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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剧韩剧、美片港片当道下，台湾乡土电影的崛起和持续不断的发烧可以算是另类的台湾传奇。
而台湾电影除了娱乐大众外，也让我们对着个与大陆分隔了60年的社会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提到台湾，通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阿里山和日月潭，一座山一潭水几乎引发了大陆人对宝岛的所有想象，不过如果问题转到台湾同胞走过的足迹，我们的印象便变得十分模糊了。的确，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也不太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是，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不断崛起的台湾的电影中窥得一二。
《悲情城市》中的台湾历史
在琼瑶式言情剧和《妈妈，再爱我一次》等苦情电影之外，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比较完整地再现了台湾上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的形象。他们拍摄的电影可以说是台湾集体记忆的载体。
1989年，侯孝贤拍摄了以台湾近代历史为背景的《悲情城市》，打破了当时台湾电影涉及政治的禁忌，揭开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的隐秘记忆。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国民党政府调集军队将全岛镇压，死者多达3万多人。
《悲情城市》一片主要是通过剧中林文雄一家的遭遇，来诉说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到1949年国民政府定都台北这段时期，台湾的社会情况与人民的生活样貌，这当中便包括了“二·二”事件。长子林文雄死于江湖人的械斗；次子到南洋当兵，再也没有消息；三子文良受到国家权威的压迫两度发疯；四子文清八岁失聪，最后被卷入“二·二八”事件。林氏家族的衰颓，直指“二·二八”屠杀所带给台湾平民百姓的意外与惊悚。同属台湾新电影代表的杨德昌与蔡明亮呈现了历史的或者都市的台湾。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根据当时一则初中生在路边杀死女同学的新闻改编，折射出上世纪60年代台湾少年在难以寻求文化归宿之后的道德脆弱阴影。正如乐评人张晓舟所说，“我们曾通过杨德昌和蔡明亮去了解隔岸的牯岭街少年和青少年哪吒”。
马英九：《海角七号》可作为了解台湾的起步
2008年12月，一部成本只有5000万元新台币的台湾本土电影，奇迹般成为台湾放映历史上最卖座的华语电影，这个奇迹的主角叫做《海角七号》。
六十多年前，日本人撤离台湾时，一名日籍男老师离开了他在台湾的恋人。他把怀念与爱恋写在一张张信纸上。六十多年后，一位叫阿嘉的乐队主唱在邮件堆中发现了一个写着日据时代旧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的邮包，这正是那位日籍教师写给台湾的恋人的信。一段旧感情催生新感情的浪漫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电影里闽南话和客家话交织在一起，还有不时出现的家常“粗口”，让台湾观众备感亲切。马英九在接受台湾电台专访时，极力向大陆观众推荐这部电影，希望大陆观众能以欣赏、尊重及包容的态度观赏这部电影，了解一个与大陆分隔60年的社会的想法。2009年情人节期间，《海角七号》在大陆公映。
其实，早在《海角七号》来大陆公映之前，大陆民众早已通过网络或者盗版光盘观赏到“清晰、完整”版的影片。年轻人聚集的豆瓣网“海角七号”论坛里，一场关于该电影政治隐喻的激烈争论，于互联网上风行。
台湾知名的传记作家王丰发表了一篇题为《<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的文章。他写道：“在我眼里，这种电影是一株大毒草，它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所以，我坚决不去凑这种‘热闹’!”
