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日本著名学者、评论家加藤周一在1955年发表了《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等文章，曾提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这一命题，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广泛重视。本文试就加藤周一提出的杂种日本文化的希望这一理论作一初步的分析，旨在加深对日本文化论理解的同时，从中发掘出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 加藤周一 杂种文化论 日本文化
一、日本文化杂种性的原因
明治维新之时，日本政府为了对抗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军事上的压迫，在经历过大政奉还[1]、王权复古等改革之后，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成立了新的政府。同时也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被称为自由民权运动的风潮。明治维新不单打出了“富国强兵”、“殖产新业”[2]等口号，还于1871年派出了使节团出使西方，希望修正之前同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研究学习西方的各种先进制度。
使节团虽然没有能够同西方诸国重新修订相关条约，但却成功地学习、研究并吸收了西方的各种制度。回国之后就对本国的学制、土地税租制度、征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采用了西方的阳历，调整了本国的司法制度，并且施行了断发令。此外，新政府还废止了江户幕府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而经济方面，引进西方技术之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制造业，在产业革命后向工业化进军。生活方式上自然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明治”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人力车、马车、铁路相继成为人们的日常交通工具；大礼帽，燕尾服，皮鞋等西洋服饰开始流行；面包、牛奶等西方常见的食物也登上了日本人的餐桌，成为一种时尚；带有典型西方建筑色彩的煤气灯和砖瓦房开始普及。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德富苏峰[3]开始提倡平民主义和欧化主义，并创立了民友社，出版了机关杂志《国民之友》；三宅雪岭[4]则倡导国粹主义并设立了政教社，与之对立，同时创刊了机关杂志《日本人》。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政府为使日本晋升至强国的队列，学习西方树立起了全民需接受教育的共识，并开始义务教育。使普通民众拥有了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环境。
而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美军进驻日本，开启了一场针对日本本国文化的深层次反思。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不但针对皇族进行了改革，还令日本政府重新起草新的宪法。随着美国占领的深入，日本开始对美国文化进行更大规模的吸收。
西方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且十分深入，这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深入日本文化根基的问题。
但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并非只有西方。
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中国的周边国家而孤悬海外。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古国已经将铁骑运用于农业，并创造出灿烂人类文化之时，日本尚处于原始的采集与旧石器文化当中，而自身的文化当然也是以几乎停滞的速度在缓慢发展。在与当时高水平文化的中国相联通之时，中国文化便以洪水之势奔涌而入。618年之后，日本不断地派遣使者进入中国学习，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吸收。自奈良时代起，至平安初期，日本的皇族显贵陆续编纂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汉诗集。白居易等诗人的诗受到了当时日本民众的喜爱与模仿。平城京与平安京的建造模式则模仿了中国古代的长安城。而茶在经由日本留学生、留学僧带回国内后，几经演变，成为了公卿贵族身份的象征。
日本是一个岛国，又是一个文明周边国。与长期居于文明中心的中国以及与中国相连的朝鲜隔海相望。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使日本自形成统一国家以来，1000多年都免于遭受外族入侵。成吉思汗的军事扩张虽然波及至朝鲜半岛，但由于有着对马海峡的隔离，使得忽必烈的两次入侵日本皆因台风而失败。这种地理环境因素一方面让与中国大陆和西欧常年战争不断，民族冲突繁多的情况相反的、孤悬海外的日本独自地发展着自身的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地理因素使得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势差很大的文化状态。所以极具开放性。
岛国地理面积狭小，以及没有战乱的侵扰，民族之间流动性不强，民族生活较为稳定。因此在日本，除大和民族之外，其他例如阿伊努族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极少，可以称日本为单一民族国家。而单一民族较之多民族则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即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单一民族表现出了较为开放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这也成为日本易于吸收其它国家、地区文化的重要原因。
二、日本文化杂种性的表现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使得近代以来世界上任何文化几乎不可能孤立存在而不受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事实证明，正是每一个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不断吸收，才使该民族保持旺盛的活力，经久不衰。纵观日本文化，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种种要素混杂其中，但它们并非杂乱无章地存在于日本文化之中。在日本文化中，古今、和外等诸多要素在其中杂然有序共存。
