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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朝后期，儒教的统治体制和身份制度产生动摇，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下，人们的价值观和经济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代表性的稗说集《青邱野谈》中出现了一系列女性，她们具有新的社会意识和经济观念，具有更强烈的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要求和欲望。这些在传统身份制度和道德规范中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的女性，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反映出朝鲜朝后期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状况。
【关键词】青邱野谈；朝鲜朝后期；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1-0044-2.5
朝鲜朝后期，在社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新的思想氛围带来了民众意识不断改变，固有的以儒教为统治思想的统治体制也随之动摇。在这种变化之下，身份制度的变化也油然而生。这一时期，野谈这种文学样式正式产生，士大夫逸话、笑话、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们的戏谑等等，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在野谈中，出现的大多是庶民、中人、妓女、奴婢等下层民众。他们的意志和希望，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野谈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其中，代表性的作品集《青邱野谈》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人物，与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不同，这些女性表现出了对自身不平等和非人性化生活的觉醒和强烈的改变自身地位的要求。
女性地位可以分为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完全不允许女性进行社会活动的朝鲜前期相比，生活在朝鲜朝后期的女性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她们的活动范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这一时期女性自身的身份高低和身份变化过程，都在野谈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得以表现。
一、朝鲜朝后期的社会文化背景
身份制度的动摇：朝鲜王朝建立在严格的身份制度基础之上，而严格限制男女之别的身份制度在朝鲜朝后期产生了动摇。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身份制度自身的崩溃所带来的，它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社会整体的变化。因此，在对反映女性地位变动的作品进行分析之前，要先考察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即朝鲜后期身份制度的动摇。
身份制度是朝鲜王朝统治体系的有效统治手段。在这种身份制度之下，身份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通常都梦想着身份的上升。然而到了朝鲜朝后期，这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下层民众具有了一定的市民意识，经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具有了提升自身身份的自信。农民阶层分化形成的平民富农阶层和经过商业发展而形成的城市新兴富人阶层使得下层民众可以通过掌握经济实力来实现身份提升。简言之，在朝鲜朝后期，形式上的身份关系在逐渐弱化，而实际上的经济关系在逐渐增强。
在形式上的身份制度中，占据最顶端的就是“两班”。两班本来是指文武两班官员，也用来作为对士族的尊称。然而，到了朝鲜后期，与取得两班身份相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实际身份。除此之外，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虽然也有一部分仍然过着完全服从主人的生活，但其中的一部分人也对过去以无条件服从为美德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出现一些反抗现象。在18、19世纪，奴婢逃离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到了朝鲜朝后期，开始实行“奴良妻所生从母法”①，扩大了奴隶从良的道路，摆脱奴隶身份的人数急速增加。
