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后诗人中，王桂林并非特别活跃，却独具特色——“他无所畏惧地成为生活的强者——‘微小’的诗歌给了他饱经风霜的心灵，而他用智力和身体去征服了那些‘大事’。”
　　王桂林，祖籍沂源，1962年生于沾化，1984年后长居东营，并开始写诗，后又兼事书法与插画。他在自传联中称自己“忝为吏，做商贾，自开万叶”。30余年来，他不断走向内心的幽微，同时不断出走，远赴世界各地，内外两种体验杂糅在其诗歌中，形成了颇为广阔的文学地理。
　　寄居地：大声说出属于自己的语言
　　“貌似萧散实则狷介，平时寂寞偶尔欢欣。”4月20日，王桂林写下两句自传联。天庭饱满，眯缝的双眼透露出不羁的性格。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在黄河口辽阔的自然中体味人生。
　　沾化县齐圈公社岔河大队王家洼子，是他人生旅程的起点；黄河入海口的东营市，是他人生旅程的“寄居地”。其间夹杂幼时回祖籍沂源生活的几年，在泰安供销学校学习蚕茧的两年，其余大部分时间在东营度过。
　　少年时，王桂林经常独自一人，在野外，在河边，在凛冽的北风里，在狂暴的雷雨中，大声朗诵喜爱的诗歌。“那时，朗诵是我贫穷而孤寂的少年时代惟一可以与黑暗和恐惧对抗的武器与力量。”
　　1984年毕业后，他开始写诗，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星雨诗社、上玄月诗社。在担任供销社秘书、媒体记者之后，1988年7月，他参与筹备东营市文联。这以后，他一直在文联工作，现为东营市文联文学创作室专业作家。在诗歌风格上，2000年以后，他不再刻意追求明显的形式感，而是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不简单的诗意。
　　对于记者提出的“文学管理者”这个称谓，王桂林并不赞同，“文学是独立的个人的事儿，不是集体的事儿，我也从来不相信文学可以集体创作。”这些年，在坚持写作的同时，他还出资编辑出版当地诗人的诗集《黄河口诗人部落》《中国诗歌地理（东营卷）》《这不是一个抒情的时代》。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号召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1994年，王桂林创办万叶书园，后来又成立万叶文化传播公司、青桐出版策划公司、天萃教育科技公司。尽管现在他已不再参与具体经营事务，但万叶书园现在已经是当地最大的集图书、咖啡、沙龙、文化创意于一体的体验式复合连锁书店，是山东省十佳发行单位、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虽然文人开书店、做出版古已有之，但形成规模化，就是一种真正的商业行为，要严格按商业规则做事。商業也有信仰，它为社会贡献产品，贡献服务，贡献价值，绝对不是许多人——特别是不了解商业的人认为的那样。”
　　记者问：“三种身份如何在您身上呈现？”
　　王桂林答：“简单地说，第一，我用诗人的情怀从事商业。第二，我用商业的责任与奉献监察我的写作，包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看我的写作是否足够担当，我的写作和做的工作对这个社会是否真正有价值。”
　　至于自己栖身的这座城市——2016年冬天，江南诗人庞培、杨键、张维几人来东营，王桂林陪他们游览黄河口，并相约以黄河口为题每人写一首诗。“我虽然多年生活于此，一直以来，总以一个异乡人自居，同时也刻意回避黄河这一宏大意象。我那首诗第一次真正暴露了黄河口和我的关系，那就是我无论怎样从内心里远离她，这里的水土、人文已经渗入到了我的内心，与我血肉相连。”他说。
　　他将黄河口称为“一种柔弱的辉煌”，黄河口对于他个人的文化意义，就是教他“可以/大声说出属于自己的语言”。
　　“如雷轰顶，五内俱焚”的远方诗意
　　黄河入海，奔向遥远的异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共同愿望，王桂林一直“作为一种功课来看待”。从年轻时候起，他就自觉地创造机会，通过行走，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但真正诗歌意义上更大范围的行走，是从2012年去以色列开始。
　　其后，他又多次去欧洲、南美洲、东南亚、西亚，跑了几十个国家。“毋庸置疑，行走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当然意义重大。你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感受到不同的民族、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与相同，碰撞与融合。”
　　他一直有在旅途中写作的习惯，这种大范围的行走，体现在诗歌里，首先是题材的更加开阔和广泛。“同时，因为每次出行之前，都会做功课，重温或者从头学习那个地区著名诗人、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写作技艺也自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那一个时期的写作风格，提高我的写作技巧。这些年我能够进入和驾驭的专题写作，应该归功于此。”
　　他去过两次布拉格，时间最长的一次逗留过5天。回想起那座城市，他陷入对远方的回想：“那真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历次战火都没有将这座古城焚毁，古老的街道、城堡至今保存完好，伏尔塔瓦河横穿整个城区，城市街区和沿河都会看到许多锈绿色尖顶的教堂。”
　　就是这些教堂和伏尔塔瓦河，一次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比如：“伏尔塔瓦河你褐色的河水/古堡石墙的灰白，你配得上/教堂尖顶的锈绿，你配得上”。
　　对他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耶路撒冷。
