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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军亦农、贡献军农的王震将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到东乡红星垦殖场(以下简称“红星”)蹲点调研、指导工作。在这两年时间及以后的20多年里,王震同志为发展“红星”、振兴抚州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杰出贡献。如今,抚州人民和“红星”的干部、职工仍无限感念他的深情厚恩,永远铭记他的卓越功勋。
力挽狂澜
王震是1969年秋奉中央之命莅临抚州的。当时正是极“左”思潮泛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时刻。他精心挑选蹲点的“红星”岌岌可危,面临“解散”的命运。当时省里某些领导认为江西的垦殖场连年亏损,常年吃国家补贴,实是“啃吃场”,遂打算把它们统统砍掉,改为人民公社。面对这股狂风恶浪,王震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垦殖场,做了大量“抢救”工作。进场不久,王震就驱车到省内外做了广泛深入的调研,从中看到了垦殖场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他义正辞严地批评了“砍场”的错误思想,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国营农场是发展农业的重头戏,是国家商品粮和农副产品的基地,应该支持它,扶植它,办好它!”同时明确指出:“江西垦殖场是得到周恩来总理肯定的新生事物,坚决不能撤销!”他严厉告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谁敢砍‘红星’,就找谁算账!”王震同志这些铁骨铮铮的话语,极大地鼓舞了“红星”人的信心和士气。但是,在那种极“左”路线横行的环境中,“红星”的发展仍然遭遇到某些“支左”人士的非难:他们或要把效益不好的垦殖场并入“红星”,意在把它拖垮;或欲限制“红星”??只能办农业,不能办工商业。但这些都遭到了王震同志的严斥而未能得逞。此后“红星”在王震同志的精心呵护下,逐渐走出困境,并越办越好,成为农垦战线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一颗闪闪的红星!
王震还为保护垦殖场的领导干部殚精竭虑。当时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革命干部最疯狂的时候,“红星”好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被打倒“靠边站”。王震同志获悉后义愤填膺,倾尽全力支持他们重返岗位,为党工作。“红星”原场长唐继章是个1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中央苏区当过王稼祥的通讯员。“文革”中因抵制造反派滥用公款而被勒令“靠边站”,并被无端打成“走资派”和“叛徒”,被迫接受劳动改造。王震来场工作没几天,就派人请唐继章去场办公室见面,又是握手又是递茶,十分热情。当王震问起他因什么问题被“打倒”时,唐继章心有余悸地说:“我在一次报告里引用过‘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话,造反派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便进行批判。”王震听了,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夸奖他:“这话说得有水平!谁家养猫不是为了抓老鼠?不抓老鼠的猫是馋猫、懒猫、混账猫!垦殖场不搞生产,是不务正业。这一条你没有错!”这次见面以后,王震根据事实督促场领导纠正了对唐继章和其他领导干部的错误做法,让他们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主攻红壤
在革命战争年代,王震不仅是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也是位深谙农牧业的行家里手。此次来到“红星”,他驾轻就熟地重展当年在南泥湾大生产中焕发的雄风,为开发、利用红壤,建设、发展“红星”,尽心竭力。
他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红壤在世界上占陆地面积的38%,在中国占陆地面积的22.7%,在江西占陆地面积的64%。而“红星”,几乎全是红壤土地。改造红壤这篇文章做好了,等于多了3个法国的土地,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大贡献。”
王震把依靠科学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生产条件作为改造红壤、推动生产发展的立足点。第一举措就是成立科学种田试验小组,用深耕细作、“客土移入”、大种绿肥、多施厩肥等方法改良红壤。同时还进行农作物间作、轮作、套种等试验。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小组种植的试验田,一年之后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200多公斤跃至813公斤,为红壤的改良打响了漂亮的前哨战。第二举措就是加大科技兴农兴牧的力度。他从本省和外省请来30多位农牧业专家及种田能手,与“红星”干部职工一起,实施以改良红壤为核心、创造高产为目标、促进农工牧副综合发展的生态农业规划。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大力发展猪牛饲养及食品饲料加工业。针对“红星”养猪业尚未形成规模的现状,王震同志大讲“猪为六畜之首,对改土至关重要”的道理,提倡“利用荒山,大养其猪”。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高产田每亩需要40多元(当时市价)的氮、磷、钾化肥,而一头300斤重的猪,其粪肥约有1万斤,含40斤氮,相当于60斤碳酸氢铵。按每亩田一头猪来折算,就能节省不少开支。为了让大家养好猪,他还大力推广糖化饲料养猪新技术,提倡运用饲料切割机和粉碎机。