身份制度崩溃的先兆同样也影响着女性。从制度上来看，女性的身份由其父母和丈夫的身份决定，处于从属地位。在严格的以家父长制为中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下，朝鲜时代的女性地位处于十分恶劣的状况之下。这种现象到了朝鲜朝后期愈加严重。在父系血统体制和重视家门的风潮之下，出现了控制女性生活和地位的“三从之道”“七去之恶”“烈女观”“再嫁禁止”等贞洁观念。野谈就是在这样社会变化的背景形成的文学。因此，野谈中包含着很多描绘下层民众的不满和反抗、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等内容。
经济认识的变化：对朝鲜后期野谈影响最大的经济要素是经济认识的变化所带来的物质追求欲望。朝鲜朝的支柱产业是农业，财富的基本形态就是土地。土地制度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是支撑朝鲜王朝的根本所在。然而，朝鲜后期允许农田买卖，开始出现地主。地主通过不断扩大耕地，聚敛财富。最终，土地被兼并到少数人的手中，农民逐渐失去土地而成为佃农。一些不得不离开土地的农民到城市里从事私人商业或手工业，从而形成了新兴市民阶层。这种人口移动是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城市人口的集中促进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向城市流入，加速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这种经济氛围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使得物质趋向性和权利趋向性的思考方式在新兴市民中扩散开来。同时，传统的家长制家庭伦理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金钱万能主义甚嚣尘上，刑期的长短、官司的胜败、官位的得失等等，都由财产的多少来决定。不具备经济能力的两班不再被认为是天生的优越者。另一方面，价值观的改变甚至使一部分贵族阶级也更加追求物质，而不再专注于谋求伦理和道德上的名誉。
野谈是在这种经济意识变化的背景之下产生的文学。在野谈之中出现了女性拥有财富主导权的故事。过去受到限制不能参加社会性生产活动，而只能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女性们，受到经济意识变化的影响，开始发挥自身卓越的资金经营能力。在《青邱野谈》中，出现了很多享受物质上的富裕生活，获得实际地位提升的女性形象。
二、《青邱野谈》中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变化
经济能力与女性地位变化：朝鲜后期，金钱万能主义开始出现，与成为没有实际能力的两班相比，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更加受人推崇。在《青邱野谈》中出现了上层身份的女性为救济家庭贫困状况而与富裕的下层身份男性结合的故事。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上层身份和下层身份的结合，使得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下降。但实际上女性通过这种结合获得了财富，即经济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有很多下层身份的女性通过掌握经济实力提升社会地位的故事。《老妘虑患纳小室》描述的就是一个从下层身份的奴婢逐渐提升身份的女性。
女主人公本是两班家庭的奴婢，她为了逃避男主人的接近，在女主人的协助之下逃出主人家。这时的女主人公是彻底的遵守规范伦理的形象。在朝鲜时代，将婢女作为妾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对于奴婢来说是一个摆脱自身现有身份，在家庭中提升地位的好机会。然而，这个故事中的奴婢却对自己的女主人有情有义，出于与女主人之间的主从关系，不肯接受这个提升身份的好机会。作为回报，奴婢得到了女主人赠予的财物，逃出家门。此时，她摆脱了奴婢的身份，成为了良民。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自由的身份，她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从奴婢的身份上升为良民之后，女主人公结婚生子，并在多年之后遇到了身陷困境的旧主人的孙子。这个旧日的奴婢凭借自身的经济能力和对旧主人的义气，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旧主人的孙子。最终，她的孙女成为了两班家庭的媳妇，获得了两班的身份。由此可见，此时，实际的力量已经不是来源于身份，而是来源于经济实力。奴婢由于具有经济能力而提升了地位，而两班家的孙子即使具有上层的身份，也因经济上的贫困而处于弱势。
在另一篇野谈《得贤妇贫士成家业》中，男主人公是个家徒四壁的读书人，而他的妻子则依据对市场行情的把握通过买卖行为获得财富，使家庭得以繁盛发展。在朝鲜朝后期的社会环境下，家庭经济能力的提升，可以说就是实际社会地位的提升。虽然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女性依然不适合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社会性的经济活动之中，因而女主人并没有将买卖行为长期持续进行下去，但她已然通过自身主动的努力获得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由此可见，朝鲜朝后期，通过经济能力的增强来提升社会地位，这种社会现象成为了一种契机，使得下层民众认识到实际身份的重要性，而这也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应。