　　2012年 9月，王桂林应邀参加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法萨巴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诗人大会。诗会本身并无太大意义，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耶路撒冷。“此前我一直把写作诗歌作为自己的宗教，认为写作之路就是朝圣之路，但远没有这次来到耶路撒冷的受洗让人震撼，如雷轰顶，五内俱焚。”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那里巨大的气场深深吸引着他，以至于在去过一次之后的第三天又重返耶路撒冷，重走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死亡之路。那一天，每个再次到来的诗人都从肉体到灵魂受到了双重的震动与洗礼。导游讲到罗马军队逮捕耶稣并问他：“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耶稣回答说：“我是。”王桂林忍不住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他将内心的想法付诸在语言中：“如果没有信仰，没有一盏神灯照耀，我们如何在这个茫茫尘世里落脚，用什么疗治精神苦痛，抚慰心灵忧伤，又怎样才能身心安宁地走完此生呢？不仅仅对于我，对每一个有崇高情怀的人来讲，耶路撒冷是一个象征，一个图腾。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一个耶路撒冷。” 　　关于心路历程的抒发和释放，汇集成诗集《我的耶路撒冷》。评论家刘燕说：“《我的耶路撒冷》以诗人的见证与言说，指明了一条抵达心灵家园的救赎之道。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安静下来，仰望黑暗中高高耸立的祭坛，扪心自问：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
　　一个诗人的“无限宽度”
　　王桂林说，一生只做两件事：“一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无聊而学会歌唱，二是更好地歌唱这个无聊的世界。”
　　50岁那年，他用5天时间以编年体写了长诗《不断追问的旅程》，重述50年来的人生往事。“不同的人生片段对于每一个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当我到了知天命之年，回忆生命中曾经的点点滴滴——也正是这些点滴构成了一个个人的历史——肯定会忍不住‘悲欣交集’。”
　　“我知道，历史不能被重写，也无法被第二次看见。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历史，再一次述说时，也已不复当时的真实。”——正如激流不能为倒影造像。但通过这种写作，他更加认识了时代潮流。“有人说诗人永远是反时代的，这个观点我部分认同，所以要说我通过写作能做到与时代和解，可能还达不到。”
　　他自幼喜爱音乐与绘画，2012年12月的一天，在没有任何征兆、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突然拿起钢笔，一口气画出了8幅插画。几乎是在无知无觉的境况下，他一遍遍听着汪峰撕心裂肺的歌声，完成了最初的画作。
　　后来，他试着画自己的诗歌。三个月下来，画出了50幅，还创造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人物。高更曾狂妄地说：“没有任何人教导过我。”无师自通的情况下，王桂林觉得，“高更的这些话倒更像是出自我口”。
　　诗书画，汇集一身。
　　《齐鲁周刊》：您的大量诗歌呈现出了对自我价值的观照，如何理解个人命运中的诗性？
　　王桂林：真正的诗歌写作面对的，更多的不是政治经济，民族命运，不是宏大事物和历史事件，而是人，是一个人自己的内心。诗歌是诉诸心灵的艺术。对于一个真诚的写作者来说，他有着怎样的命运，就应该有着怎样的诗歌。博尔赫斯50岁那年，写过一首题为《界线》的诗：“有一面镜子，最后一次望见我，/有一扇门，我已经在世界的尽头把它关闭。”个人命运其实就是他诗歌写作的一面面镜子，一个个界限。
　　因此我认为，藉由个人命运的诗性才是真诚的诗性。这一点掩饰不了，就像余华说的那样，“一个作家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
　　《齐鲁周刊》：内在张力和外在形式，哪個更重要？
　　王桂林：我在给书法家岳书成先生写的诗集《1为2：汉字密语》的前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人们所以会热爱艺术，主要是因为艺术“有意味”。没有意味的形式不是艺术。缺少意味的形式即使再好也不是好艺术。因为“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个秘密”。甚至对于作者本人也是个秘密。他只有在作品完成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件作品创造了这样一个形式。由是，我也认为：在当代，那些先给出一个形式然后再填充内容的作品很难成为好作品。
　　同时，我在诗歌写作上又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好的意味如果没有好的外在形式来承载，也无法真正呈现。内在张力更多的关乎一个诗人的心灵与精神，外在形式反映的则是一个诗人的语言修养和写作技艺。这两者其实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齐鲁周刊》：在您身上，体现出了诗人的“无限宽度”，不断的尝试意味着什么？
　　王桂林：我喜欢“无限宽度”这个词！因为世界和我们内心无限丰富，艺术就应该有无限可能。所以我的写作从来就不是用一种模式来进行的。每一个时期——甚至一个时期的不同作品，我都可能写得判若两人。有的是因为内容的需要，有的是我有意识地不断挑战，避免自我重复。我也佩服那些一生都在一种形式中训练得炉火纯青、形成标签的作家，但我不喜欢“代表作”这个词，许多优秀的作家被这个词代表坏了，误导了读者，也捆绑了作家本身。我会不断地探索学习新的手段，一首诗甚至也会试着写出不同的样子，感觉很好玩。但每创造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都会令我兴奋和欣喜。我喜欢各种艺术，试着弄过音乐、插画、书法，也写古诗、骈文，虽然都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