有网友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贴了好几段日据时代的历史资料，认为《海角七号》并不是媚日情结的反映。“台湾有很多老人都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会说日文、写日文，日本有些观念和想法也对台湾影响很深，甚至台湾现在的一些用语，也是由日语衍生的”，因此“台湾对日本，并不是只有爱或恨这么简单的感情”。
或许，在很多人心里，并无法完全理解影片带给台湾民众的本土认同观和价值，但是，作为一部反映草根阶层生活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小人物的投射。《海角七号》确实能让我们从不同方位视角来看待台湾，看待这个社会。
《艋舺》：台北城市日记从这里写起
相对《海角七号》，《艋·》则走得更远，随着《艋·》的热映，老艋·地区成为观光热点，台词成为流行语，主演们的造型纷纷被效仿，从此，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台客文化”的一部分，
随之收益的还有旅游业，《海角七号》让台南的恒春成了旅游胜地，看过电影的观众，纷纷去恒春走一趟文化之旅。而《艋·》也给取景地万华旧区带旺了旅游事业，游客如潮，甚至连片中太子帮爱吃的老店“两喜号鱿鱼羹”的生意都翻涨了好几倍。
《艋·》是一部地道的台湾本土电影。它除了年轻人的打打杀杀兄弟义气之外，还包含了台湾特定的文化。首先来说艋·这个地亢它是台北最早的街市，繁华的商业区，风云际会的码头，其地位大概相当于香港的庙街。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所以，在艋·这个台北最古老的街市，既保留了闽南地方文化，比如片中庙口所在的清水祖师庙，又保留了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文化。
而“外省人”对于台湾本土居民而言最陌生，让他们感到不安，本能地排斥。在《艋·》这部片中，本土黑帮对抗想夺取艋·管辖权的“外省人”黑帮，也反映出台湾本土居民对于“外省人”的戒备和敌视。
此片中还出现了不少台湾俚语。他们笑被人追打的人是“衰尾道人”，“不要装肖”的意思是不要装疯，闽南语的“疯”叫作“肖”。
台湾题材，香港出品：《弹道》勇挑台湾政治遮羞布
2010年4月9日，以台湾“3·19”枪击案为题材的电影《弹道》开始在大陆热映。对于很多人来说，《弹道》远远不止是一部简单的电影。作为大陆民众，《弹道》是了解台湾政治的一个窗口，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可能是一段烙在心底永远的伤痛。
2004年，台湾政坛发生一场超级地震，大选中寻求连任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因为政绩糟糕，根本无望击败对手连战。关键时刻，两发神秘的子弹出来搅局，陈水扁和副手吕秀莲每人身中一弹，这就是著名的3·19枪击案，此后，陈水扁以受害者姿态神奇当选。枪击事件发生了几年，至今还没有一个令老百姓信服的答案。
此片就是以“3·19”枪击案为背景题材，重新塑造的戏剧性故事。当然，其中人物与党派等都是虚构的：台湾警方刑侦队长徐瑜昌调查一宗黑枪伤人案，发现案犯是黑道大佬庞天南的独子庞大松。当地大选投票在即，竞选连任的黄营首领吴立雄的民意支持度不断下跌，败局已定，为保主子的执政地位，吴的亲信方正北利用庞大松案发的机会，扣押庞大松当人质，威逼利诱庞天南执行一件极其机密的阴谋行动——枪杀吴立雄的副手夏小荷，以制造悲情，扭转局势……估计没有人不会将《弹道》剧情与“3·19枪击案”对号入座。著名影评人鸿水认为，作为外界了解台湾的一面镜子，《弹道》比《艋·》更猛，更深刻。《艋·》描述的是江湖小混混的恩怨，而《弹道》选择的是大事件、大人物以及背后的人性悲剧。
《父后七日》：热闹如春晚的台湾丧葬文化
2010年11月20日，在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领奖台上，刘梓洁凭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父后七日》获最佳改编剧本奖。《父后七日》改编自“林荣三文学奖”首奖作品，一位普通的父亲死去，于是他的儿子、女儿和外甥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影片的故事便是这位父亲过世后头七期间繁琐的葬礼仪式。七日间，这三位年轻人重新面对乡里人情的质朴率真与迷信愚昧，并饱尝台湾传统葬仪的庸俗繁琐。在紧凑密集的宗教仪式里，对父亲的回忆与思念，只能在非常难得的瞬间出现。
