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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第四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盛大开幕。在这个姹紫嫣红的春天里，12位中外优秀指挥家集结12支交响乐团，涌动艺术的暖流，把握律动的脉搏，奏响“中国交响最强音”。而在这座星光璀璨的指挥台上，有一位已经年逾七旬、有着“中国第一棒”美誉的指挥家，他就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特邀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名誉音乐总监陈燮阳。
在新中国交响乐史上，陈燮阳是一个显赫的名字，他划下的刻度，至今无人能及，就彷佛他的名字，“燮”字从火而燃烧，“阳”字有光芒万丈。
“中国交响乐的起步还是比较早的，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央乐团（现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成立，各地的乐团也相继成立，但我觉得目前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次‘中国交响乐之春’，我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的音乐会，上半场将演出中国作品，下半场的外国作品是比较通俗的，但能体现乐团的水平。我觉得，国内交响乐团演奏中国作品还很不够。‘中国交响乐之春’让各地的乐团来到北京，支持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值得鼓励。”在茶花怒放的时节，记者在上海专访到陈燮阳，听他讲述75年的音乐人生。
14岁学钢琴
指挥台上体验满足感
走进位于上海市湖南路105号的上海交响乐团，深深的庭院里，高大的香樟树在阳光下述说着中国交响乐的历史，耳边飘荡着悠扬的管弦乐练习声。在会议室内，记者与陈燮阳面对面，乐坛上的他像一团火，雄狮般的长发激情飞扬，长臂挥舞如痴如醉，而此时的他更像一池水，镜片后面微笑的双眼真诚温暖，吐字快速简洁。“你听，隔壁正在演奏的管弦乐曲，多好听，声音有欧洲传统，这跟乐团的历史有关，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当然，与欧美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拥有无数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录制的作品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大奖的第一人、在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上成为登台指挥的第一人……可以说，陈燮阳的音乐人生正是中国交响乐一个时代的缩影。
“搞艺术，天赋最重要，其次是勤奋，再次是机遇。指挥，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表演艺术。作为一名指挥，至少要会一样乐器，还得是半个作曲家，再有一双灵敏的耳朵。我的耳朵就特别好，反应快。”
陈燮阳193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家庭给了他异于常人的音乐禀赋，父亲陈蝶衣是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曲作家和词作家，《凤凰于飞》《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均出自他手，母亲朱铭庆亦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在1930年代曾同当时上海的四大才女一起举办过画展，也是一位戏曲爱好者，尤喜昆曲、京剧。“我在童年里最大的快乐，就是听母亲哼唱《梅龙镇》《甘露寺》等段子。”
然而，这对才子佳人在封建社会下包办的婚姻并不美满。在他12岁那年，年仅39岁的母亲去世。一年后，父亲抛下陈燮阳姐弟俩，远走香港，此后30年音讯全无。陈燮阳不得不在武进乡下随祖父祖母生活。
1953年，比陈燮阳年长6岁的姐姐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任歌唱演员。这年夏天，姐姐从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学（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招生信息，其中“学校提供学费和助学金”的字眼让姐姐心生希望，赶紧写信要陈燮阳来南京，再陪他去上海报名考试。
当时的招生简章载明招生对象为小学毕业生，而陈燮阳已经读初二，条件不符。再三恳求后，校方最终同意破格面试。陈燮阳非常珍惜这张来之不易的“入场券”。在二胡演奏《二狼山》等面试环节中，他凭良好乐感和不俗潜质征服了考官，一致同意发给陈燮阳一张编号为“特1号”的准考证。陈燮阳又去参加文化课考试，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实现了第一个人生转折。
