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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在盛唐社会的诗人王维，在度过前30年人生历程，亦官亦隐于终南山辋川别业，过着诗意栖居生活。看似矛盾的散淡生活现象之下蕴含着唐王朝文化社会儒道释三家学说融合、并轨的发展脉络和文化发展趋势。王维晚年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实是基于其个人深厚文艺素养的基础上的社会文化的综合产物。
关键词：入世；空无；玄谈；文艺素养；亦官亦隐
作者简介：潘庆，男，汉族，河南省封丘县人，西藏大学文学院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1
一、儒家学优则仕的入世思想
春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即“士”文化阶层在“道术为天下裂”的过程中实现了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哲学的突破”，从此，“士”的特性已不再是客观的社会身份，而是其以道自任的精神。“士志于道”“秉道授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被无数文人志士自觉秉承传递，镌刻进历史文脉的有效链条，内化为“士”文化基因。在王维生活的盛唐王朝，国力达到当时世界顶级状态。李唐皇室为维护其阶级统治利益，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隋大业元年（公元65年）开设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为国家统治笼络文化世人。这在客观是为社会下层文人跻身仕途提供了可能，也为社会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配备注入了新鲜血液。出生官宦家族的王维，自幼浸染家族父兄为官处事的儒家行为，饱读儒家圣贤诗书，感受大唐进取向上的社会风气，“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救世思想，更加激发了其干预政治的热忱。“父处廉，终汾州司马……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家庭文化熏陶、社会入世风气、国家政治需求最终使王维走上了仕途生涯。可以说，在王维前30年的人生历程中，儒家入世的文化思想占据着其意识形态的主导位置，事实上成为完全主导其处世哲学的核心文化。
二、禅宗避世无为的哲学文化
历来论者都认为佛教禅宗思想对王维晚年生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实，中年以后的王维长期茹斋念佛的遁世思想深受其家庭、社会的影响，可谓渊源有自。当然，其自身遭遇的心理阴影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从其家世文化渊源方面讲，王维之母崔氏笃信佛教，古佛青灯的居士似的生活，对于事母至孝的王维，“事母崔氏以孝闻”，自幼年便受释迦哲学文化熏陶，耳濡目染，逐渐积淀下较为深厚的佛教文化知识，奠定了其特有的宗教艺术情结。我们单就其身份称谓方面分析，就不难知道，名维字摩诘，本出于维摩诘居士编著的大乘佛教早期经典《维摩诘经》，至以佛经命名，可见其家庭笃敬佛教文化之深。
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讲，佛教至迟在东汉明帝公元76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经过前期依附“方术”“玄学”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分庭抗礼，借鉴吸收、融合，至东晋末而般若学大盛。“东晋初年，佛教般若学仍然吸附于老庄玄学，故可称为‘佛玄’。至东晋末、刘宋之初，佛教大小乘各派学说均有输入兴起，对佛教经典的各种解释，而所谓经师讲论的兴起。”历经“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沧桑岁月，隋唐时期，特别是武周王朝时期，武则天自称弥勒佛转世而大力崇佛，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佛寺洞窟的声势浩大的造佛运动，客观上推进了古印度哲学主要是释迦文化的民间化，加速了中国原有文化形态内化吸收外来文化的步伐。作为士文化阶层的代表人物，佛教文化对王维意识形态的冲击力显而易见。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佛教文化对于王维的深刻影响，无论其幼年受母亲的感染熏陶，还是就当时整个文化社会形态而言，都可以说佛教文化已经渗透到其精神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开元十六年后，王维从道光禅师学佛，更加系统地研习佛教经典，参禅悟道，佛教出世思想以绝对优势挤压儒家入世进取、道家清谈玄妙思想空间，逐渐成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文化。
三、魏晋玄谈遗风的影响
汉末以降至隋唐统一，六百余年的纷争战乱社会，以黄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谈之风长盛不衰，关于“有”“无”与“自然”“明教”的辩论问题自始至终统治着文坛主流发展趋势，玄谈可以说是推进当时文化学术的主要演进形式和文化表现形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玄言诗都是空谈易、玄的空洞理论，陶渊明《饮酒》（第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同为玄言哲理诗，却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清谈玄理的士人文化风气发展到有唐一代，虽已不再占据文坛的主要发展形态，但尊道家学派创始人为祖的李唐皇室却大力崇尚道教，并将其奉为“国教”。这样，魏晋时期的玄谈风气，主要是其内在的黄老思想被广大的士文化阶层所接受，不可避免地通过诗歌等文化形式表现出来。
处于社会上升期的王维，一方面按照唐朝社会文化系统的顶层设计，被动顺应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提升音乐、绘画、棋道等艺术造诣，强化自身文艺素养，多方面提高社会应对力，变被动生存为诗意生活，同时为政治仕宦之外的人生多重体验提供了更富余地的选择空间。研习人文技能，丰富精神道德境界，为王维诗歌创作，特别是晚年山水田园诗的丰富意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王维晚年居住在终南山辋川别业过着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诗意栖居生活，是顺应隋唐文化社会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并轨合一的发展趋势，建立在其深厚文艺素养基础上的文化艺术成果，是其顺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潮流，构建起兼具“真、善、美”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综合产物。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邓安生《王维诗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后晋刘昫，《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关键词：入世；空无；玄谈；文艺素养；亦官亦隐