在王震的主持、带领下,不到两年,红壤改造已初显成效。王震回京之后,还一直关心红壤改造工作。他后来两次视察抚州,看到“红星”和抚州发展很快,非常满意。1987年秋,我国得到世界银行3000万美元无息贷款。在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支持和关怀下,江西省及时得到了这笔贷款,而“红星”所在的抚州四县得的贷款最多,总共开发了2万多公顷红壤,其中“红星”开发了8000多公顷红壤,效益显著。1985年、1989年先后有两批近7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驻华使节组团来“红星”进行参观考察或学术交流。他们一致称赞这里的红壤开发搞得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爱护人才
在“文革”那段非常岁月,王震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人们都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大恩人。艾青、丁玲等文化名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就是王震敢冒风险,把他们接到北大荒保护起来,使其躲过劫难。著名诗人臧克家,作家贺敬之、魏巍、刘绍棠,歌唱家郭兰英、李谷一等人对他都心怀崇敬和感激之情。此次来到“红星”蹲点,他依靠自己崇高的威望,同样保护了该场很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畜牧兽医师李汝庆。
李汝庆1956年毕业于江西农学院兽医系,因为早年到香港投奔过兄长,1957年“反右”以后,一直被列为批判对象。“文革”开始后,在“红星”他又被当成“牛鬼蛇神”挨批斗,场里连养猪的活都不让他干,怕他搞破坏。就在他心灰意冷、对前途几乎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当他顶班养猪时,一位60多岁面容清癯的长者来看养猪,向他询问有关生猪繁殖的情况。李汝庆凭着娴熟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做了毫不含糊的回答,长者听了十分满意。想不到两天以后,李汝庆就被叫到总场会议室开会。刚进门李汝庆就听到昨天见过面的那位长者对他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决定,现在解放你!‘红星’的畜牧业要大发展,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希望你好好干!”这时他才知道这位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震将军。散会后,王震还把他叫到身边,亲切询问他家中情况,并送他下楼与之握别。李汝庆看到这位从北京来的首长这样关心他、爱护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一边哭一边跑回家,把这一特殊际遇告诉妻子,妻子也高兴得痛哭起来。他们万分庆幸遇到了“贵人”,从此彻底脱离苦海,获得新生。
后来王震经常找李汝庆了解关于畜牧业发展的情况。因为李汝庆在畜牧兽医方面学有专长,且精明能干、事业心强,所以王震对他青睐有加,特别器重,经常在大会上或众多首长面前,把他叫出来“亮相”,让他发言介绍饲养奶牛等方面的经验。
1972年王震回京后,李汝庆因公进京,王震还安排他在家中食宿。此后,王震同志与李汝庆因工作关系频频联系,多次一道出访。据李汝庆回忆,他曾随王震乘专机5次、专列3次,乘汽车就不计其数了,他们外出都是参观学习。有几次王震还安排他到澳洲、日本考察,使其获益颇丰。
最令李汝庆难忘的是:1982年在北京召开全国奶牛协会成立大会,王震到会讲话,他一开口就大声问:“江西老表来了吗?李汝庆同志来了吗?”李汝庆在人群中连忙答应。会议主持人见王震同志对这位江西老表这么重视,立即请他到主席台就座。几年后,李汝庆随王震到“北大荒”,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又重演了那一幕。
平民本色
王震同志身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来到抚州却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出现。他第一次看望“红星”的干部职工时,就笑着对大家挥手致意:“同志们,我是来劳动的,也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从今以后,不要叫我部长,就叫老王,或叫王胡子也可以……”一席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很快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他貌不惊人,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个普通的农村老汉:剃着光头,身上夏天穿的是对襟的白衬衫,冬天穿的是对襟的大棉袄,脚上穿的是布鞋或套鞋。他最喜欢与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蹲在田塍上与农民谈生产或坐在老农家门槛上与之拉家常。他外出所到之处,只要坐下来休息,便会有一大圈人围拢来与他促膝畅谈。有时车行驶在公路边,王震会下车请素不相识的农民同去看庄稼。他随身常带着一大包当时还算高档的“大前门”香烟,见人就散。自己没了香烟,他也会抽人家的次等香烟。