伦理道德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青邱野谈》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品中包含着强调伦理道德的内容。在朝鲜时代，儒教的伦理道德将女性排除在权力和知识生产之外。男性在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而女性则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下。
《李尚书元宵结芳缘》，讲述了中人家庭的女儿因错就错，最终成为两班家庭的妾室并获得实际财富，得以提升身份的故事。
男主人公李安讷，因醉酒而被女主人公家的仆人当做自家新郎抬回家中。第二天醒来，双方发现了这个错误。而女主人公作为家中独女，无法以死明志，便要求成为李安讷的妾室。女主人公的身份是中人阶层，与成为两班家庭的妾相比，显然加入门当户对的家庭作正妻才是更好的选择。然而女主人公以这样的理由来说服李安讷：新婦曰“吾亦有夢兆之符合此亦緣分也以娟女之道言之吾便一死可矣然吾以屢世譯官家無男獨女也吾死父母老無依託之所不忍於此不獲已從權事君願為小室且奉養老親以終天年何如”。②
女主人公请求成为两班家庭妾室的理由是要奉养父母和“一女不事二夫”，这正是儒家思想“孝”与“烈”的体现，而这也促成了她最终成为两班家庭的妾室。李安讷接纳了女子的请求，并以“從權無妨而但家有老親庭訓甚嚴吾年未弱冠且未登第以草笠書生蓄小室豈不雜哉”为由，将此女暂时藏在姨母家。女主人公父母发现女儿在新婚第二天失踪之后，只能对外宣称女儿已死。由此可见，即便是中人家庭，家门的荣誉也是十分重要的，女儿在新婚之夜跟随其他男人离家被视为家门的耻辱。
上述的所有问题，都在李安讷成功考取科举时迎刃而解。他说服父母接受了自己的妾室，而女方家里听说女儿成为两班家庭的妾室，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女儿。由此，女主人公不仅进入两班家庭得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还继承了娘家的财产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在这一类型的野谈作品中，出现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内容，其中的女性通过对儒教伦理道德规范的实践，来达到提升自身地位的目的。可以说，这是外在的宣扬伦理道德与内在的地位提升欲望的结合。
女性自主选择与地位变化：这一类型的女主人公通常具有所谓的“识人之明”，在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朝鲜社会中，她们利用自己对人的辨别能力和预判能力主动地为自己选择能够帮助提升自身地位的对象。简言之，这些女性不是自己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是塑造出一个能够提升自身地位的男性。
《获重宝慧妇择夫》中的女主人公本是宰相家的女仆，而男主人公则是个身无长物的鞋贩。但女主人公慧眼识珠，看出了男人身上潜在的能力，认为他就是可以助自己提升地位的对象，主动选择与其结为夫妇。其后，女主人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协助自己的丈夫改变身份，增强经济实力。最终，男主人公果然走上仕途，而女主人公也通过自主选择成功摆脱了奴婢的身份。同样的，《听妓语悖子登科》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依靠自主选择，最终实现了身份的提升。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为了摆脱不利的身份，女主人公选择了与两班家庭的儿子私奔，并以自己积蓄的金银财宝助其参加科举考试，待其考中科举后二人回到两班家庭向男子的父母说明事实，此女最终成为这个两班家庭的妾室，成功实现了地位的提升。有观点认为妓女与两班出身的少年私奔是出于纯真的爱情。诚然，二人之间必然是有爱情存在，但本文认为，妓女的所作所为却并不仅仅是出于爱情。如果仅仅为了爱情，女主人公应该带着自己丰富的积蓄与少年选择隐居，安居乐业，她没有必要敦促少年去参加科举。但在这个故事中，少年通过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回归两班家庭，并使女主人公成为了两班家庭的妾室，这显然是出于女主人公对于提升自身地位的追求。
在这类野谈中，女性提升身份的欲望使得她们突破社会固有规范的约束，发挥自身的能力进行能动的选择，并最终依靠这种选择实现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
通过对《青邱野谈》中众多女性人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朝鲜朝后期社会身份制度发生动摇，人们的经济认识产生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女性具有了强烈的改变身份的欲望，她们或通过经济能力的提升，或通过对道德伦理的实践，或通过能动的自主选择，积极地改变着自身的社会地位。当时的社会氛围为曾经被排除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之外的女性提供了改变自身不利地位的机会，而这样的现实状况在野谈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注释】
①朝鲜初期确立的奴婢身份世袭法则是“从父从母”，即父母双方只要有一方是奴婢身份，其所生子女即为奴婢。这种制度使得奴婢无法通过婚姻来改变子女的身份。显宗10年（1669）开始实行“奴良妻所生从母法”，到英祖7年（1731）完全确立下来，这一法则使得奴隶与良女所生的子女得以摆脱父亲的奴隶身份，而跟从其母的身份。