从信仰上看，日本人往往同时信仰神道与佛教。日本自6世纪就引入了中国的佛教；到了江户时代，佛教成为与民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宗教，但其后的影响力却最终输于神道教。新年后的初次参拜、孩子出生时的参拜、七三五之贺等活动几乎都是在神社舉行的。此外日本还对佛教进行了改造，融入本国的固有思想，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世佛教”。而结婚仪式则分为了“神前式”和“教会式”，即既有继承传统，在神社举行的婚礼；也有学习了基督教国家，在教堂举行的婚礼。而儒学的伦理思想自古传入到日本之后，“仁义礼智信”等儒学所提倡的做人的道德准则成为了日本人际关系中的根本伦理思想。以上皆为思想方面。
近代以来，在日常用语中，除了汉语词汇外，日语中还包含着数十种语言的大量外来语。外来语运用之多、之广，更新速度之快，连日本人都感到应接不暇，上了年纪的对此或许还会不知所云。而日本平假名、片假名的来源则均为中国汉字：以汉字的草书为基础，创造出了平假名；又以楷书为基础，创造出了片假名。被中国人所忽略的传统文化，如茶道、花道等，如今在日本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并持续地发展着。从节日上看，日本人既过日本原有的节日，也过中国和西欧的节日。例如中国的七夕节、重阳节，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全是日本的节日。此外，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存在着洋服、洋食、洋乐等，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和服、和食、传统乐器等。 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中写道：“我在欧洲生活时，常常围绕着传统的日本考虑日本的问题，可是当我回到日本，却不得不承认日本与其他亚洲诸国不同，日本的西洋化进行得比较深入。这决不是说，我的关心点从传统的日本转向了西洋化的日本。我认为，日本文化的特征是两种因素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抽取出来。”
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与过程中，日本不是单纯地被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进行主动地、消化地、改造地吸收，使外来文化日本化。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摄取后模仿，而是根据本国的需要与现实的可能性加以吸收，即形成一种“杂种”的文化。加藤周一在自己的“杂种”文化理论中提到，英语文化、法语文化都是纯种的，没有受到英、法文化以外的任何文化的影响。“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而日本文化可以说是杂种文化的典型”。在这里，“杂种”一词并无任何贬义，他把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都当作一种综合要素来对待，“杂种性”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要素的折衷或妥协，而是把“杂种性”视为日本文化的本质。
日本历来都是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进行“杂种”。古代，中国隋唐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18-19世纪，西欧作为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诞生了工业社会，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现代文明的理想模式，成为各国追赶的目标。但对于世界先进文明的传入，日本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例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并没有引进宦官制度以及科举制等；在引进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制度时也没有学习西方彻底推翻皇权统治。对于西方的传统文化，日本采取了不必也不可能完全照搬的态度。因为一种文化在一个国家适用，对其发展有利，在另一个国家则不一定适用。
这种“杂种”的日本文化体现出了融合性，因其并非是一种单纯机械地吸收。日本通过对中国汉字的改造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字体。又对中国传入的佛教进行了日本化。此外，以“仁”为中心的中国儒家思想进入日本后转变为了以“忠”为中心。除此之外，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和科学技术之时，根据本国的国情，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日式经营方法。
“杂种”的日本文化并不意味着对固有传统文化的抛弃，也并非彻底打碎日本文化，一味地实现西化，而是利用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化的实现。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来就是相互交织的，传统在现代仍有影响，却并不是连续一贯的平滑转换，而是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轨迹。对于文化的输出国来说，当地的先进文化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化，带有极强的地区性和民族性。而对于文化输入国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早已积淀在各种表象文化的最深处，无法抹掉，更无法随意抛弃。加藤周一对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则说明了这一点，日本文学历史从未出现断层，上一个时代的主要文学形式，往往被下一个时代的文学所继承。不仅如此，各时代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价值”也证明了这一点。镰仓时代的佛像和木雕中体现出了写实主义的特征；日本绘画当中体现出的装饰主义特征等，则都是日本艺术中存在着的持续的、从未改变过的因素。
东方文化，也即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非对立。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也绝非对立。“杂种”并不是单纯的折衷。
三、杂种日本文化的希望
杂种日本文化的希望在何方？
二战后，世界各地纷纷兴起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日本战败后则由美国对其进行各方面管控。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对美国极其依赖。国内自然兴起了两种对立运动：近代主义与国粹主义。但这两种希望纯化日本文化的运动，第一，并非战后才出现；第二，常常相伴而现。