入学后，陈燮阳起初学的是钢琴。“我那时已经14岁，接触钢琴比较晚，但我接受起来特别快。我在上海是没有家的，就住在学校，所以我的礼拜天基本都在听唱片、练钢琴。”没出一年，陈燮阳弹钢琴的水平已经跃居全班之上，作曲才能也有显露。他创作的《山区的公路通车了》等曲目，在当时很是流行。
陈燮阳首次以指挥的身份登台，也是在音乐学院附中时。当时他编写了一组交响乐，交给同学组成的乐队演奏，自己担任乐队指挥。第一次背对观众、用指挥棒引领乐队的经历，让陈燮阳体验到巨大的满足感。他回忆说：“当时感觉很兴奋，整个人非常投入，那是我坐在乐队里演出时感觉不到的一种紧张又完全随性的激情。谢幕的时候，当我转过身去再一次面对观众时，如潮的掌声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满足感。”
16年磨一曲
“丑小鸭”终变“白天鹅”
在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之际，陈燮阳得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指挥系的青睐。经开会讨论，两个系“抢人”的结果以指挥系的胜利告终。陈燮阳笑言：“否则，我是可以成为一名作曲家的。”
1960年，陈燮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攻读本科学位，师从我国指挥界“元老级指挥大师”黄晓同，他的指挥家梦想从这里放飞。
而陈燮阳真正迈上职业指挥的道路，竟是因为一次“意外”。在一次音乐会上，应邀执棒的黄晓同突然病倒，黄晓同力荐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陈燮阳给专业乐团“救场”。陈燮阳不负众望、一“救”成名。
多年后，黄晓同向陈燮阳点破这次“救场”的秘密：“其实我没有病得那么重，当时的念头就是，不如顺水推舟，把你赶上舞台，看看你在没有准备的救场中能否经受住考验。”带着老师的期望，陈燮阳开始以激情四溢的指挥风格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1966年的春天，平静中孕育着不安。那一年，陈燮阳以优异成绩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上海芭蕾舞团任管弦乐队常任指挥。在这里，陈燮阳将芭蕾舞剧《白毛女》足足指挥了16年，该剧为陈燮阳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也使他在“文革”期间得以继续从事艺术工作而不至于荒疏，在那个压抑的年代，他的指挥也未受到非议和误解，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激情四溢的指挥风格成型，并结识了身为京剧演员的妻子王健英。 尽管陈燮阳在十年浩劫中常处于“十年磨一曲”的状态，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心灵深处那片更宽广的天空。业余时间，他废寝忘食地研读西方交响乐的总谱，闭门锁窗独自聆赏美妙的音乐。正因为如此，“千钧霹雳开新宇”后，陈燮阳的指挥棒才得以向更广阔的领域伸展，“没有这段经历，不可能练就对舞蹈音乐的节奏感的把握，也不可能体会到那种奔放的激情。《白毛女》是我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一块奠基石。”
1980年代，中国交响乐进入一个充满生机，相对发展较快的阶段，而陈燮阳无疑是众多青年指挥中最受人瞩目的一个。扎实的基础、鲜明的性格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为他迎来了又一次机遇。
1981年9月，已经42岁的陈燮阳赴美学习，师从耶鲁大学奥托·穆勒进修指挥课程，指挥多个美国乐团演出。在指挥纽约现代管弦乐团的一次演出中，陈燮阳以一曲中国芭蕾舞曲《魂》惊艳全场。
在美国这一年多的考察、学习、演出，使陈燮阳从芭蕾舞团管弦乐队指挥这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为一名具有世界先进眼光、中国一流水准优秀交响乐职业指挥，是他走向世界乐坛成功的第一步。
24年“陈燮阳时代”
将中国交响乐带上国际舞台
1982年回国后，陈燮阳很快被授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穿梭演出于京沪两地。身兼两职的他也开了我国音乐界前所未有的一大先例，在这个先例的背后，有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京沪两地人才“争夺战”。
新中国音乐奠基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缔造者之一李凌曾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可是在中央乐团8个月才指挥一场，上海又没人，陈（燮阳）就又回去了。”
