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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阿伦特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阿伦特从19世界反犹主义出发，通过对民族国家的解体、帝国主义形成的阐述，进而探究出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本质特点。通过分析极权主义因素与根源，阿伦特指出产生极权统治的前提条件是人类的孤立与孤独，进而揭示了现代化发展下我们时代的危机即现代化价值体系的危机。
【关键词】极权主义;阿伦特;意识形态
Abstrac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rendt's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ndt starting from 19 world anti-semitism， through to the national states formed by the collapse of imperialism， and then explore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by analyz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talitarian factors and roots， the premise of totalitarian rule， arendt pointed out that produce is human of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nd thus reveals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crisis of modern value system of our times.
Keywords：Totalitarianism;Arendt;ideology
漢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20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她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在二次大战中她亲身经历了犹太人的苦难，在历经艰难后从政治学视角探究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原因，构建了独特的理论架构。《极权主义的起源》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晶，是解读20世纪全球政治的一把钥匙。全书从反犹主义入手，从19世纪的犹太人命运谈起直至民族国家的解体、帝国主义殖民化的进程，在其中审视极权主义的构成因素，并从极权主义的两种形式中归纳出极权主义运动与恐怖本质。
一、反犹主义
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个分支，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分布在今天阿拉伯半岛西部巴勒斯坦附近，并先后建立过几个独立政权。在公元1世纪前后，随着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攻破、圣殿被毁，犹太人流落到世界各地，开启了漂泊无根的苦难生活。在近2000年时间里，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开始，持续不断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和屠杀，到20世纪中期更是遭遇到了“灭顶之灾”。作为亲历者，阿伦特决心找到世纪悲剧的答案，可以说，“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整个议事日程都是由她对世纪中叶的政治灾难的反思决定的。”阿伦特认为，犹太人在20世纪遭受到的悲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替罪羔羊”或是“永恒的反犹主义”那样简单，“20世纪的反犹主义，表面上仅仅是犹太人问题， 实质上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反犹主义如同一把钥匙，是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极权主义兴起发展的关键，由此阿伦特从多个层面阐述了现代反犹主义的兴起。
首先阿伦特认为反犹主义的高潮是在犹太人丧失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作用与影响，同时犹太人掌握大量财富之时。她引用法国大革命时贵族的境况来说明当犹太人被世间认为是多余的寄生虫，犹太人手中的财富将成为致命的目标，悲惨的境况也即将开启。其次，阿伦特指出犹太人遭受到的苦难与其自身严重缺乏政治敏感性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自命独特、未能融入其他民族的特殊群体，将自身的安危寄托于无法预知的变局之中，必然导致自身极易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同时，阿伦特强调犹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民族国家的兴衰，当中世纪向近代迈进时，新兴的民族国家还未能建立起一套相互独立而且效率高效的财政保障体系，面对纷繁频多的战事，犹太人利用自身商业的先天优势游走于各国宫廷之间纵横捭阖，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民族国家完成主要建构之后，犹太人就不再具有先前的作用，随着平权运动的逐步扩展，犹太人丧失了权力的保护，“不劳而获的金融巨鳄”更使得他们遭受歧视。同时，泛运动与部落民族主义的发酵与犹太人固有的“特选民族”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犹太人成为了其他民族效仿并且厌恶的对象，在不知不觉间被驱赶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总的来说，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犹太人的地位与处境呈现明显降低的趋势，但这绝不是说明犹太人的厄运归结于民族主义的高潮，恰恰相反，当自由、平等、人权随民族国家一并消逝之际，反犹主义才呈现出迸发之势，犹太人头上的绳索正在一步步收紧。
二、帝国主义