②《青邱野谈》p．140，亚细亚文化社，1985。
【参考文献】
［1］青邱野谈［M］．韩国：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本．
［2］青邱野谈［M］．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85．
［3］李能和．朝鲜女俗考［J］．民俗苑，1981．
【作者简介】马佳：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朝鲜古典文学。
【关键词】青邱野谈；朝鲜朝后期；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1-0044-2.5
朝鲜朝后期，在社会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新的思想氛围带来了民众意识不断改变，固有的以儒教为统治思想的统治体制也随之动摇。在这种变化之下，身份制度的变化也油然而生。这一时期，野谈这种文学样式正式产生，士大夫逸话、笑话、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们的戏谑等等，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在野谈中，出现的大多是庶民、中人、妓女、奴婢等下层民众。他们的意志和希望，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野谈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其中，代表性的作品集《青邱野谈》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人物，与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不同，这些女性表现出了对自身不平等和非人性化生活的觉醒和强烈的改变自身地位的要求。
女性地位可以分为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完全不允许女性进行社会活动的朝鲜前期相比，生活在朝鲜朝后期的女性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她们的活动范围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这一时期女性自身的身份高低和身份变化过程，都在野谈作品中以各种形式得以表现。
一、朝鲜朝后期的社会文化背景
身份制度的动摇：朝鲜王朝建立在严格的身份制度基础之上，而严格限制男女之别的身份制度在朝鲜朝后期产生了动摇。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身份制度自身的崩溃所带来的，它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朝鲜社会整体的变化。因此，在对反映女性地位变动的作品进行分析之前，要先考察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即朝鲜后期身份制度的动摇。
身份制度是朝鲜王朝统治体系的有效统治手段。在这种身份制度之下，身份处于底层的社会成员通常都梦想着身份的上升。然而到了朝鲜朝后期，这不再仅仅是一个梦想。下层民众具有了一定的市民意识，经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具有了提升自身身份的自信。农民阶层分化形成的平民富农阶层和经过商业发展而形成的城市新兴富人阶层使得下层民众可以通过掌握经济实力来实现身份提升。简言之，在朝鲜朝后期，形式上的身份关系在逐渐弱化，而实际上的经济关系在逐渐增强。
在形式上的身份制度中，占据最顶端的就是“两班”。两班本来是指文武两班官员，也用来作为对士族的尊称。然而，到了朝鲜后期，与取得两班身份相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实际身份。除此之外，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虽然也有一部分仍然过着完全服从主人的生活，但其中的一部分人也对过去以无条件服从为美德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出现一些反抗现象。在18、19世纪，奴婢逃离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到了朝鲜朝后期，开始实行“奴良妻所生从母法”①，扩大了奴隶从良的道路，摆脱奴隶身份的人数急速增加。
身份制度崩溃的先兆同样也影响着女性。从制度上来看，女性的身份由其父母和丈夫的身份决定，处于从属地位。在严格的以家父长制为中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下，朝鲜时代的女性地位处于十分恶劣的状况之下。这种现象到了朝鲜朝后期愈加严重。在父系血统体制和重视家门的风潮之下，出现了控制女性生活和地位的“三从之道”“七去之恶”“烈女观”“再嫁禁止”等贞洁观念。野谈就是在这样社会变化的背景形成的文学。因此，野谈中包含着很多描绘下层民众的不满和反抗、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等内容。