作者简介：潘庆，男，汉族，河南省封丘县人，西藏大学文学院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先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1
一、儒家学优则仕的入世思想
春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即“士”文化阶层在“道术为天下裂”的过程中实现了古代文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哲学的突破”，从此，“士”的特性已不再是客观的社会身份，而是其以道自任的精神。“士志于道”“秉道授业”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被无数文人志士自觉秉承传递，镌刻进历史文脉的有效链条，内化为“士”文化基因。在王维生活的盛唐王朝，国力达到当时世界顶级状态。李唐皇室为维护其阶级统治利益，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隋大业元年（公元65年）开设的科举制度，选贤任能，为国家统治笼络文化世人。这在客观是为社会下层文人跻身仕途提供了可能，也为社会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配备注入了新鲜血液。出生官宦家族的王维，自幼浸染家族父兄为官处事的儒家行为，饱读儒家圣贤诗书，感受大唐进取向上的社会风气，“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救世思想，更加激发了其干预政治的热忱。“父处廉，终汾州司马……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家庭文化熏陶、社会入世风气、国家政治需求最终使王维走上了仕途生涯。可以说，在王维前30年的人生历程中，儒家入世的文化思想占据着其意识形态的主导位置，事实上成为完全主导其处世哲学的核心文化。
二、禅宗避世无为的哲学文化
历来论者都认为佛教禅宗思想对王维晚年生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实，中年以后的王维长期茹斋念佛的遁世思想深受其家庭、社会的影响，可谓渊源有自。当然，其自身遭遇的心理阴影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从其家世文化渊源方面讲，王维之母崔氏笃信佛教，古佛青灯的居士似的生活，对于事母至孝的王维，“事母崔氏以孝闻”，自幼年便受释迦哲学文化熏陶，耳濡目染，逐渐积淀下较为深厚的佛教文化知识，奠定了其特有的宗教艺术情结。我们单就其身份称谓方面分析，就不难知道，名维字摩诘，本出于维摩诘居士编著的大乘佛教早期经典《维摩诘经》，至以佛经命名，可见其家庭笃敬佛教文化之深。
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讲，佛教至迟在东汉明帝公元76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经过前期依附“方术”“玄学”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分庭抗礼，借鉴吸收、融合，至东晋末而般若学大盛。“东晋初年，佛教般若学仍然吸附于老庄玄学，故可称为‘佛玄’。至东晋末、刘宋之初，佛教大小乘各派学说均有输入兴起，对佛教经典的各种解释，而所谓经师讲论的兴起。”历经“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沧桑岁月，隋唐时期，特别是武周王朝时期，武则天自称弥勒佛转世而大力崇佛，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佛寺洞窟的声势浩大的造佛运动，客观上推进了古印度哲学主要是释迦文化的民间化，加速了中国原有文化形态内化吸收外来文化的步伐。作为士文化阶层的代表人物，佛教文化对王维意识形态的冲击力显而易见。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佛教文化对于王维的深刻影响，无论其幼年受母亲的感染熏陶，还是就当时整个文化社会形态而言，都可以说佛教文化已经渗透到其精神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开元十六年后，王维从道光禅师学佛，更加系统地研习佛教经典，参禅悟道，佛教出世思想以绝对优势挤压儒家入世进取、道家清谈玄妙思想空间，逐渐成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文化。
三、魏晋玄谈遗风的影响
汉末以降至隋唐统一，六百余年的纷争战乱社会，以黄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谈之风长盛不衰，关于“有”“无”与“自然”“明教”的辩论问题自始至终统治着文坛主流发展趋势，玄谈可以说是推进当时文化学术的主要演进形式和文化表现形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玄言诗都是空谈易、玄的空洞理论，陶渊明《饮酒》（第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同为玄言哲理诗，却写出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清谈玄理的士人文化风气发展到有唐一代，虽已不再占据文坛的主要发展形态，但尊道家学派创始人为祖的李唐皇室却大力崇尚道教，并将其奉为“国教”。这样，魏晋时期的玄谈风气，主要是其内在的黄老思想被广大的士文化阶层所接受，不可避免地通过诗歌等文化形式表现出来。
处于社会上升期的王维，一方面按照唐朝社会文化系统的顶层设计，被动顺应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提升音乐、绘画、棋道等艺术造诣，强化自身文艺素养，多方面提高社会应对力，变被动生存为诗意生活，同时为政治仕宦之外的人生多重体验提供了更富余地的选择空间。研习人文技能，丰富精神道德境界，为王维诗歌创作，特别是晚年山水田园诗的丰富意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王维晚年居住在终南山辋川别业过着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诗意栖居生活，是顺应隋唐文化社会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并轨合一的发展趋势，建立在其深厚文艺素养基础上的文化艺术成果，是其顺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发展潮流，构建起兼具“真、善、美”的天人合一境界的综合产物。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邓安生《王维诗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后晋刘昫，《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