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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还有千千万万个“唐富芸”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随着北京城区的步步外扩，他们的涌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丰厚的租金回报，但同时也给当地脆弱的公共设施及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
2014年1月24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2014年北京市统计工作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从2004年的1492.7万人增长至2013年的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增加472.9万人，成为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主力”。
作为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村一名并不流动的“流动人员”，四川籍的唐富芸见证了这个村子因外地人到来而发生的种种变化：“道路越来越窄，房子越建越高，卫生越来越差，垃圾桶和厕所常常得不到及时清理。”唯一不变的，只有她和丈夫租住的小屋，总是黑、挤、乱，房租连年上涨，搬家成了家常便饭。
在北京，有千千万万个“唐富芸”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随着北京城区的步步外扩，他们的涌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丰厚的租金，但同时也给当地脆弱的公共设施及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聚居区内，居民期望改善的前三项需求是住房条件、环境卫生和医疗保健。除医疗保健因转移接续困难暂时无法解决外，前两项的缺乏可视为各类聚居区的‘通病’。”民间组织“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晶晶说。
聚居区“通病”
唐富芸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村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里。每次下班回家，她都要花一些时间在日渐拥挤的院子里为她的电动自行车寻找停车位，之后匆忙踏进一个不足10平米的昏暗房间，为在工地劳作一天的丈夫准备晚饭。
2002年，唐富芸和丈夫在老乡的带领下来到北京，租住在东四环朝阳公园附近。一年后，他们所在的村子因拆迁而消失，唐富芸跟老乡一起搬进了位于东五环的石各庄村，至今已有十个年头。
在唐富芸租住的屋子里，最显眼的是一张上下床，下层供他们夫妇睡觉使用，上层则堆满杂物。几年前，睡在上铺的还是她的小儿子。
儿子学校拆迁后，唐富芸没能为孩子申请到公办学校，为了孩子的学业，她心一横，将儿子送回了四川老家。
唐富芸租住的院子里从前只有8家租户，“院子很宽敞，还有几棵大树，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做游戏。”2010年左右，为了获得更多的租金，房主将大树砍掉，加盖了9个房间。
据唐富芸回忆，十年前她初到石各庄时，外来人口并不多，马路还很宽敞。十年间，随着几公里外的姚家园、平房乡部分地区拆迁，人们一下子涌进了石各庄，各类生活资源都变得稀缺起来。
“垃圾桶和茅坑（厕所）都不够用，一个村只有两个人清扫，三五天清扫一次，遇到忙的时候来不及清理，垃圾就扔得到处都是，厕所里的脏物也会溢出来。” 唐富芸说。
与此同时，村里的房子也越盖越多，有的盖起了二层小楼，有的则开始向街道扩张。唐富芸记得，几年前村里一户人家着了火，由于街道过于狭窄，消防车开不进去，“眼睁睁看着房子被烧没了”。
石各庄村仅是北京众多外地人口聚居区的一个缩影。2013年，社会资源研究所对北京市六环内（含）外来人口比例超过50%、居住场所以平房为主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受访地区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及流动人口）对在当地享有的就业支持、基础教育、医疗保健、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社区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环境卫生、房屋居住情况等公共服务满意评价均为“一般”，比例均在60%左右。其中，环境卫生、住房状况、医疗保健这三项公共服务严重缺失，受访者认为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民生周刊》记者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走访发现，当地公共卫生间多为旱厕，每个厕所门前都摆有两个铁制垃圾箱，且每个垃圾箱中都有浓烟冒出。据河南籍打工者周旭（化名）称，皮村焚烧垃圾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浓烟会飘进他租住的房子里，气味难闻。在皮村的街道上，也能看到垃圾随风到处飘落。
相比之下，石各庄村街道较为干净，但垃圾处理堪忧。垃圾箱被塞得满满当当，溢出的垃圾在公共厕所前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垃圾场，伴随厕所里的臭气，场面令人作呕。
“外人状态”
面对流动人口聚居区“通病”，社会资源研究所将“致病”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政府在财力、人力上的投入与聚居区实际居民规模不匹配；二是聚居区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即将被拆迁”的心理预期状态，使各类服务趋于短期和投机取向。