陈燮阳回到上海，让北京方面惋惜不已，而上海的领导给了陈燮阳双倍的鼓励和支持。1984年12月，陈燮阳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大幕已经拉开，他面对的是中国指挥家从未感受到的温暖的春天，长达24年的“陈燮阳时代”正式启幕。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陈燮阳接手之时，正是该团亟待复兴之际。在美国学习考察后的陈燮阳已经熟悉现代乐团的管理经验，自上任后，先后操刀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其力推的音乐总监制、聘请外援、演奏员合同制、成立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推广中国的作曲家作品等，在新中国音乐史上皆为创举。
1986年年底，上海交响乐团实行音乐总监制，陈燮阳担当首任总监，成为新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第一位文艺院团的总监。陈燮阳表示，音乐总监主要负责艺术，他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行政，行政应该是经理部门的事情，这样分工就很明确，总经理负责筹钱、发工资、定合同等行政事务，音乐总监负责音乐家的聘用、音乐季的策划以及担任指挥任务等。
2004年6月，为庆祝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25周年，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庆典音乐会，登上了国际舞台，并收获巨大成功。“我们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的前一天是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演出的后一天是维也纳爱乐的音乐会，世界两大名团将我们夹在了中间，这样的安排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我们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我返场了5次，德国观众的热情到了沸点，让我非常感动。德国主办方说：这种盛况，只有柏林爱乐、纽约爱乐的演出时出现过，除此之外，就是你们了！”
能够在世界古典音乐中心的柏林打响上海交响乐团的名气，让陈燮阳很是自豪。在他看来，对指挥而言，其真正的本事，就是站在指挥台上把乐队训练成一支高水平的乐队。
75岁不言退
誓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几十年来，陈燮阳的指挥涉及面很广：民乐、交响乐、歌剧、芭蕾舞、合唱等，与其合作过的作曲家、音乐家名单，更是中国当代交响史的缩写。中国第一代指挥大师李德伦曾有感于他指挥中显现出来的独特气质与气势，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是我国当代最有才华的指挥家之一。”
“别的我也不会，我只会音乐。” 陈燮阳说，音乐之于他，既是职业，又是爱好，音乐让他获得了此生的实现感，“我要用毕生精力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而在这个中国梦里有两个音符，一个是中国交响乐，一个是中国民乐。
1998年春节，陈燮阳指挥下的中央民族乐团在奥地利实现了“破冰之旅”，首次将二胡、琵琶、唢呐、古筝、笛子等中国民族乐器介绍给欧洲观众，拉开了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的序幕。
“西乐中奏”也是陈燮阳擅长的一种创新方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返场的必演曲目是《拉德茨基进行曲》，陈燮阳琢磨着要给这个老节目加点中国味道，“中国民乐与外国音乐的‘味道’差别很大，轻、响、快、慢节奏不同，传统民乐的独特韵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把京剧里的锣、钹等打击乐器加入到了交响乐里，让《拉德茨基》带上了浓浓的京韵。“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陈燮阳以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将中国特有的民乐送上了世界之巅。“其实，外国观众并不熟悉我们的民族音乐，但他们的音乐素养很好，觉得这样的变化非常新颖，所以反响非常好。”
近两年，陈燮阳的思路愈加开阔，不拘一格，甚至将周杰伦的流行歌曲《菊花台》也改编成民乐作品，由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收效甚好。
谈起目前我国交响乐发展的屏障，陈燮阳认为，一是经费有限，二是人才难得。“在经费方面，举例说，香港交响乐团每年一亿港币还不够，因为他们工资高。上海交响乐团一年预算800万元，另有其它项目的收入，一共有1000多万元。团员工资的60%是国家发的，其它自行解决。在我国一个大乐团，一年需要2000多万元才能维持下来。说实话，这点经费，能坚持到今天，并保持这个水平，很不容易。而现在从事音乐的年轻人，受到外界太多的诱惑和干扰，很难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搞艺术、搞创作，人才难得。”