经济认识的变化：对朝鲜后期野谈影响最大的经济要素是经济认识的变化所带来的物质追求欲望。朝鲜朝的支柱产业是农业，财富的基本形态就是土地。土地制度和严格的身份制度是支撑朝鲜王朝的根本所在。然而，朝鲜后期允许农田买卖，开始出现地主。地主通过不断扩大耕地，聚敛财富。最终，土地被兼并到少数人的手中，农民逐渐失去土地而成为佃农。一些不得不离开土地的农民到城市里从事私人商业或手工业，从而形成了新兴市民阶层。这种人口移动是城市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城市人口的集中促进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向城市流入，加速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这种经济氛围带来了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使得物质趋向性和权利趋向性的思考方式在新兴市民中扩散开来。同时，传统的家长制家庭伦理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金钱万能主义甚嚣尘上，刑期的长短、官司的胜败、官位的得失等等，都由财产的多少来决定。不具备经济能力的两班不再被认为是天生的优越者。另一方面，价值观的改变甚至使一部分贵族阶级也更加追求物质，而不再专注于谋求伦理和道德上的名誉。
野谈是在这种经济意识变化的背景之下产生的文学。在野谈之中出现了女性拥有财富主导权的故事。过去受到限制不能参加社会性生产活动，而只能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女性们，受到经济意识变化的影响，开始发挥自身卓越的资金经营能力。在《青邱野谈》中，出现了很多享受物质上的富裕生活，获得实际地位提升的女性形象。
二、《青邱野谈》中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变化
经济能力与女性地位变化：朝鲜后期，金钱万能主义开始出现，与成为没有实际能力的两班相比，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更加受人推崇。在《青邱野谈》中出现了上层身份的女性为救济家庭贫困状况而与富裕的下层身份男性结合的故事。这种现象从表面上看是上层身份和下层身份的结合，使得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下降。但实际上女性通过这种结合获得了财富，即经济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有很多下层身份的女性通过掌握经济实力提升社会地位的故事。《老妘虑患纳小室》描述的就是一个从下层身份的奴婢逐渐提升身份的女性。
女主人公本是两班家庭的奴婢，她为了逃避男主人的接近，在女主人的协助之下逃出主人家。这时的女主人公是彻底的遵守规范伦理的形象。在朝鲜时代，将婢女作为妾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对于奴婢来说是一个摆脱自身现有身份，在家庭中提升地位的好机会。然而，这个故事中的奴婢却对自己的女主人有情有义，出于与女主人之间的主从关系，不肯接受这个提升身份的好机会。作为回报，奴婢得到了女主人赠予的财物，逃出家门。此时，她摆脱了奴婢的身份，成为了良民。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自由的身份，她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从奴婢的身份上升为良民之后，女主人公结婚生子，并在多年之后遇到了身陷困境的旧主人的孙子。这个旧日的奴婢凭借自身的经济能力和对旧主人的义气，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旧主人的孙子。最终，她的孙女成为了两班家庭的媳妇，获得了两班的身份。由此可见，此时，实际的力量已经不是来源于身份，而是来源于经济实力。奴婢由于具有经济能力而提升了地位，而两班家的孙子即使具有上层的身份，也因经济上的贫困而处于弱势。
在另一篇野谈《得贤妇贫士成家业》中，男主人公是个家徒四壁的读书人，而他的妻子则依据对市场行情的把握通过买卖行为获得财富，使家庭得以繁盛发展。在朝鲜朝后期的社会环境下，家庭经济能力的提升，可以说就是实际社会地位的提升。虽然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女性依然不适合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社会性的经济活动之中，因而女主人并没有将买卖行为长期持续进行下去，但她已然通过自身主动的努力获得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由此可见，朝鲜朝后期，通过经济能力的增强来提升社会地位，这种社会现象成为了一种契机，使得下层民众认识到实际身份的重要性，而这也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应。
伦理道德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青邱野谈》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生活状态，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品中包含着强调伦理道德的内容。在朝鲜时代，儒教的伦理道德将女性排除在权力和知识生产之外。男性在社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而女性则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下。
《李尚书元宵结芳缘》，讲述了中人家庭的女儿因错就错，最终成为两班家庭的妾室并获得实际财富，得以提升身份的故事。