作为此次调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陈晶晶在报告中提出，旧的聚居区被拆迁，但流动人口的收入无法快速增加，因此只能向更远的郊县迁移。“拆迁和腾退只是将聚居区在地理位置上不断挪出北京市核心区域，但聚居区公共服务缺少问题一直存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拆平重建”会加剧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违建拆除后，外地人口出于生计需求并没有、也很难回乡，还会面临租金上涨、上班距离拉长等问题。
“聚居区的‘乱’需要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村庄的管理方式，通常的做法只是安装摄像头、增加保安队；二是外来人口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因为被当做‘外地人’，无法享受服务，造成他们长期处于‘外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卢晖临说。
“房租现在是每月400元，大概每年每月会上涨50元。” 唐富芸说，对于改善住房条件，他们“没想过，也不敢想”，“我现在给一个单位做饭，丈夫在工地干活，今年下半年活儿不好找，好多人没等到过年提前两个月就回乡了，总不能呆在这里吃老本儿。这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据陈晶晶了解，对于聚居区内的公共服务情况，北京本地户籍居民的满意度最差，大于流动人口。尽管如此，陈晶晶依旧认为两个群体之间，北京本地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资源的享有上优于流动人口。
走访过程中，多位外来打工者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新农合在京报销比例较低，仅30%左右，因此他们在生病时首先想到的是村里的私人诊所，只有得了大病才会“上大医院排队”。北京户籍居民由于享有较好的医保服务，则很少光顾私人诊所。 年逾七十的石各庄村民侯凤琴（音），几年前将自家院子里的柿子树砍掉，盖起了出租屋，每月租金收入逾4000元，外加村里的1000多元补贴，让她对唐富芸这些“外地人”并没有太多偏见，“只是觉得水不够用”。
一方是住所稳定、拥有租金收益的房东，另一方是居住简陋且可能随时面临拆迁的打工者。唐富芸认为，尽管北京本地户籍人口对于村里的公共服务也有诸多不满，但心理状态完全不同。
服务与管理的轻重
针对村里的流动人口，皮村设有外来人口服务站，有单独的办公场所，提供免费体检、计划生育、办理暂住证等咨询服务。但在“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看来，这些“官衙门”更重管理，轻服务。陈晶晶对此感受相同。
“很多社区管得比较多，比如‘流管办’，会统计租房情况等，在社会治安方面花很多时间；多数情况是村委会大门关着，流动人口遇到问题后第一选择还是问熟人、问房东，主动找政府部门的很少。”陈晶晶说。
与石各庄、皮村相比，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由于地处市中心区域，且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率仅为5比1，因此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享有情况较好。
2011年1月，龙潭街道办事处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龙潭街道菜市场、板厂南里分别设立了“新居民互助服务站”，尝试用居民自治的方式，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同时，也为这一人群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据龙潭街道综治办主任周斌介绍，“新居民互助”强调的是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使“流动人口有了问题不至于那么盲目”。
龙潭街道菜市场内有100多个摊位，聚集了许多流动人口，通过互助服务站，他们将生活中面临的需求与问题反馈给服务站的负责人，负责人再将问题反馈给每周定期下来采集信息的管理员。
毛京汉是龙潭街道流动人口管理员之一，经他反映上来的问题包括计生、孕检、孩子入学、购房政策咨询、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这些问题在社区办都能得到相应的帮助和解决。
“与传统的管理方式相比，居民自治带来的好处首先是‘底数清，情况明’。流动人口自己管理，比我们更了解周围人群的实际状况；宣传政策时，如果他自己参与进来，比我们单是靠拉横幅、宣传单效果来得好。” 周斌说，“服务到位了，管理自然就好了。单靠管理，对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来说都很难受。”
周斌认为，龙潭模式在城乡结合部这种外来人口压力更大的地区推广，首先要找好抓手，且要结合自身实际，“但重服务轻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这与卢晖临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真正的秩序是内生的，“依靠物理外力监管往往无效”。
事实上，尽管龙潭模式拥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碍于资金成本及管理意识，这一模式并未在北京市大范围推广。在龙潭之前，北京市石景山区也进行了新居民互助服务站的尝试，效果可圈可点。
政府资源之外，民间组织在聚居区开展的相关实验也是对政府管理的有效补充。
2005年“工友之家”来到皮村时，发现工人们下班后只能窝在自己狭窄的出租房里，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工友之家”于是在村北租用了一块场地用作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心内部设有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二手物品商店等。
2010年5月，另一家服务于北京打工群体的民间组织“一砖一瓦”成立，并将服务范围设定在北京南部的建筑工地。大多数建筑工人的业余生活枯燥单调，“一砖一瓦”就在规模较大、工期较长的工地旁建立社区活动室，提供公益电视、图书，开展互惠站等文化活动。