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是指开始于1884年欧洲列强大规模瓜分非洲至1914年一战爆发为止的历史时期。它的产生首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过程，随着资产阶级开始利用国家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时，民族国家已经开始解体。就帝国主义本身来看，其本质就是为了扩张而扩张，“扩张本身就是一切。”既然帝国主义以无限的扩张为根本，自然会与按照固定领土组建的民族国家相背离，帝国主义必然要冲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在帝国主义扩张的旗帜下，经济发展中的多余资本、保护资本运行的政府权力以及在国内出现的大量“多余人口”（阿伦特称之为“暴民”）组成了一套“三驾马车”，从本国疾驰出发行进在扩张的道路上。在煽动暴民的过程中，种族主义逐渐在暴民中弥散开来，这一极端的理论用种族取代民族，大力推动了帝国主义破坏民族国家的国界线。阿伦特通过南非布尔人的事例阐释了“种族主义在欧洲内部生长的基础，在黑色非洲实践经验上的依据。”帝国主义除了种族主义外还拥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的统治手段，“种族手段即逃避责任，使其中不再存在人性事物， 而官僚政治是一种责任的结果， 任何人对他的同伴、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都难膺此重任。”这一手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殖民性质的任务加以完成，官僚与特务在事业中此起彼伏，在行动中成就了生命本身，在这其间“不为什么、不要追究为什么，只是去做，然后死去。” 接下来阿伦特区分了“海洋帝国主义”与“大陆帝国主义”的区别，前者以海洋国家英国为主，后者则是内陆国家俄德为核心。海外帝国主义最早进行殖民扩张，虽然在扩张中也出现了反民族的趋势，但就大体上而言并没有对原有民族国家体制构成严重冲击，相反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向海外释放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维系了民族国家的基础。之后效仿海洋帝国主义的大陆帝国主义国家则面临多方压力难以自拔，在重重阻力面前兴起的泛运动敌视一切现存政体，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悬浮于社会之中，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些泛运动动摇了民族国家的根基，但一次大战造成的无国籍难民使得民族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间，极权主义的众多因素已经开始汇集。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开始设立的人权观念出现了终结，这种抽象的人权脱离民族国家难以单独存在，丧失国籍即等于丧失人权，陷入了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人与动物已经别无二致，这种认知成为极权主义迫害无国籍者最好的辩护与心理安慰。
三、极权主义
阿伦特指出，阶级社会的解体是极权主义得以构成的重要基础。民族国家的解体与极权主义刻意推行的宣传政策均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形成。在这一大背景下，既非公民也非某一个阶级成员的群众走向了舞台中央，他们“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他们被原本代表他们的政党抛弃，却被极权主义政党吸引;他们对自己的福利无动于衷，但对历史前行的绝对定律充满热情;他们嘲弄最基本的常识判断，却对复杂抽象的理论概念无比崇拜。阿伦特认为这一切发生的根本是社会联系的断裂，每个人成为孤立的个人而存在世间，迫切想找到自我的尊严与位置，这种绝对分子化的社会正是极权主义泛滥的基础。
当暴民时刻叫嚣着寻找可以代表他们的伟大领袖、社会精英也未能明辨是非，被极权主义的诱惑所吸引时，宣传更多是针对大众来说的。未获得权力的极权主义必须通过宣传来获得影响力，争取非极权主义的支持，在成功招揽大众并获得地位后就使用灌输来代替宣传，紧随而至的则是恐怖。极权主义利用种族主义、共产主义进行持久宣传，从实际民族或阶级的利益中抽离出来，形成一种反常识、充满谎言的揭示世间万物的逻辑形式。这不仅仅是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也完全迎合大众的所有心理需要，满足了大众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寻找确定与安全、希望与地位。阿伦特同时指出，极权主义宣传的目标绝非说服民众，而是将原本已经被击溃成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借此获得巨大的基础动力，为实现“伟大理想”做好了准备。
当极权主义通过运动获得最高权力时，极权主义统治随即开始。但由于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并不适合同固定的国家机器相结合，所以此时的国家机器处在混乱不堪的境地，“成为了极权主义征服世界的长期目标。”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秘密警察不断制造各类敌人，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在此基础上给民众带来强烈的历史幻觉，坚信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与渴望运动的急不可耐。在“绝对真理”的指引下，极权主义开展改造人性的运动，通过集中营的思想改造使每一个人丧失原有的思维能力与独特个性，摧毁了内心的本能和自由，成功实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的绝对控制，这一行为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极权主义为实现崇高理想的壮举。
四、结语
严格来说，阿伦特并没有准备讨论分析极权主义的成因，而是从极权主义出发探讨“我们时代的重荷”，从西方文明中寻找出极权主义本质要素加以分析研判，追尋出这一意识形态的渊源，进而重新认知人类现代化过程，正视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并推动人们进行反思。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现象，面对工业化进程以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空前发展，阿伦特明确点出了“我们时代的危机”：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反而成为了自身文明的湮灭者，在这个基础上阿伦特无疑对近代政治哲学进行了反思。尽管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论述并非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前后观点的逻辑因果有代替现实政治事实的趋势，但这丝毫不妨碍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化进程问题的剖析。当现代社会日益快速发展，极权主义的因素是否依然会焕发活力，是否会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央？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应当作为“我们时代的警钟”，不断提醒我们避开现代化前进道路上危险的陷阱。
【参考文献】
1.Hannah Arendt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San Diego ，New York ， London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Publishes ， 1975 .