男主人公李安讷，因醉酒而被女主人公家的仆人当做自家新郎抬回家中。第二天醒来，双方发现了这个错误。而女主人公作为家中独女，无法以死明志，便要求成为李安讷的妾室。女主人公的身份是中人阶层，与成为两班家庭的妾相比，显然加入门当户对的家庭作正妻才是更好的选择。然而女主人公以这样的理由来说服李安讷：新婦曰“吾亦有夢兆之符合此亦緣分也以娟女之道言之吾便一死可矣然吾以屢世譯官家無男獨女也吾死父母老無依託之所不忍於此不獲已從權事君願為小室且奉養老親以終天年何如”。②
女主人公请求成为两班家庭妾室的理由是要奉养父母和“一女不事二夫”，这正是儒家思想“孝”与“烈”的体现，而这也促成了她最终成为两班家庭的妾室。李安讷接纳了女子的请求，并以“從權無妨而但家有老親庭訓甚嚴吾年未弱冠且未登第以草笠書生蓄小室豈不雜哉”为由，将此女暂时藏在姨母家。女主人公父母发现女儿在新婚第二天失踪之后，只能对外宣称女儿已死。由此可见，即便是中人家庭，家门的荣誉也是十分重要的，女儿在新婚之夜跟随其他男人离家被视为家门的耻辱。
上述的所有问题，都在李安讷成功考取科举时迎刃而解。他说服父母接受了自己的妾室，而女方家里听说女儿成为两班家庭的妾室，将家中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女儿。由此，女主人公不仅进入两班家庭得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还继承了娘家的财产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在这一类型的野谈作品中，出现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内容，其中的女性通过对儒教伦理道德规范的实践，来达到提升自身地位的目的。可以说，这是外在的宣扬伦理道德与内在的地位提升欲望的结合。
女性自主选择与地位变化：这一类型的女主人公通常具有所谓的“识人之明”，在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朝鲜社会中，她们利用自己对人的辨别能力和预判能力主动地为自己选择能够帮助提升自身地位的对象。简言之，这些女性不是自己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是塑造出一个能够提升自身地位的男性。
《获重宝慧妇择夫》中的女主人公本是宰相家的女仆，而男主人公则是个身无长物的鞋贩。但女主人公慧眼识珠，看出了男人身上潜在的能力，认为他就是可以助自己提升地位的对象，主动选择与其结为夫妇。其后，女主人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协助自己的丈夫改变身份，增强经济实力。最终，男主人公果然走上仕途，而女主人公也通过自主选择成功摆脱了奴婢的身份。同样的，《听妓语悖子登科》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依靠自主选择，最终实现了身份的提升。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为了摆脱不利的身份，女主人公选择了与两班家庭的儿子私奔，并以自己积蓄的金银财宝助其参加科举考试，待其考中科举后二人回到两班家庭向男子的父母说明事实，此女最终成为这个两班家庭的妾室，成功实现了地位的提升。有观点认为妓女与两班出身的少年私奔是出于纯真的爱情。诚然，二人之间必然是有爱情存在，但本文认为，妓女的所作所为却并不仅仅是出于爱情。如果仅仅为了爱情，女主人公应该带着自己丰富的积蓄与少年选择隐居，安居乐业，她没有必要敦促少年去参加科举。但在这个故事中，少年通过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回归两班家庭，并使女主人公成为了两班家庭的妾室，这显然是出于女主人公对于提升自身地位的追求。
在这类野谈中，女性提升身份的欲望使得她们突破社会固有规范的约束，发挥自身的能力进行能动的选择，并最终依靠这种选择实现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
通过对《青邱野谈》中众多女性人物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朝鲜朝后期社会身份制度发生动摇，人们的经济认识产生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女性具有了强烈的改变身份的欲望，她们或通过经济能力的提升，或通过对道德伦理的实践，或通过能动的自主选择，积极地改变着自身的社会地位。当时的社会氛围为曾经被排除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之外的女性提供了改变自身不利地位的机会，而这样的现实状况在野谈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注释】
①朝鲜初期确立的奴婢身份世袭法则是“从父从母”，即父母双方只要有一方是奴婢身份，其所生子女即为奴婢。这种制度使得奴婢无法通过婚姻来改变子女的身份。显宗10年（1669）开始实行“奴良妻所生从母法”，到英祖7年（1731）完全确立下来，这一法则使得奴隶与良女所生的子女得以摆脱父亲的奴隶身份，而跟从其母的身份。
②《青邱野谈》p．140，亚细亚文化社，1985。
【参考文献】
［1］青邱野谈［M］．韩国：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本．
［2］青邱野谈［M］．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85．
［3］李能和．朝鲜女俗考［J］．民俗苑，1981．
【作者简介】马佳：女，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朝鲜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