今年已经75岁的陈燮阳回望自己的大半生，一切都与音乐有关，站到指挥台上，背对着观众的时刻，是他最沉醉最快乐的时刻。“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对于音乐，对于指挥，陈燮阳始终葆有生命的纯真，站在指挥台上的他凝重而坚毅，他在一次又一次刷新个人艺术生涯中，也在刷新中国音乐史的纪录。
责任编辑 王海
在新中国交响乐史上，陈燮阳是一个显赫的名字，他划下的刻度，至今无人能及，就彷佛他的名字，“燮”字从火而燃烧，“阳”字有光芒万丈。
“中国交响乐的起步还是比较早的，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央乐团（现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成立，各地的乐团也相继成立，但我觉得目前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次‘中国交响乐之春’，我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的音乐会，上半场将演出中国作品，下半场的外国作品是比较通俗的，但能体现乐团的水平。我觉得，国内交响乐团演奏中国作品还很不够。‘中国交响乐之春’让各地的乐团来到北京，支持中国交响乐的发展，值得鼓励。”在茶花怒放的时节，记者在上海专访到陈燮阳，听他讲述75年的音乐人生。
14岁学钢琴
指挥台上体验满足感
走进位于上海市湖南路105号的上海交响乐团，深深的庭院里，高大的香樟树在阳光下述说着中国交响乐的历史，耳边飘荡着悠扬的管弦乐练习声。在会议室内，记者与陈燮阳面对面，乐坛上的他像一团火，雄狮般的长发激情飞扬，长臂挥舞如痴如醉，而此时的他更像一池水，镜片后面微笑的双眼真诚温暖，吐字快速简洁。“你听，隔壁正在演奏的管弦乐曲，多好听，声音有欧洲传统，这跟乐团的历史有关，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当然，与欧美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陈燮阳的艺术生涯中，拥有无数中国指挥家中的“第一”：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指挥中国民族音乐的第一人、身兼北京上海两大乐团音乐总监的第一人、录制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第一人、录制的作品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大奖的第一人、在世界三大男高音紫禁城音乐会上成为登台指挥的第一人……可以说，陈燮阳的音乐人生正是中国交响乐一个时代的缩影。
“搞艺术，天赋最重要，其次是勤奋，再次是机遇。指挥，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表演艺术。作为一名指挥，至少要会一样乐器，还得是半个作曲家，再有一双灵敏的耳朵。我的耳朵就特别好，反应快。”
陈燮阳1939年出生在江苏武进，家庭给了他异于常人的音乐禀赋，父亲陈蝶衣是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曲作家和词作家，《凤凰于飞》《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均出自他手，母亲朱铭庆亦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在1930年代曾同当时上海的四大才女一起举办过画展，也是一位戏曲爱好者，尤喜昆曲、京剧。“我在童年里最大的快乐，就是听母亲哼唱《梅龙镇》《甘露寺》等段子。”
然而，这对才子佳人在封建社会下包办的婚姻并不美满。在他12岁那年，年仅39岁的母亲去世。一年后，父亲抛下陈燮阳姐弟俩，远走香港，此后30年音讯全无。陈燮阳不得不在武进乡下随祖父祖母生活。
1953年，比陈燮阳年长6岁的姐姐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任歌唱演员。这年夏天，姐姐从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学（现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招生信息，其中“学校提供学费和助学金”的字眼让姐姐心生希望，赶紧写信要陈燮阳来南京，再陪他去上海报名考试。
当时的招生简章载明招生对象为小学毕业生，而陈燮阳已经读初二，条件不符。再三恳求后，校方最终同意破格面试。陈燮阳非常珍惜这张来之不易的“入场券”。在二胡演奏《二狼山》等面试环节中，他凭良好乐感和不俗潜质征服了考官，一致同意发给陈燮阳一张编号为“特1号”的准考证。陈燮阳又去参加文化课考试，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实现了第一个人生转折。
入学后，陈燮阳起初学的是钢琴。“我那时已经14岁，接触钢琴比较晚，但我接受起来特别快。我在上海是没有家的，就住在学校，所以我的礼拜天基本都在听唱片、练钢琴。”没出一年，陈燮阳弹钢琴的水平已经跃居全班之上，作曲才能也有显露。他创作的《山区的公路通车了》等曲目，在当时很是流行。
