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王安石书信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独特人格魅力值得研究，可以再现一个极具大胆创新精神的政治家的超凡品性。书信这种相对日常化的文体，可以传达出作者对于远近亲疏、得失忧患和人世浮沉的独到见解。
　　 关键词：王安石 变法 书信作品 人格魅力
　　 王安石不惧政敌的诽谤与攻击，坚守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想追求。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云：“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书信因自身的日常化特点，更能够彰显作者的心境和态度，对研究其性格有很大帮助。
　　 一.沉稳自信、不卑不亢
　　 邓广铭先生曾就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了比较，认为“在王安石，是主张采用向大自然讨取财富的为天下理财之法，在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前物只有此数’，天下万物的生产数量是不可能增加的。在王安石的战略设想中，本是要把西夏与契丹依次吞并，以逐步恢复汉唐旧境的;而在司马光，则唯恐西夏反攻4寨，而竟为之日夜寒心，只有把它们奉还西夏，他的心才得稍安。我们所应得出的结论则是：王安石既有军政韬略，又有施政才能，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司马光既无军政韬略，又无施政才能，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宰相。”①《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对司马光的一系列批评保持了冷静的头脑，并一一反击。清代吴汝纶评曰：“固由兀傲性成，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不似《上皇帝书》时，尚有经生习气也。”（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引）。熙宁三年二月，司马光连续致信王安石，职责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王安石回信以温情开场，但在叙旧之余，委婉阐述自己与司马光的政见不一。“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②阐明自己的主张都是公开透明的，并未存任何私心。列举迁都盘庚的历史事实，阐明改革创新的必要之处与在朝者循规蹈矩的不思进取。最后针对停止新法改革的建议坚决拒绝，表示自己恕难从命。
　　 王安石客观而冷静自持，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尊重和冷嘲热讽。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曾说：“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这几句话恰恰反映出来，不论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王安石的路线和司马光那一伙保守派的路线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对于义理的是和非，生民的忧和乐，国家的安与危，就全用大不相同的标准来加一衡量。既然如此，王安石要与之“力战”，要“与之一决胜负”的，就决不是“天下之人”，而只限于司马光那班保守派。但司马光所使用的“力战”和“一决胜负”诸词句，又确实活龙活现地描绘出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的战斗姿态。③王安石坚定地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文集》卷73）表示了不肯因循守旧和要进行改革的决心。④《宋史·王安石传》：“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事不回。主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传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荆公自信心强，能言善辩，但有些固执，坚持己见。⑤
　　 二.直言不讳、敢作敢为
　　 任鄞县知县时，王安石不满官府缉查私盐，迫害沿海渔民，为民请命。《上运使孙司谏书》中王安石就宋朝实行的食盐禁榷专卖制度表示了反对，认为“购人捕盐”不是为政的正确做法，与“古之君子”的行为截然相反，会导致朝廷对百姓的盤剥加剧。“以一县吏而能直民之厉害于运使如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四《临川文钞四》），毫不隐讳地指斥其过失。
　　 王安石开门见山地指出：“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作为下级写给顶头上司的谏议书信，没有客套的寒暄与奉承，“过矣”二字是直中要害的犀利之语。“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职之民乎？在上至仁人有所为，则世辄以为师，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阁下之为此而师之，独不害阁下之义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阁下之为方尔，而有司或以谓将请于阁下，求增购赏，以励告者。故某窃以谓阁下之欲有为，不可不慎也。”出于对天下道义的考虑，王安石直言不讳地劝诫孙甫从天下百姓的利益考虑，为长远计。剖析深刻、辞气凛然，彰显了一代地方官为民请命，胸怀天下的浩然之气。心中充满厚生爱民的仁政思想，他无惧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丝毫不怕打压和报复，极富政治远见和胆识气魄。
　　 三.待人真诚、是非分明
　　 王安石与当时文人集团的关系随着变法的推进而分分合合，多是因为政见不合或者意见相左而走向分裂。熙宁年间，吕惠卿辅助王安石变法，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任参知政事，继续推行变法。翌年，王安石复相，二人关系交恶。在《答吕吉甫书》中王安石就二人关系做了客观回顾：“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它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吾言与焉，则公何尤于我？”⑥推行新法时遭到旧党派抨击，吕惠卿立场坚定地支持王安石，王安石表达了对其的感念之情。又委婉表达了二人志向不合，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另一方面劝解吕惠卿释怀过往的不快，不必耿耿于怀。结尾王安石叮嘱吕惠卿努力加餐饭，好自珍重，措辞客气而矜持。他们心里都明白，此时尽释前憾，握手言和已经为时太晚，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⑦既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又表现出其洁身自好的高洁志向。
　　 庆历七年，曾巩的父亲病逝，子固为其守丧三年，却因父丧被谤，王安石作《答段缝书》为曾巩辩解。段缝给王安石写信，将自己所听到的关于曾巩德行的诽谤转告给他，而且加以诋毁。其中特别说到曾巩在家居的时候，亲友害怕他的情况，责备王安石没有用书信规劝曾巩，甚至指责他们变成了同伙，王安石认为这种指责是无端的。认为在他接触的人中，曾巩最善于属文，周围“不见可敌”，称誉甚高。为人方面，王安石首先强调曾巩“其心勇于适道”，不为刑祸利禄所动，是一位捍卫儒道的勇士。用曾巩父亲的话，证明曾巩是一个孝子，足以批驳段缝对曾巩“亲友惴畏”的言辞。王安石尽管为曾巩辩护，但是言辞委婉，承认“未尝以此规之”，态度实事求是。“凡道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过于听者之言，县断贤者之是非，甚不然也。”人们对于曾巩的种种不好的传言，皆是因为对他才能的嫉妒，不可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最后言简意赅地指出：“足下姑自重，毋轻议巩！”劝诫段缝不要再轻易地议论曾巩，凡是应讲求名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