源保护法立法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重新分配政府各部门间的权责，健全水资源管理体制。
　　通过推进高效节水灌溉
　　农业破解水资源瓶颈
　　新疆地区是我国严重缺水的区域，那么新疆在发展中，是如何利用水资源的呢？
　　对此，董新光表示，大力发展水利事业，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农业，是新疆农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是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助推器。
　　董新光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研究，新疆研究出适应地方的节水灌溉技术，并得到逐步推广。
　　据新疆水利部门统计，新疆推广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后，农业用水亩均减少用水量100立方米以上，而粮食作物平均每亩增产50公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平均每亩增收700元。
　　据了解，新疆农业高效节水建设在最近几年进入跨越式快速发展阶段，田间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从1999年的87万亩，发展到2014年的近4000万亩，15年间增长了近50倍。
　　董新光表示，如果是分散种植分散经营，很难应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需要农作物种植品种相对统一，地块集中连片形成一定规模，在300亩以上才能发挥规模节水效益，否则就会因成本原因而无法实施。
　　董新光告诉记者，正是在高效节水项目的推动下，新疆开始出现一条滴灌带的联合、一口井的联合、一个村的联合，出现不同乡村之间的一个个上万亩的项目的联合。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通过一条小小的滴灌带让农民自发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联合在一起，引领传统小家小片种植步入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
　　“现在的新疆，无论是兵团还是地方，都在说，离开了高效节水，他们都不会种田了。”董新光向记者表示，“可以说，正是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整个新疆农业发展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集约化生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