台湾宜兰县议员赖瑞鼎曾将《父后七日》一书赠送给县府民政处长、殡葬管理所长，希望作为殡葬文化改革参考；处长林世奇说，传统殡葬仪式等繁文缛节，有检讨与改进空间，他会把书好好看完并提出想法。
而台湾电影除了娱乐大众外，也让我们对着个与大陆分隔了60年的社会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
提到台湾，通常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阿里山和日月潭，一座山一潭水几乎引发了大陆人对宝岛的所有想象，不过如果问题转到台湾同胞走过的足迹，我们的印象便变得十分模糊了。的确，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也不太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怀有怎样的情感……但是，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不断崛起的台湾的电影中窥得一二。
《悲情城市》中的台湾历史
在琼瑶式言情剧和《妈妈，再爱我一次》等苦情电影之外，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比较完整地再现了台湾上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的形象。他们拍摄的电影可以说是台湾集体记忆的载体。
1989年，侯孝贤拍摄了以台湾近代历史为背景的《悲情城市》，打破了当时台湾电影涉及政治的禁忌，揭开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后的隐秘记忆。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国民党政府调集军队将全岛镇压，死者多达3万多人。
《悲情城市》一片主要是通过剧中林文雄一家的遭遇，来诉说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到1949年国民政府定都台北这段时期，台湾的社会情况与人民的生活样貌，这当中便包括了“二·二”事件。长子林文雄死于江湖人的械斗；次子到南洋当兵，再也没有消息；三子文良受到国家权威的压迫两度发疯；四子文清八岁失聪，最后被卷入“二·二八”事件。林氏家族的衰颓，直指“二·二八”屠杀所带给台湾平民百姓的意外与惊悚。同属台湾新电影代表的杨德昌与蔡明亮呈现了历史的或者都市的台湾。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根据当时一则初中生在路边杀死女同学的新闻改编，折射出上世纪60年代台湾少年在难以寻求文化归宿之后的道德脆弱阴影。正如乐评人张晓舟所说，“我们曾通过杨德昌和蔡明亮去了解隔岸的牯岭街少年和青少年哪吒”。
马英九：《海角七号》可作为了解台湾的起步
2008年12月，一部成本只有5000万元新台币的台湾本土电影，奇迹般成为台湾放映历史上最卖座的华语电影，这个奇迹的主角叫做《海角七号》。
六十多年前，日本人撤离台湾时，一名日籍男老师离开了他在台湾的恋人。他把怀念与爱恋写在一张张信纸上。六十多年后，一位叫阿嘉的乐队主唱在邮件堆中发现了一个写着日据时代旧址“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的邮包，这正是那位日籍教师写给台湾的恋人的信。一段旧感情催生新感情的浪漫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电影里闽南话和客家话交织在一起，还有不时出现的家常“粗口”，让台湾观众备感亲切。马英九在接受台湾电台专访时，极力向大陆观众推荐这部电影，希望大陆观众能以欣赏、尊重及包容的态度观赏这部电影，了解一个与大陆分隔60年的社会的想法。2009年情人节期间，《海角七号》在大陆公映。
其实，早在《海角七号》来大陆公映之前，大陆民众早已通过网络或者盗版光盘观赏到“清晰、完整”版的影片。年轻人聚集的豆瓣网“海角七号”论坛里，一场关于该电影政治隐喻的激烈争论，于互联网上风行。
台湾知名的传记作家王丰发表了一篇题为《<海角七号>是株大毒草!》的文章。他写道：“在我眼里，这种电影是一株大毒草，它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所以，我坚决不去凑这种‘热闹’!”