2.Margaret Canovan ， Hannah Arendt ：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Hannah Arendt ，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 San Diego， London ：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1994.
4.张汝伦.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J].广州：《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
5.陈伟.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J].南京：《学海》，2004年第2期.
【关键词】极权主义;阿伦特;意识形态
Abstrac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rendt's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ndt starting from 19 world anti-semitism， through to the national states formed by the collapse of imperialism， and then explore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by analyz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talitarian factors and roots， the premise of totalitarian rule， arendt pointed out that produce is human of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nd thus reveals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crisis of modern value system of our times.
Keywords：Totalitarianism;Arendt;ideology
漢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20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她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在二次大战中她亲身经历了犹太人的苦难，在历经艰难后从政治学视角探究了犹太民族的苦难原因，构建了独特的理论架构。《极权主义的起源》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晶，是解读20世纪全球政治的一把钥匙。全书从反犹主义入手，从19世纪的犹太人命运谈起直至民族国家的解体、帝国主义殖民化的进程，在其中审视极权主义的构成因素，并从极权主义的两种形式中归纳出极权主义运动与恐怖本质。
一、反犹主义
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个分支，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分布在今天阿拉伯半岛西部巴勒斯坦附近，并先后建立过几个独立政权。在公元1世纪前后，随着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攻破、圣殿被毁，犹太人流落到世界各地，开启了漂泊无根的苦难生活。在近2000年时间里，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开始，持续不断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和屠杀，到20世纪中期更是遭遇到了“灭顶之灾”。作为亲历者，阿伦特决心找到世纪悲剧的答案，可以说，“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整个议事日程都是由她对世纪中叶的政治灾难的反思决定的。”阿伦特认为，犹太人在20世纪遭受到的悲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替罪羔羊”或是“永恒的反犹主义”那样简单，“20世纪的反犹主义，表面上仅仅是犹太人问题， 实质上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反犹主义如同一把钥匙，是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极权主义兴起发展的关键，由此阿伦特从多个层面阐述了现代反犹主义的兴起。
首先阿伦特认为反犹主义的高潮是在犹太人丧失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作用与影响，同时犹太人掌握大量财富之时。她引用法国大革命时贵族的境况来说明当犹太人被世间认为是多余的寄生虫，犹太人手中的财富将成为致命的目标，悲惨的境况也即将开启。其次，阿伦特指出犹太人遭受到的苦难与其自身严重缺乏政治敏感性有直接关系，作为一个自命独特、未能融入其他民族的特殊群体，将自身的安危寄托于无法预知的变局之中，必然导致自身极易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同时，阿伦特强调犹太人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民族国家的兴衰，当中世纪向近代迈进时，新兴的民族国家还未能建立起一套相互独立而且效率高效的财政保障体系，面对纷繁频多的战事，犹太人利用自身商业的先天优势游走于各国宫廷之间纵横捭阖，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民族国家完成主要建构之后，犹太人就不再具有先前的作用，随着平权运动的逐步扩展，犹太人丧失了权力的保护，“不劳而获的金融巨鳄”更使得他们遭受歧视。同时，泛运动与部落民族主义的发酵与犹太人固有的“特选民族”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犹太人成为了其他民族效仿并且厌恶的对象，在不知不觉间被驱赶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总的来说，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犹太人的地位与处境呈现明显降低的趋势，但这绝不是说明犹太人的厄运归结于民族主义的高潮，恰恰相反，当自由、平等、人权随民族国家一并消逝之际，反犹主义才呈现出迸发之势，犹太人头上的绳索正在一步步收紧。
