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利比亚的局势陡然升级，也许关于“日本”的种种还会铺天盖地一段时间吧。一个较真的朋友问：到底该不该对日本地震庆幸?我本能地反对：当然不，这是“报复”心理。他很纠结，一方面觉得理应如我所说，一方面又能理解为地震叫好的那些人的心情，于是希望有说得通的逻辑来说服自己。他问，这么想行吗——如果普通国民对战争不负有责任，就不应该迁怒于他们，那么就不应该对其不幸怀有庆幸。
　　我并不是他所说的那种总是姿态很高、不食人间烟火的“虚伪”的网上精英。这样的问题——到底日本普通国民对战争有无责任，如果有责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在我初到日本时，这也曾很困扰我。
　　大陆对海岛的注视，无疑将会越来越深切，但是如果你也承认我的这位朋友的纠结是所有中国人或曾有或仍有的共通的纠结，那么请暂时越过那些将被乘势推荐的关于日本的图书（我猜想多会是谈日本文化、日本人之特性的），先看看这一本吧——日本著名法学家大沼保昭所著《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普通国民在本国政府进行违法战争的时候，不仅拥有批评、阻止这些政策的权利，而且在其违法性显而易见的时候负有这样的义务。这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所表明的领导者责任和对违法的国家命令不服从的观念。”显然，日本国民有责任，其责任在于没有阻止战争。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庆幸？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办法说服那位朋友。从逻辑上，庆幸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吧。但在此，是不是价值取向比逻辑更为重要呢。是冤冤相报还是超越报复，这关乎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现在和未来。我们的争论到此为止，他说要再想想。
　　我也要再想想。或许，我只是忠于自己的感情而已——我在那个国家有过自己的房间、吃过日本海的鱼、看过飞雪般的樱花、走过古雅沉静的奈良、交谈过善良的老奶奶老爷爷。也许我因此可以轻易地做出价值选择？也许。但并不止于此。
　　还记得2009年走进靖国神社那天，秋光明媚，落叶层层，平静无风，和我心里的阴沉似乎一点关系都没有。在那里我想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在国内上映时观众的反应和媒体的报道，似乎那场战争和那场审判于我们，其意义只在于我们是正义的、我们胜利了。无论哪种景象，都不是我心中认为该有的样子。这让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战败者、非正义者的日本，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仅仅是忏悔者和道歉者吗？国民战争责任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
　　美国学者约翰·W．道尔在其名著《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给了这样一个提示：“日本的某些特质使人们乐于封闭地看待它，而战后的密闭空间，也极易使人将其夸张地视为‘典型的’独特的日本经验……在迈向‘和平与民主’的奋斗中，无论观念论争，还是沉重的历史记忆，都不是日本所独有的。”再直接点，《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里说：“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将国民拖入上述状态的可能性——这可以说是国家的本质。”所谓上述状态，我们可以想象。也即，战争离我们并不如以为的那么远，日本昨天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明天的问题，每一个国家之国民的问题。认识其责任是为了怜悯其困境，怜悯我们共同的困境，更是为了认清我们的义务，因为“战争问题对每一个国民来说是与自己的生存和他人生命相关的重要问题”。
　　如果有一天，我们谈起日本的时候，没有纠结，趣味盎然，那是我们为自己尽到了努力。
　　
　　《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
　　作者
　　*大沼保昭出版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期
　　* 2009年9月
　　《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
　　作者
　　*约翰 · W · 道尔（美）出版社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日期
　　* 2008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