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一砖一瓦”发现许多聚居区内已有较完备的设施，但由于缺少活动组织者，这些设施的利用率非常低，常处于空置状态，因此希望社区能够帮助提供一些配套资源。
作为“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孙恒坦言皮村村委会在活动中心成立之初给予了很大支持，但令他最为困扰的，是“工友之家”的身份问题。“注册较为困难，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为社区提供服务的NGO。我希望在注册上，至少与其它民间组织一样享有同等地位。”
2014年1月24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2014年北京市统计工作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从2004年的1492.7万人增长至2013年的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增加472.9万人，成为北京人口快速增长的“主力”。
作为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村一名并不流动的“流动人员”，四川籍的唐富芸见证了这个村子因外地人到来而发生的种种变化：“道路越来越窄，房子越建越高，卫生越来越差，垃圾桶和厕所常常得不到及时清理。”唯一不变的，只有她和丈夫租住的小屋，总是黑、挤、乱，房租连年上涨，搬家成了家常便饭。
在北京，有千千万万个“唐富芸”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里。随着北京城区的步步外扩，他们的涌入为当地村民带来了丰厚的租金，但同时也给当地脆弱的公共设施及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聚居区内，居民期望改善的前三项需求是住房条件、环境卫生和医疗保健。除医疗保健因转移接续困难暂时无法解决外，前两项的缺乏可视为各类聚居区的‘通病’。”民间组织“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晶晶说。
聚居区“通病”
唐富芸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村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里。每次下班回家，她都要花一些时间在日渐拥挤的院子里为她的电动自行车寻找停车位，之后匆忙踏进一个不足10平米的昏暗房间，为在工地劳作一天的丈夫准备晚饭。
2002年，唐富芸和丈夫在老乡的带领下来到北京，租住在东四环朝阳公园附近。一年后，他们所在的村子因拆迁而消失，唐富芸跟老乡一起搬进了位于东五环的石各庄村，至今已有十个年头。
在唐富芸租住的屋子里，最显眼的是一张上下床，下层供他们夫妇睡觉使用，上层则堆满杂物。几年前，睡在上铺的还是她的小儿子。
儿子学校拆迁后，唐富芸没能为孩子申请到公办学校，为了孩子的学业，她心一横，将儿子送回了四川老家。
唐富芸租住的院子里从前只有8家租户，“院子很宽敞，还有几棵大树，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做游戏。”2010年左右，为了获得更多的租金，房主将大树砍掉，加盖了9个房间。
据唐富芸回忆，十年前她初到石各庄时，外来人口并不多，马路还很宽敞。十年间，随着几公里外的姚家园、平房乡部分地区拆迁，人们一下子涌进了石各庄，各类生活资源都变得稀缺起来。
“垃圾桶和茅坑（厕所）都不够用，一个村只有两个人清扫，三五天清扫一次，遇到忙的时候来不及清理，垃圾就扔得到处都是，厕所里的脏物也会溢出来。” 唐富芸说。
与此同时，村里的房子也越盖越多，有的盖起了二层小楼，有的则开始向街道扩张。唐富芸记得，几年前村里一户人家着了火，由于街道过于狭窄，消防车开不进去，“眼睁睁看着房子被烧没了”。
石各庄村仅是北京众多外地人口聚居区的一个缩影。2013年，社会资源研究所对北京市六环内（含）外来人口比例超过50%、居住场所以平房为主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显示，受访地区居民（包括本地居民及流动人口）对在当地享有的就业支持、基础教育、医疗保健、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社区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环境卫生、房屋居住情况等公共服务满意评价均为“一般”，比例均在60%左右。其中，环境卫生、住房状况、医疗保健这三项公共服务严重缺失，受访者认为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民生周刊》记者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走访发现，当地公共卫生间多为旱厕，每个厕所门前都摆有两个铁制垃圾箱，且每个垃圾箱中都有浓烟冒出。据河南籍打工者周旭（化名）称，皮村焚烧垃圾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浓烟会飘进他租住的房子里，气味难闻。在皮村的街道上，也能看到垃圾随风到处飘落。
相比之下，石各庄村街道较为干净，但垃圾处理堪忧。垃圾箱被塞得满满当当，溢出的垃圾在公共厕所前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垃圾场，伴随厕所里的臭气，场面令人作呕。
“外人状态”
面对流动人口聚居区“通病”，社会资源研究所将“致病”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政府在财力、人力上的投入与聚居区实际居民规模不匹配；二是聚居区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即将被拆迁”的心理预期状态，使各类服务趋于短期和投机取向。
作为此次调查报告的撰写人之一，陈晶晶在报告中提出，旧的聚居区被拆迁，但流动人口的收入无法快速增加，因此只能向更远的郊县迁移。“拆迁和腾退只是将聚居区在地理位置上不断挪出北京市核心区域，但聚居区公共服务缺少问题一直存在。”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拆平重建”会加剧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违建拆除后，外地人口出于生计需求并没有、也很难回乡，还会面临租金上涨、上班距离拉长等问题。