陈燮阳首次以指挥的身份登台，也是在音乐学院附中时。当时他编写了一组交响乐，交给同学组成的乐队演奏，自己担任乐队指挥。第一次背对观众、用指挥棒引领乐队的经历，让陈燮阳体验到巨大的满足感。他回忆说：“当时感觉很兴奋，整个人非常投入，那是我坐在乐队里演出时感觉不到的一种紧张又完全随性的激情。谢幕的时候，当我转过身去再一次面对观众时，如潮的掌声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给予的满足感。”
16年磨一曲
“丑小鸭”终变“白天鹅”
在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之际，陈燮阳得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指挥系的青睐。经开会讨论，两个系“抢人”的结果以指挥系的胜利告终。陈燮阳笑言：“否则，我是可以成为一名作曲家的。”
1960年，陈燮阳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攻读本科学位，师从我国指挥界“元老级指挥大师”黄晓同，他的指挥家梦想从这里放飞。
而陈燮阳真正迈上职业指挥的道路，竟是因为一次“意外”。在一次音乐会上，应邀执棒的黄晓同突然病倒，黄晓同力荐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陈燮阳给专业乐团“救场”。陈燮阳不负众望、一“救”成名。
多年后，黄晓同向陈燮阳点破这次“救场”的秘密：“其实我没有病得那么重，当时的念头就是，不如顺水推舟，把你赶上舞台，看看你在没有准备的救场中能否经受住考验。”带着老师的期望，陈燮阳开始以激情四溢的指挥风格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1966年的春天，平静中孕育着不安。那一年，陈燮阳以优异成绩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进入上海芭蕾舞团任管弦乐队常任指挥。在这里，陈燮阳将芭蕾舞剧《白毛女》足足指挥了16年，该剧为陈燮阳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也使他在“文革”期间得以继续从事艺术工作而不至于荒疏，在那个压抑的年代，他的指挥也未受到非议和误解，也是在这一时期，他激情四溢的指挥风格成型，并结识了身为京剧演员的妻子王健英。 尽管陈燮阳在十年浩劫中常处于“十年磨一曲”的状态，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心灵深处那片更宽广的天空。业余时间，他废寝忘食地研读西方交响乐的总谱，闭门锁窗独自聆赏美妙的音乐。正因为如此，“千钧霹雳开新宇”后，陈燮阳的指挥棒才得以向更广阔的领域伸展，“没有这段经历，不可能练就对舞蹈音乐的节奏感的把握，也不可能体会到那种奔放的激情。《白毛女》是我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一块奠基石。”
1980年代，中国交响乐进入一个充满生机，相对发展较快的阶段，而陈燮阳无疑是众多青年指挥中最受人瞩目的一个。扎实的基础、鲜明的性格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为他迎来了又一次机遇。
1981年9月，已经42岁的陈燮阳赴美学习，师从耶鲁大学奥托·穆勒进修指挥课程，指挥多个美国乐团演出。在指挥纽约现代管弦乐团的一次演出中，陈燮阳以一曲中国芭蕾舞曲《魂》惊艳全场。
在美国这一年多的考察、学习、演出，使陈燮阳从芭蕾舞团管弦乐队指挥这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成为一名具有世界先进眼光、中国一流水准优秀交响乐职业指挥，是他走向世界乐坛成功的第一步。
24年“陈燮阳时代”
将中国交响乐带上国际舞台
1982年回国后，陈燮阳很快被授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穿梭演出于京沪两地。身兼两职的他也开了我国音乐界前所未有的一大先例，在这个先例的背后，有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京沪两地人才“争夺战”。
新中国音乐奠基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缔造者之一李凌曾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可是在中央乐团8个月才指挥一场，上海又没人，陈（燮阳）就又回去了。”
陈燮阳回到上海，让北京方面惋惜不已，而上海的领导给了陈燮阳双倍的鼓励和支持。1984年12月，陈燮阳出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大幕已经拉开，他面对的是中国指挥家从未感受到的温暖的春天，长达24年的“陈燮阳时代”正式启幕。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陈燮阳接手之时，正是该团亟待复兴之际。在美国学习考察后的陈燮阳已经熟悉现代乐团的管理经验，自上任后，先后操刀实施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其力推的音乐总监制、聘请外援、演奏员合同制、成立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发展交响乐事业基金会、推广中国的作曲家作品等，在新中国音乐史上皆为创举。