加藤周一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刻的日本需要正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进行学习，必须抛弃“纯化”日本文化的幻想。所谓纯化既包括大力主张西化，一切向西方看齐，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还是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习惯，都必须彻底抛弃日本传统因素的做法；也包括国粹主义，即去除一切西方的或其他国家、地区文化的因素，企图回到日本所谓的传统文化之中的做法。前者不但过分拔高了西方，同时过分贬低了日本；后者又表现出了极端的精神主义。
承认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即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民族自尊心。从两种文化中提取积极因素加以融合，既不拒绝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先进文化，又从一个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角度去吸收一切外来文化。一方面突出了本国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大众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文化。将外来文化的先进要素与本民族文化传统揉合起来，创造出更多属于本民族的、新的文化。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对外来文化吸收的越多、越合理，就越能在这个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就是平等看待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信本国传统文化并广泛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的精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融合、相“杂种”的结果。这也正是日本文化的希望所在。
【注 释】
[1] 大政奉还，发生于庆应三年（1867年）10月，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还给了天皇，标志着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
[2] 殖产兴业，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
[3] 德富蘇峰，作家德富芦花之兄，本名德富猪一郎，是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其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
[4] 三宅雪岭，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评论家。原名雄二郎。
【参考文献】
［1］ 加藤周一.雑種文化.講談社文庫,1956.
［2］ 叶渭渠.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与加藤周一对谈录.日本学刊,2001,01
［3］ 刘迪.论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理论[J].日本学刊, 1988(5):40-45.
［4］ 顾长江. 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浅析[J]. 文教资料(8):83-84.
［5］ 诸葛蔚东.加藤周一——其人、其文、其学说[J].日本学刊, 1990(5):109-114.
作者简介：黄诗云（1993-），女，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关键词】 加藤周一 杂种文化论 日本文化
一、日本文化杂种性的原因
明治维新之时，日本政府为了对抗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军事上的压迫，在经历过大政奉还[1]、王权复古等改革之后，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成立了新的政府。同时也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被称为自由民权运动的风潮。明治维新不单打出了“富国强兵”、“殖产新业”[2]等口号，还于1871年派出了使节团出使西方，希望修正之前同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研究学习西方的各种先进制度。
使节团虽然没有能够同西方诸国重新修订相关条约，但却成功地学习、研究并吸收了西方的各种制度。回国之后就对本国的学制、土地税租制度、征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采用了西方的阳历，调整了本国的司法制度，并且施行了断发令。此外，新政府还废止了江户幕府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而经济方面，引进西方技术之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制造业，在产业革命后向工业化进军。生活方式上自然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明治”新时代的背景之下，人力车、马车、铁路相继成为人们的日常交通工具；大礼帽，燕尾服，皮鞋等西洋服饰开始流行；面包、牛奶等西方常见的食物也登上了日本人的餐桌，成为一种时尚；带有典型西方建筑色彩的煤气灯和砖瓦房开始普及。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德富苏峰[3]开始提倡平民主义和欧化主义，并创立了民友社，出版了机关杂志《国民之友》；三宅雪岭[4]则倡导国粹主义并设立了政教社，与之对立，同时创刊了机关杂志《日本人》。
明治维新开始之后，日本政府为使日本晋升至强国的队列，学习西方树立起了全民需接受教育的共识，并开始义务教育。使普通民众拥有了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环境。
而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美军进驻日本，开启了一场针对日本本国文化的深层次反思。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不但针对皇族进行了改革，还令日本政府重新起草新的宪法。随着美国占领的深入，日本开始对美国文化进行更大规模的吸收。
西方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且十分深入，这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深入日本文化根基的问题。
