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意大利人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辗转来到了澳门。作为耶稣会的传教士，他希望将自己的“上帝”带入庞大无匹的明帝国。
　　30年前，他的前辈沙勿略也曾怀着同样的夢想，但严格的海禁政策让沙勿略只能望洋兴叹。1552年底，沙勿略病逝，临终之言是：“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一、天竺国僧

　　古老帝国的岩石并非坚不可摧。1583年，通过变相贿赂，马泰奥·里奇等人在广东肇庆申请到了一个定居点。申请过程中，他没有提到传教，仅声称自己是宗教团体成员，因为仰慕中华帝国而离开本土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只祈求获得一小块地，用于建造住房和小教堂。
　　这种谨慎是必要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七年颁布的《大明律》里规定：上至以弥勒佛、白莲社的名义聚会，下至扮演巫师请神上身、兜售符水，为首者要处以绞刑，从犯也要“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甚至连“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也不被允许，为首者要杖一百。
　　马泰奥·里奇们不想被抓进监狱。同时他们还知道，中国人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豪感，“他们不能相信有那么一天，要向外国人学习本国书本上未曾记载的东西”。为了规避这种排外的文化心态，马泰奥·里奇们接受了一位衙门主簿的建议，“把头和脸剃得精光，穿上非常得体的袈裟”，从传教士摇身变做了洋僧人。1584年，他们在肇庆出版了一本宗教书籍，序言的落款却是“万历甲申岁秋八月望夜三日天竺国僧书”。1585年，他们在肇庆建起了教堂，但马泰奥·里奇的好朋友与政治靠山、肇庆知府王泮，给教堂起的名字是“仙花寺”。
　　寺庙与教堂、传教士与佛教徒，终究不是一回事。马泰奥·里奇们按自己的规矩，在平常日子里将大门关了起来，这让肇庆的百姓们疑惑不已，在他们的认知里，寺庙应该常年大敞山门、广受香火才对。与疑惑伴随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阴谋论——1580年代，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混合着倭寇与中国本土海盗，已在明帝国沿海骚扰抢掠多年；官方将他们统称为“佛郎机人”，民间则流传着“佛郎机人拐卖嗜吃小孩”的谣言。马泰奥·里奇们的番邦外貌、山门紧闭的仙花寺，与这类谣言很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
　　仙花寺的第一个信徒，是患了不治之症而被家人抛弃街头的一个可怜人。马泰奥·里奇们告诉这可怜人，他们无法医治他的肉体，但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垂死者愿意抓住任何可以抓到的稻草，可怜人被带回仙花寺受洗，然后在那里去世。谣言随后开始在市井中传播。谣言里说，番鬼们有一种能力，可以看出那可怜人的脑子里藏着宝石，在他生前照料他，是为了在他死后占据他的尸体，然后将宝石取走。

二、炼金术士

　　当然，也有主动投奔仙花寺之人。但这种投奔，带给马泰奥·里奇的，只是更深的失望。他在札记里写道：“中国有很多人热衷于炼金术，差不多使他们发了狂。他们认为，采用一种只有在外国才找得到的草药，可以把水银变成银子。因为我们是这儿唯一的外国人，就有谣言说我们随身带有这种草药，而且我们知道使用它的秘密。”
　　一旦得出了某种结论，民众会有一万种办法去“证实”它的正确性。“马泰奥·里奇们懂得炼金术”也不例外。流言声称，仙花寺里的这些人，不从事生产与贸易，也不像和尚们那样大开山门广纳施舍，却能够衣食无忧，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掌握着将水银变为银子的奥秘。
　　1589年，新来的两广总督刘继文将马泰奥·里奇们逐出了肇庆，迁往位于广东更北部的韶州南华寺。在韶州，传教士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居所“按中国式样设计和建造”，教堂旁的精舍里“所藏皆《六经》正学，《子史》诸书”；马泰奥·里奇也决定在形象上转型，不再做洋和尚，要做洋儒士——这是他从儒士身上得到的启发。因为在明帝国，儒士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僧人。