有网友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贴了好几段日据时代的历史资料，认为《海角七号》并不是媚日情结的反映。“台湾有很多老人都是受日本教育长大的，会说日文、写日文，日本有些观念和想法也对台湾影响很深，甚至台湾现在的一些用语，也是由日语衍生的”，因此“台湾对日本，并不是只有爱或恨这么简单的感情”。
或许，在很多人心里，并无法完全理解影片带给台湾民众的本土认同观和价值，但是，作为一部反映草根阶层生活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小人物的投射。《海角七号》确实能让我们从不同方位视角来看待台湾，看待这个社会。
《艋舺》：台北城市日记从这里写起
相对《海角七号》，《艋·》则走得更远，随着《艋·》的热映，老艋·地区成为观光热点，台词成为流行语，主演们的造型纷纷被效仿，从此，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台客文化”的一部分，
随之收益的还有旅游业，《海角七号》让台南的恒春成了旅游胜地，看过电影的观众，纷纷去恒春走一趟文化之旅。而《艋·》也给取景地万华旧区带旺了旅游事业，游客如潮，甚至连片中太子帮爱吃的老店“两喜号鱿鱼羹”的生意都翻涨了好几倍。
《艋·》是一部地道的台湾本土电影。它除了年轻人的打打杀杀兄弟义气之外，还包含了台湾特定的文化。首先来说艋·这个地亢它是台北最早的街市，繁华的商业区，风云际会的码头，其地位大概相当于香港的庙街。台湾曾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所以，在艋·这个台北最古老的街市，既保留了闽南地方文化，比如片中庙口所在的清水祖师庙，又保留了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文化。
而“外省人”对于台湾本土居民而言最陌生，让他们感到不安，本能地排斥。在《艋·》这部片中，本土黑帮对抗想夺取艋·管辖权的“外省人”黑帮，也反映出台湾本土居民对于“外省人”的戒备和敌视。
此片中还出现了不少台湾俚语。他们笑被人追打的人是“衰尾道人”，“不要装肖”的意思是不要装疯，闽南语的“疯”叫作“肖”。
台湾题材，香港出品：《弹道》勇挑台湾政治遮羞布
2010年4月9日，以台湾“3·19”枪击案为题材的电影《弹道》开始在大陆热映。对于很多人来说，《弹道》远远不止是一部简单的电影。作为大陆民众，《弹道》是了解台湾政治的一个窗口，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可能是一段烙在心底永远的伤痛。
2004年，台湾政坛发生一场超级地震，大选中寻求连任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因为政绩糟糕，根本无望击败对手连战。关键时刻，两发神秘的子弹出来搅局，陈水扁和副手吕秀莲每人身中一弹，这就是著名的3·19枪击案，此后，陈水扁以受害者姿态神奇当选。枪击事件发生了几年，至今还没有一个令老百姓信服的答案。
此片就是以“3·19”枪击案为背景题材，重新塑造的戏剧性故事。当然，其中人物与党派等都是虚构的：台湾警方刑侦队长徐瑜昌调查一宗黑枪伤人案，发现案犯是黑道大佬庞天南的独子庞大松。当地大选投票在即，竞选连任的黄营首领吴立雄的民意支持度不断下跌，败局已定，为保主子的执政地位，吴的亲信方正北利用庞大松案发的机会，扣押庞大松当人质，威逼利诱庞天南执行一件极其机密的阴谋行动——枪杀吴立雄的副手夏小荷，以制造悲情，扭转局势……估计没有人不会将《弹道》剧情与“3·19枪击案”对号入座。著名影评人鸿水认为，作为外界了解台湾的一面镜子，《弹道》比《艋·》更猛，更深刻。《艋·》描述的是江湖小混混的恩怨，而《弹道》选择的是大事件、大人物以及背后的人性悲剧。
《父后七日》：热闹如春晚的台湾丧葬文化
2010年11月20日，在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领奖台上，刘梓洁凭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父后七日》获最佳改编剧本奖。《父后七日》改编自“林荣三文学奖”首奖作品，一位普通的父亲死去，于是他的儿子、女儿和外甥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影片的故事便是这位父亲过世后头七期间繁琐的葬礼仪式。七日间，这三位年轻人重新面对乡里人情的质朴率真与迷信愚昧，并饱尝台湾传统葬仪的庸俗繁琐。在紧凑密集的宗教仪式里，对父亲的回忆与思念，只能在非常难得的瞬间出现。
台湾宜兰县议员赖瑞鼎曾将《父后七日》一书赠送给县府民政处长、殡葬管理所长，希望作为殡葬文化改革参考；处长林世奇说，传统殡葬仪式等繁文缛节，有检讨与改进空间，他会把书好好看完并提出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