他在“红星”的居室兼办公室不足20平方米,东西墙壁上挂满各种图表,吊满各种高产作物标本。室内除一床一桌及几件行李外,堆满了各种书刊。他在抚州市内的家也是几间简陋的平房。他家来往人多,为了节省茶叶,用的是大壶茶水待客。他乘坐的小车坏了,也不让大修,怕多用了国家资金。他儿子在家结婚,他母亲在抚州过世,也没有惊动众人大操大办。移风易俗,王震堪为表率。更感人肺腑的是,堂堂一位高级干部还处处身体力行,坚持劳动。他在家里自己养鸡种菜,亲自挑大粪。他的小车上常备有劳动工具,便于随时随地下田劳动。他看到田里有杂草,便下田拔起来往泥里按,说可以肥田。他看到路上有粪肥,就会用脚拨或用双手捧撒到田里去。他经常赤脚下田干上一阵再上路,遇到有人劝阻他,他就说自己人老骨头硬,不怕冷和累。
责编/玉坤
力挽狂澜
王震是1969年秋奉中央之命莅临抚州的。当时正是极“左”思潮泛滥、“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时刻。他精心挑选蹲点的“红星”岌岌可危,面临“解散”的命运。当时省里某些领导认为江西的垦殖场连年亏损,常年吃国家补贴,实是“啃吃场”,遂打算把它们统统砍掉,改为人民公社。面对这股狂风恶浪,王震同志为巩固和发展垦殖场,做了大量“抢救”工作。进场不久,王震就驱车到省内外做了广泛深入的调研,从中看到了垦殖场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他义正辞严地批评了“砍场”的错误思想,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国营农场是发展农业的重头戏,是国家商品粮和农副产品的基地,应该支持它,扶植它,办好它!”同时明确指出:“江西垦殖场是得到周恩来总理肯定的新生事物,坚决不能撤销!”他严厉告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谁敢砍‘红星’,就找谁算账!”王震同志这些铁骨铮铮的话语,极大地鼓舞了“红星”人的信心和士气。但是,在那种极“左”路线横行的环境中,“红星”的发展仍然遭遇到某些“支左”人士的非难:他们或要把效益不好的垦殖场并入“红星”,意在把它拖垮;或欲限制“红星”??只能办农业,不能办工商业。但这些都遭到了王震同志的严斥而未能得逞。此后“红星”在王震同志的精心呵护下,逐渐走出困境,并越办越好,成为农垦战线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一颗闪闪的红星!
王震还为保护垦殖场的领导干部殚精竭虑。当时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革命干部最疯狂的时候,“红星”好几位主要领导干部被打倒“靠边站”。王震同志获悉后义愤填膺,倾尽全力支持他们重返岗位,为党工作。“红星”原场长唐继章是个15岁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中央苏区当过王稼祥的通讯员。“文革”中因抵制造反派滥用公款而被勒令“靠边站”,并被无端打成“走资派”和“叛徒”,被迫接受劳动改造。王震来场工作没几天,就派人请唐继章去场办公室见面,又是握手又是递茶,十分热情。当王震问起他因什么问题被“打倒”时,唐继章心有余悸地说:“我在一次报告里引用过‘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话,造反派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便进行批判。”王震听了,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夸奖他:“这话说得有水平!谁家养猫不是为了抓老鼠?不抓老鼠的猫是馋猫、懒猫、混账猫!垦殖场不搞生产,是不务正业。这一条你没有错!”这次见面以后,王震根据事实督促场领导纠正了对唐继章和其他领导干部的错误做法,让他们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主攻红壤
在革命战争年代,王震不仅是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也是位深谙农牧业的行家里手。此次来到“红星”,他驾轻就熟地重展当年在南泥湾大生产中焕发的雄风,为开发、利用红壤,建设、发展“红星”,尽心竭力。
他曾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红壤在世界上占陆地面积的38%,在中国占陆地面积的22.7%,在江西占陆地面积的64%。而“红星”,几乎全是红壤土地。改造红壤这篇文章做好了,等于多了3个法国的土地,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大贡献。”
王震把依靠科学改进生产技术、优化生产条件作为改造红壤、推动生产发展的立足点。第一举措就是成立科学种田试验小组,用深耕细作、“客土移入”、大种绿肥、多施厩肥等方法改良红壤。同时还进行农作物间作、轮作、套种等试验。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小组种植的试验田,一年之后水稻亩产就由原来的200多公斤跃至813公斤,为红壤的改良打响了漂亮的前哨战。第二举措就是加大科技兴农兴牧的力度。他从本省和外省请来30多位农牧业专家及种田能手,与“红星”干部职工一起,实施以改良红壤为核心、创造高产为目标、促进农工牧副综合发展的生态农业规划。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大力发展猪牛饲养及食品饲料加工业。针对“红星”养猪业尚未形成规模的现状,王震同志大讲“猪为六畜之首,对改土至关重要”的道理,提倡“利用荒山,大养其猪”。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高产田每亩需要40多元(当时市价)的氮、磷、钾化肥,而一头300斤重的猪,其粪肥约有1万斤,含40斤氮,相当于60斤碳酸氢铵。按每亩田一头猪来折算,就能节省不少开支。为了让大家养好猪,他还大力推广糖化饲料养猪新技术,提倡运用饲料切割机和粉碎机。
