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美国文化生态学大家,对考古学和民族学都有开拓性的贡献,本文虽然不长,但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文化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文化生态学认为社会是对周围环境适应的产物,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即考察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但文化生态学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决定论",它还同时考虑除环境之外其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它认为社会与环境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社会固然要适应环境,但也影响乃至改造环境。社会对环境的依赖或适应程度随文化(特别是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程度越低的社会(如史前社会)越受到环境的制约,这表现在社会结构等方面,但同时,构成文化的各个变量受环境影响的程度并非同等而是有所区别。随着文化的发展,社会越来越脱离自然环境的束缚,资源利用远远超出自身所在的范围,经济形态趋于专业化,社会结构上也成为一个更大组织的一部分。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斯图尔特对生态因素的考察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了人自身的生物性特征,认为这可能也是影响文化特别是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对于新考古学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文化的功能适应方面,对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解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人类文化发展所展现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文化生态学所能提供的解释。生态因素固然可以很好地解释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问题,但对文化中的意识观念领域则无能为力,这是它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