但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并非只有西方。
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中国的周边国家而孤悬海外。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古国已经将铁骑运用于农业，并创造出灿烂人类文化之时，日本尚处于原始的采集与旧石器文化当中，而自身的文化当然也是以几乎停滞的速度在缓慢发展。在与当时高水平文化的中国相联通之时，中国文化便以洪水之势奔涌而入。618年之后，日本不断地派遣使者进入中国学习，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吸收。自奈良时代起，至平安初期，日本的皇族显贵陆续编纂了《怀风藻》、《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汉诗集。白居易等诗人的诗受到了当时日本民众的喜爱与模仿。平城京与平安京的建造模式则模仿了中国古代的长安城。而茶在经由日本留学生、留学僧带回国内后，几经演变，成为了公卿贵族身份的象征。
日本是一个岛国，又是一个文明周边国。与长期居于文明中心的中国以及与中国相连的朝鲜隔海相望。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使日本自形成统一国家以来，1000多年都免于遭受外族入侵。成吉思汗的军事扩张虽然波及至朝鲜半岛，但由于有着对马海峡的隔离，使得忽必烈的两次入侵日本皆因台风而失败。这种地理环境因素一方面让与中国大陆和西欧常年战争不断，民族冲突繁多的情况相反的、孤悬海外的日本独自地发展着自身的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地理因素使得处于封闭状态下的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无疑形成了一种势差很大的文化状态。所以极具开放性。
岛国地理面积狭小，以及没有战乱的侵扰，民族之间流动性不强，民族生活较为稳定。因此在日本，除大和民族之外，其他例如阿伊努族和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极少，可以称日本为单一民族国家。而单一民族较之多民族则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即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单一民族表现出了较为开放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这也成为日本易于吸收其它国家、地区文化的重要原因。
二、日本文化杂种性的表现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使得近代以来世界上任何文化几乎不可能孤立存在而不受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事实证明，正是每一个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不断吸收，才使该民族保持旺盛的活力，经久不衰。纵观日本文化，传统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种种要素混杂其中，但它们并非杂乱无章地存在于日本文化之中。在日本文化中，古今、和外等诸多要素在其中杂然有序共存。
从信仰上看，日本人往往同时信仰神道与佛教。日本自6世纪就引入了中国的佛教；到了江户时代，佛教成为与民众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宗教，但其后的影响力却最终输于神道教。新年后的初次参拜、孩子出生时的参拜、七三五之贺等活动几乎都是在神社舉行的。此外日本还对佛教进行了改造，融入本国的固有思想，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世佛教”。而结婚仪式则分为了“神前式”和“教会式”，即既有继承传统，在神社举行的婚礼；也有学习了基督教国家，在教堂举行的婚礼。而儒学的伦理思想自古传入到日本之后，“仁义礼智信”等儒学所提倡的做人的道德准则成为了日本人际关系中的根本伦理思想。以上皆为思想方面。
近代以来，在日常用语中，除了汉语词汇外，日语中还包含着数十种语言的大量外来语。外来语运用之多、之广，更新速度之快，连日本人都感到应接不暇，上了年纪的对此或许还会不知所云。而日本平假名、片假名的来源则均为中国汉字：以汉字的草书为基础，创造出了平假名；又以楷书为基础，创造出了片假名。被中国人所忽略的传统文化，如茶道、花道等，如今在日本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并持续地发展着。从节日上看，日本人既过日本原有的节日，也过中国和西欧的节日。例如中国的七夕节、重阳节，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全是日本的节日。此外，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存在着洋服、洋食、洋乐等，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和服、和食、传统乐器等。 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中写道：“我在欧洲生活时，常常围绕着传统的日本考虑日本的问题，可是当我回到日本，却不得不承认日本与其他亚洲诸国不同，日本的西洋化进行得比较深入。这决不是说，我的关心点从传统的日本转向了西洋化的日本。我认为，日本文化的特征是两种因素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抽取出来。”
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与过程中，日本不是单纯地被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进行主动地、消化地、改造地吸收，使外来文化日本化。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摄取后模仿，而是根据本国的需要与现实的可能性加以吸收，即形成一种“杂种”的文化。加藤周一在自己的“杂种”文化理论中提到，英语文化、法语文化都是纯种的，没有受到英、法文化以外的任何文化的影响。“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的典型，而日本文化可以说是杂种文化的典型”。在这里，“杂种”一词并无任何贬义，他把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都当作一种综合要素来对待，“杂种性”并不意味着两种文化要素的折衷或妥协，而是把“杂种性”视为日本文化的本质。