三、泰西鸿儒

　　大约在1594年前后，马泰奥·里奇开始留头发、蓄胡子、穿起了明帝国常见的儒生服饰。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儒生构成了明帝国的主流知识圈，“非读书人出身的富豪，没有多少体面；士子虽然贫穷，却有光显的身份”。
　　变身儒士，大大拓宽了马泰奥·里奇的社交圈。他既能够以记忆法出入于江西巡抚的府邸，也可以与王爷们酬唱往来。1596年，他将自己熟知的西方关于交友的格言与故事翻译出来，以《交友论》为书名结集出版，即是应明朝宗室建安王朱多？的请求。该书出版前，还得到了知识圈领袖、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的修改润饰。这是马泰奥·里奇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他署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
　　对圣贤语录产生了审美疲劳的士大夫们，很喜欢《交友论》这本小册子。“利玛窦”这个中文名字，由此开始在明帝国声名鹊起；洋和尚与炼金术士，也摇身一变为“泰西鸿儒”。同时代的学者沈德符说，“利玛窦，字西泰，以入贡至，因留不去”，已将其视为前来进贡的归化之人。另一位晚明的知名学者李贽，也与利玛窦有过交往。1600年，有知识圈的朋友来信询问他利玛窦是怎样的人，李贽的回复是“极标致人也”，“我所见人未有其比”，我见过的人当中，没人比得上他。
　　在这些交往中，泰西鸿儒利玛窦有意识地掩盖住了自己传教士的身份与使命。此时的他，已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去北京，让大明皇帝接纳自己的教义。

四、进贡者

　　大约在1595年前后，利玛窦用一只计时沙漏，说服了一位返京述职的官员，请他将自己带去北京。走到半路，官员开始担忧战争期间将一名外国人带入京城会给自己引来麻烦——明军正在朝鲜与丰臣秀吉的军队作战。利玛窦又拿出一块玻璃棱镜，改变了官员的心意。他告诉利玛窦，北京是去不成了，如果他愿意，可以去留都南京。
　　南京城是明帝国南方的文化中心，城池的宏伟让利玛窦惊叹：“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着数量上可以与北京媲美的贵族和官吏，他们是利玛窦交往的核心对象。但朝鲜的战争影响了利玛窦的计划。明帝国获知消息，丰臣秀吉的军队中有“佛郎机人”。这个消息让南京官场对利玛窦的出现高度紧张。他们决定将这个番邦之人遣回广东；利玛窦则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在返程途中想办法留在了南昌。在南昌期间，他写下了那本关键的《交友论》，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型。
　　1600年，利玛窦获得了前往北京的机会，前提是必须以“进贡”的名义。在山东临清，他们碰上了大太监马堂。这位因贪婪而臭名昭著的太监，见多了假冒的进贡者以一些廉价的所谓“贡品”套取朝廷的巨额赏赐。他认定利玛窦一行也是这种货色，身上定有不小的油水，何妨榨取一番。但利玛窦没法满足他的贪欲。愤怒的马堂命人翻查行李，找出了几个木制的受难十字架。有限的见识，让他将受难十字架与扎小人的巫蛊之术联系了起来。马堂宣布：进贡者施展妖法，企图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利玛窦们被扔进了天津阴暗潮湿的监狱。

五、钟表业保护神

　　利玛窦已做好必死的心理准备。但百无聊赖的万历皇帝，却突然想起有几位进贡者说要送来一种叫自鸣钟的玩意。他问了一句自鸣钟为什么迟迟未到，利玛窦们绝处逢生，被迅速送往了北京。
　　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礼物，包括一幅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图像，一本天主经，一座珍珠镶十字架，两架自鸣钟，一册万国图志，一张西琴。皇帝对宗教、万国图志和西琴都不感兴趣，他只喜欢那两座自鸣钟。利玛窦被允许留在北京，原因不是皇帝接纳了他的教义，而是只有他才懂得如何修理那两座自鸣钟。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他带来的关于西方的信息，没有在明帝国引起任何共振，古老帝国继续沿着自己的波段运行。万历皇帝只留下了他的钟表，民众遂把他推崇成了钟表业的保护神，供奉在神龛上。知识界则将他的那些中文著作，一概解读为中国文化的余绪。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这段叙述：
　　“《二十五言》一卷，明利玛窦撰。……大旨多剽窃释氏而文辞尤拙。”
　　这个意大利人在明帝国的奇幻漂流，以天竺国僧始，历经炼金术士、泰西鸿儒、进贡者与钟表业保护神，最后又回到了“剽窃释氏”。
　　摘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