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正> 1991年10月,在古城西安,由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和西北大学联合主办了“伊斯兰教与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建设国际研讨会”,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具体负责筹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甘肃省民族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等单位从事伊斯兰教和西北穆斯林问题研究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及青海省民委、陕西省民委的有关领导和同志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提交会议的论文约20余篇。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正> 1991年10月,在古城西安,由德国阿登纳基金会和西北大学联合主办了“伊斯兰教与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建设国际研讨会”,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具体负责筹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行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甘肃省民族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等单位从事伊斯兰教和西北穆斯林问题研究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及青海省民委、陕西省民委的有关领导和同志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提交会议的论文约20余篇。
其他文献
<正>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
<正> 一 文化人类学(Cultui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Williaw Henry Holmes 1846—1933)首次创用,且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
近年来,外汇储备创新运用实践发展较快,委托贷款、国际合作等关键领域已有所突破。然而,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发展面临着外汇管理局和受托银行承担非对称风险、容易形成“二次结汇”风险、流动性固化及定价机制不公开且随意性大等现实难题。为此,有必要在准确测算并动态维持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汇储备委托贷款覆盖范围,完善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定价方式,增强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定价透明度,合理引导企业融资行为。
<正> 3月15—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文工作委员会,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召开了第二届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各地、州、市;各厅局、中央在乌单位及高等院校负责人,近300人出席了会议,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等单位应邀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关于公平正义，学界的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译介、解读西方的正义理论；二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与西方正义理论对话；三是针对社会公平缺失问题展开对策性研究。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晓臻博士的《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探究》（简称《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属于第二类。
<正>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学在我国不仅要研究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少数民族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变化,亦即少数民族地区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过程。所以,民族学研究存在着如何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的问题。 一、民族学为民族地区现代化服务的必要性。 1.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不同与汉族等其他发达地区的现代化过程。首先,中国少数民族大都分布于边疆地区,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内地和沿海地区;再次,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过程,面临着多层次的开放
<正>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藏族史”的教学工作。根据不同的教学计划,年课、季课或几周的讲座课都讲授过。不论教学时数的长短,总是习惯地按照通史的体例,依时间的顺序,从古讲到今。现在全国各有关省(区)的院校,也都开设了“藏族史”的课程,我没有作过仔细的调查了解,似乎体现地区特点的“藏族史”课程,也不多见。这是一个缺憾。我衷心地希望全国各地从事“藏族史”教学工作的同行们,把自己所在地区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出来,
<正> 维吾尔民族,在祖国大家庭,是一个素以能歌善舞著称,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诗歌传统的民族。鄂尔浑时代的突厥碑铭,有不少学者认为无异于优美的抒情诗。苏联依·威·斯捷布列娃于1963年,在《亚非人民》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鄂尔浑、叶尼赛突厥人的诗篇》,对这些碑铭的文字具体做了一番精心细致的排列,以极其雄辩的例子,证明它们原本即是协韵的诗。其中的四行诗,早有不同形制的韵律,被严格遵守着,只是作者并未意识到,也未能指出这类诗的渊源,来自汉语而已。著名翻译家杨宪益,1983年4月,在《文艺
<正> 谷苞先生是生于西北、长于西北、长期工作于西北的唯一的老一辈民族学专家。新近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族研究文选》(下简称《文选》),收集了谷先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文章。《文选》不仅充分表明谷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展示了中国民族学在西北发展的足迹,并为中国民族学在西北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许多值得十分重视的问题。
<正> 这组照片是作者本人拍于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住地现场,时间是1991年6月。 关于东干人民族服饰的民族志描写,请见本期刊载的M·苏三洛通讯院士的文章。 所谓东干族,即为我国陕、甘回民在清代同治年间起义失败后遭受清军追剿而被迫进入中亚地区者的后裔。现有八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