“聚居区的‘乱’需要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村庄的管理方式，通常的做法只是安装摄像头、增加保安队；二是外来人口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因为被当做‘外地人’，无法享受服务，造成他们长期处于‘外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卢晖临说。
“房租现在是每月400元，大概每年每月会上涨50元。” 唐富芸说，对于改善住房条件，他们“没想过，也不敢想”，“我现在给一个单位做饭，丈夫在工地干活，今年下半年活儿不好找，好多人没等到过年提前两个月就回乡了，总不能呆在这里吃老本儿。这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据陈晶晶了解，对于聚居区内的公共服务情况，北京本地户籍居民的满意度最差，大于流动人口。尽管如此，陈晶晶依旧认为两个群体之间，北京本地户籍人口在公共服务资源的享有上优于流动人口。
走访过程中，多位外来打工者向《民生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新农合在京报销比例较低，仅30%左右，因此他们在生病时首先想到的是村里的私人诊所，只有得了大病才会“上大医院排队”。北京户籍居民由于享有较好的医保服务，则很少光顾私人诊所。 年逾七十的石各庄村民侯凤琴（音），几年前将自家院子里的柿子树砍掉，盖起了出租屋，每月租金收入逾4000元，外加村里的1000多元补贴，让她对唐富芸这些“外地人”并没有太多偏见，“只是觉得水不够用”。
一方是住所稳定、拥有租金收益的房东，另一方是居住简陋且可能随时面临拆迁的打工者。唐富芸认为，尽管北京本地户籍人口对于村里的公共服务也有诸多不满，但心理状态完全不同。
服务与管理的轻重
针对村里的流动人口，皮村设有外来人口服务站，有单独的办公场所，提供免费体检、计划生育、办理暂住证等咨询服务。但在“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看来，这些“官衙门”更重管理，轻服务。陈晶晶对此感受相同。
“很多社区管得比较多，比如‘流管办’，会统计租房情况等，在社会治安方面花很多时间；多数情况是村委会大门关着，流动人口遇到问题后第一选择还是问熟人、问房东，主动找政府部门的很少。”陈晶晶说。
与石各庄、皮村相比，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由于地处市中心区域，且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率仅为5比1，因此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享有情况较好。
2011年1月，龙潭街道办事处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龙潭街道菜市场、板厂南里分别设立了“新居民互助服务站”，尝试用居民自治的方式，在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同时，也为这一人群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据龙潭街道综治办主任周斌介绍，“新居民互助”强调的是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使“流动人口有了问题不至于那么盲目”。
龙潭街道菜市场内有100多个摊位，聚集了许多流动人口，通过互助服务站，他们将生活中面临的需求与问题反馈给服务站的负责人，负责人再将问题反馈给每周定期下来采集信息的管理员。
毛京汉是龙潭街道流动人口管理员之一，经他反映上来的问题包括计生、孕检、孩子入学、购房政策咨询、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这些问题在社区办都能得到相应的帮助和解决。
“与传统的管理方式相比，居民自治带来的好处首先是‘底数清，情况明’。流动人口自己管理，比我们更了解周围人群的实际状况；宣传政策时，如果他自己参与进来，比我们单是靠拉横幅、宣传单效果来得好。” 周斌说，“服务到位了，管理自然就好了。单靠管理，对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来说都很难受。”
周斌认为，龙潭模式在城乡结合部这种外来人口压力更大的地区推广，首先要找好抓手，且要结合自身实际，“但重服务轻管理的理念是相通的”。这与卢晖临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真正的秩序是内生的，“依靠物理外力监管往往无效”。
事实上，尽管龙潭模式拥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碍于资金成本及管理意识，这一模式并未在北京市大范围推广。在龙潭之前，北京市石景山区也进行了新居民互助服务站的尝试，效果可圈可点。
政府资源之外，民间组织在聚居区开展的相关实验也是对政府管理的有效补充。
2005年“工友之家”来到皮村时，发现工人们下班后只能窝在自己狭窄的出租房里，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工友之家”于是在村北租用了一块场地用作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心内部设有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二手物品商店等。
2010年5月，另一家服务于北京打工群体的民间组织“一砖一瓦”成立，并将服务范围设定在北京南部的建筑工地。大多数建筑工人的业余生活枯燥单调，“一砖一瓦”就在规模较大、工期较长的工地旁建立社区活动室，提供公益电视、图书，开展互惠站等文化活动。
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一砖一瓦”发现许多聚居区内已有较完备的设施，但由于缺少活动组织者，这些设施的利用率非常低，常处于空置状态，因此希望社区能够帮助提供一些配套资源。
作为“工友之家”的负责人，孙恒坦言皮村村委会在活动中心成立之初给予了很大支持，但令他最为困扰的，是“工友之家”的身份问题。“注册较为困难，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为社区提供服务的NGO。我希望在注册上，至少与其它民间组织一样享有同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