在王震的主持、带领下,不到两年,红壤改造已初显成效。王震回京之后,还一直关心红壤改造工作。他后来两次视察抚州,看到“红星”和抚州发展很快,非常满意。1987年秋,我国得到世界银行3000万美元无息贷款。在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支持和关怀下,江西省及时得到了这笔贷款,而“红星”所在的抚州四县得的贷款最多,总共开发了2万多公顷红壤,其中“红星”开发了8000多公顷红壤,效益显著。1985年、1989年先后有两批近70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驻华使节组团来“红星”进行参观考察或学术交流。他们一致称赞这里的红壤开发搞得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爱护人才
在“文革”那段非常岁月,王震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人们都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大恩人。艾青、丁玲等文化名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就是王震敢冒风险,把他们接到北大荒保护起来,使其躲过劫难。著名诗人臧克家,作家贺敬之、魏巍、刘绍棠,歌唱家郭兰英、李谷一等人对他都心怀崇敬和感激之情。此次来到“红星”蹲点,他依靠自己崇高的威望,同样保护了该场很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畜牧兽医师李汝庆。
李汝庆1956年毕业于江西农学院兽医系,因为早年到香港投奔过兄长,1957年“反右”以后,一直被列为批判对象。“文革”开始后,在“红星”他又被当成“牛鬼蛇神”挨批斗,场里连养猪的活都不让他干,怕他搞破坏。就在他心灰意冷、对前途几乎绝望的时候,有一天当他顶班养猪时,一位60多岁面容清癯的长者来看养猪,向他询问有关生猪繁殖的情况。李汝庆凭着娴熟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做了毫不含糊的回答,长者听了十分满意。想不到两天以后,李汝庆就被叫到总场会议室开会。刚进门李汝庆就听到昨天见过面的那位长者对他说:“我和你们党委研究决定,现在解放你!‘红星’的畜牧业要大发展,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希望你好好干!”这时他才知道这位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震将军。散会后,王震还把他叫到身边,亲切询问他家中情况,并送他下楼与之握别。李汝庆看到这位从北京来的首长这样关心他、爱护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一边哭一边跑回家,把这一特殊际遇告诉妻子,妻子也高兴得痛哭起来。他们万分庆幸遇到了“贵人”,从此彻底脱离苦海,获得新生。
后来王震经常找李汝庆了解关于畜牧业发展的情况。因为李汝庆在畜牧兽医方面学有专长,且精明能干、事业心强,所以王震对他青睐有加,特别器重,经常在大会上或众多首长面前,把他叫出来“亮相”,让他发言介绍饲养奶牛等方面的经验。
1972年王震回京后,李汝庆因公进京,王震还安排他在家中食宿。此后,王震同志与李汝庆因工作关系频频联系,多次一道出访。据李汝庆回忆,他曾随王震乘专机5次、专列3次,乘汽车就不计其数了,他们外出都是参观学习。有几次王震还安排他到澳洲、日本考察,使其获益颇丰。
最令李汝庆难忘的是:1982年在北京召开全国奶牛协会成立大会,王震到会讲话,他一开口就大声问:“江西老表来了吗?李汝庆同志来了吗?”李汝庆在人群中连忙答应。会议主持人见王震同志对这位江西老表这么重视,立即请他到主席台就座。几年后,李汝庆随王震到“北大荒”,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又重演了那一幕。
平民本色
王震同志身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来到抚州却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出现。他第一次看望“红星”的干部职工时,就笑着对大家挥手致意:“同志们,我是来劳动的,也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从今以后,不要叫我部长,就叫老王,或叫王胡子也可以……”一席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很快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他貌不惊人,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个普通的农村老汉:剃着光头,身上夏天穿的是对襟的白衬衫,冬天穿的是对襟的大棉袄,脚上穿的是布鞋或套鞋。他最喜欢与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蹲在田塍上与农民谈生产或坐在老农家门槛上与之拉家常。他外出所到之处,只要坐下来休息,便会有一大圈人围拢来与他促膝畅谈。有时车行驶在公路边,王震会下车请素不相识的农民同去看庄稼。他随身常带着一大包当时还算高档的“大前门”香烟,见人就散。自己没了香烟,他也会抽人家的次等香烟。
他在“红星”的居室兼办公室不足20平方米,东西墙壁上挂满各种图表,吊满各种高产作物标本。室内除一床一桌及几件行李外,堆满了各种书刊。他在抚州市内的家也是几间简陋的平房。他家来往人多,为了节省茶叶,用的是大壶茶水待客。他乘坐的小车坏了,也不让大修,怕多用了国家资金。他儿子在家结婚,他母亲在抚州过世,也没有惊动众人大操大办。移风易俗,王震堪为表率。更感人肺腑的是,堂堂一位高级干部还处处身体力行,坚持劳动。他在家里自己养鸡种菜,亲自挑大粪。他的小车上常备有劳动工具,便于随时随地下田劳动。他看到田里有杂草,便下田拔起来往泥里按,说可以肥田。他看到路上有粪肥,就会用脚拨或用双手捧撒到田里去。他经常赤脚下田干上一阵再上路,遇到有人劝阻他,他就说自己人老骨头硬,不怕冷和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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