日本历来都是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进行“杂种”。古代，中国隋唐处于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18-19世纪，西欧作为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诞生了工业社会，处于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现代文明的理想模式，成为各国追赶的目标。但对于世界先进文明的传入，日本并非全盘接受，而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例如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并没有引进宦官制度以及科举制等；在引进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制度时也没有学习西方彻底推翻皇权统治。对于西方的传统文化，日本采取了不必也不可能完全照搬的态度。因为一种文化在一个国家适用，对其发展有利，在另一个国家则不一定适用。
这种“杂种”的日本文化体现出了融合性，因其并非是一种单纯机械地吸收。日本通过对中国汉字的改造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字体。又对中国传入的佛教进行了日本化。此外，以“仁”为中心的中国儒家思想进入日本后转变为了以“忠”为中心。除此之外，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和科学技术之时，根据本国的国情，创造出了一套独特的日式经营方法。
“杂种”的日本文化并不意味着对固有传统文化的抛弃，也并非彻底打碎日本文化，一味地实现西化，而是利用传统文化促进现代化的实现。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来就是相互交织的，传统在现代仍有影响，却并不是连续一贯的平滑转换，而是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轨迹。对于文化的输出国来说，当地的先进文化是一种地区性的文化，带有极强的地区性和民族性。而对于文化输入国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早已积淀在各种表象文化的最深处，无法抹掉，更无法随意抛弃。加藤周一对日本文学史的研究则说明了这一点，日本文学历史从未出现断层，上一个时代的主要文学形式，往往被下一个时代的文学所继承。不仅如此，各时代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价值”也证明了这一点。镰仓时代的佛像和木雕中体现出了写实主义的特征；日本绘画当中体现出的装饰主义特征等，则都是日本艺术中存在着的持续的、从未改变过的因素。
东方文化，也即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并非对立。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也绝非对立。“杂种”并不是单纯的折衷。
三、杂种日本文化的希望
杂种日本文化的希望在何方？
二战后，世界各地纷纷兴起了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日本战败后则由美国对其进行各方面管控。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对美国极其依赖。国内自然兴起了两种对立运动：近代主义与国粹主义。但这两种希望纯化日本文化的运动，第一，并非战后才出现；第二，常常相伴而现。
加藤周一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刻的日本需要正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进行学习，必须抛弃“纯化”日本文化的幻想。所谓纯化既包括大力主张西化，一切向西方看齐，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还是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习惯，都必须彻底抛弃日本传统因素的做法；也包括国粹主义，即去除一切西方的或其他国家、地区文化的因素，企图回到日本所谓的传统文化之中的做法。前者不但过分拔高了西方，同时过分贬低了日本；后者又表现出了极端的精神主义。
承认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即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民族自尊心。从两种文化中提取积极因素加以融合，既不拒绝其他国家的、地区的先进文化，又从一个更为积极，更具建设性的角度去吸收一切外来文化。一方面突出了本国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大众的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文化。将外来文化的先进要素与本民族文化传统揉合起来，创造出更多属于本民族的、新的文化。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对外来文化吸收的越多、越合理，就越能在这个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就是平等看待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信本国传统文化并广泛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的精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融合、相“杂种”的结果。这也正是日本文化的希望所在。
【注 释】
[1] 大政奉还，发生于庆应三年（1867年）10月，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还给了天皇，标志着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
[2] 殖产兴业，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三大政策之一。
[3] 德富蘇峰，作家德富芦花之兄，本名德富猪一郎，是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其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
[4] 三宅雪岭，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评论家。原名雄二郎。
【参考文献】
［1］ 加藤周一.雑種文化.講談社文庫,1956.
［2］ 叶渭渠.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与加藤周一对谈录.日本学刊,2001,01
［3］ 刘迪.论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理论[J].日本学刊, 1988(5):40-45.
［4］ 顾长江. 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浅析[J]. 文教资料(8):83-84.
［5］ 诸葛蔚东.加藤周一——其人、其文、其学说[J].日本学刊, 1990(5):109-114.
作者简介：黄诗云（1993-），女，白族，云南省大理市人，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