1986年年底，上海交响乐团实行音乐总监制，陈燮阳担当首任总监，成为新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第一位文艺院团的总监。陈燮阳表示，音乐总监主要负责艺术，他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行政，行政应该是经理部门的事情，这样分工就很明确，总经理负责筹钱、发工资、定合同等行政事务，音乐总监负责音乐家的聘用、音乐季的策划以及担任指挥任务等。
2004年6月，为庆祝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25周年，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庆典音乐会，登上了国际舞台，并收获巨大成功。“我们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的前一天是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演出的后一天是维也纳爱乐的音乐会，世界两大名团将我们夹在了中间，这样的安排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我们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我返场了5次，德国观众的热情到了沸点，让我非常感动。德国主办方说：这种盛况，只有柏林爱乐、纽约爱乐的演出时出现过，除此之外，就是你们了！”
能够在世界古典音乐中心的柏林打响上海交响乐团的名气，让陈燮阳很是自豪。在他看来，对指挥而言，其真正的本事，就是站在指挥台上把乐队训练成一支高水平的乐队。
75岁不言退
誓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几十年来，陈燮阳的指挥涉及面很广：民乐、交响乐、歌剧、芭蕾舞、合唱等，与其合作过的作曲家、音乐家名单，更是中国当代交响史的缩写。中国第一代指挥大师李德伦曾有感于他指挥中显现出来的独特气质与气势，给予了很高评价：“他是我国当代最有才华的指挥家之一。”
“别的我也不会，我只会音乐。” 陈燮阳说，音乐之于他，既是职业，又是爱好，音乐让他获得了此生的实现感，“我要用毕生精力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而在这个中国梦里有两个音符，一个是中国交响乐，一个是中国民乐。
1998年春节，陈燮阳指挥下的中央民族乐团在奥地利实现了“破冰之旅”，首次将二胡、琵琶、唢呐、古筝、笛子等中国民族乐器介绍给欧洲观众，拉开了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的序幕。
“西乐中奏”也是陈燮阳擅长的一种创新方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返场的必演曲目是《拉德茨基进行曲》，陈燮阳琢磨着要给这个老节目加点中国味道，“中国民乐与外国音乐的‘味道’差别很大，轻、响、快、慢节奏不同，传统民乐的独特韵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把京剧里的锣、钹等打击乐器加入到了交响乐里，让《拉德茨基》带上了浓浓的京韵。“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陈燮阳以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将中国特有的民乐送上了世界之巅。“其实，外国观众并不熟悉我们的民族音乐，但他们的音乐素养很好，觉得这样的变化非常新颖，所以反响非常好。”
近两年，陈燮阳的思路愈加开阔，不拘一格，甚至将周杰伦的流行歌曲《菊花台》也改编成民乐作品，由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收效甚好。
谈起目前我国交响乐发展的屏障，陈燮阳认为，一是经费有限，二是人才难得。“在经费方面，举例说，香港交响乐团每年一亿港币还不够，因为他们工资高。上海交响乐团一年预算800万元，另有其它项目的收入，一共有1000多万元。团员工资的60%是国家发的，其它自行解决。在我国一个大乐团，一年需要2000多万元才能维持下来。说实话，这点经费，能坚持到今天，并保持这个水平，很不容易。而现在从事音乐的年轻人，受到外界太多的诱惑和干扰，很难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搞艺术、搞创作，人才难得。”
今年已经75岁的陈燮阳回望自己的大半生，一切都与音乐有关，站到指挥台上，背对着观众的时刻，是他最沉醉最快乐的时刻。“很多指挥家都是指挥到死的，除非业务或身体原因不行。”对于音乐，对于指挥，陈燮阳始终葆有生命的纯真，站在指挥台上的他凝重而坚毅，他在一次又一次刷新个人艺术生涯中，也在刷新中国音乐史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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