二、帝国主义
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是指开始于1884年欧洲列强大规模瓜分非洲至1914年一战爆发为止的历史时期。它的产生首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过程，随着资产阶级开始利用国家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时，民族国家已经开始解体。就帝国主义本身来看，其本质就是为了扩张而扩张，“扩张本身就是一切。”既然帝国主义以无限的扩张为根本，自然会与按照固定领土组建的民族国家相背离，帝国主义必然要冲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在帝国主义扩张的旗帜下，经济发展中的多余资本、保护资本运行的政府权力以及在国内出现的大量“多余人口”（阿伦特称之为“暴民”）组成了一套“三驾马车”，从本国疾驰出发行进在扩张的道路上。在煽动暴民的过程中，种族主义逐渐在暴民中弥散开来，这一极端的理论用种族取代民族，大力推动了帝国主义破坏民族国家的国界线。阿伦特通过南非布尔人的事例阐释了“种族主义在欧洲内部生长的基础，在黑色非洲实践经验上的依据。”帝国主义除了种族主义外还拥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的统治手段，“种族手段即逃避责任，使其中不再存在人性事物， 而官僚政治是一种责任的结果， 任何人对他的同伴、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都难膺此重任。”这一手段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殖民性质的任务加以完成，官僚与特务在事业中此起彼伏，在行动中成就了生命本身，在这其间“不为什么、不要追究为什么，只是去做，然后死去。” 接下来阿伦特区分了“海洋帝国主义”与“大陆帝国主义”的区别，前者以海洋国家英国为主，后者则是内陆国家俄德为核心。海外帝国主义最早进行殖民扩张，虽然在扩张中也出现了反民族的趋势，但就大体上而言并没有对原有民族国家体制构成严重冲击，相反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向海外释放了国内的“不稳定因素”，维系了民族国家的基础。之后效仿海洋帝国主义的大陆帝国主义国家则面临多方压力难以自拔，在重重阻力面前兴起的泛运动敌视一切现存政体，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悬浮于社会之中，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这些泛运动动摇了民族国家的根基，但一次大战造成的无国籍难民使得民族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间，极权主义的众多因素已经开始汇集。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开始设立的人权观念出现了终结，这种抽象的人权脱离民族国家难以单独存在，丧失国籍即等于丧失人权，陷入了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人与动物已经别无二致，这种认知成为极权主义迫害无国籍者最好的辩护与心理安慰。
三、极权主义
阿伦特指出，阶级社会的解体是极权主义得以构成的重要基础。民族国家的解体与极权主义刻意推行的宣传政策均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形成。在这一大背景下，既非公民也非某一个阶级成员的群众走向了舞台中央，他们“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他们被原本代表他们的政党抛弃，却被极权主义政党吸引;他们对自己的福利无动于衷，但对历史前行的绝对定律充满热情;他们嘲弄最基本的常识判断，却对复杂抽象的理论概念无比崇拜。阿伦特认为这一切发生的根本是社会联系的断裂，每个人成为孤立的个人而存在世间，迫切想找到自我的尊严与位置，这种绝对分子化的社会正是极权主义泛滥的基础。
当暴民时刻叫嚣着寻找可以代表他们的伟大领袖、社会精英也未能明辨是非，被极权主义的诱惑所吸引时，宣传更多是针对大众来说的。未获得权力的极权主义必须通过宣传来获得影响力，争取非极权主义的支持，在成功招揽大众并获得地位后就使用灌输来代替宣传，紧随而至的则是恐怖。极权主义利用种族主义、共产主义进行持久宣传，从实际民族或阶级的利益中抽离出来，形成一种反常识、充满谎言的揭示世间万物的逻辑形式。这不仅仅是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也完全迎合大众的所有心理需要，满足了大众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寻找确定与安全、希望与地位。阿伦特同时指出，极权主义宣传的目标绝非说服民众，而是将原本已经被击溃成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借此获得巨大的基础动力，为实现“伟大理想”做好了准备。
当极权主义通过运动获得最高权力时，极权主义统治随即开始。但由于极权主义运动本身并不适合同固定的国家机器相结合，所以此时的国家机器处在混乱不堪的境地，“成为了极权主义征服世界的长期目标。”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秘密警察不断制造各类敌人，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在此基础上给民众带来强烈的历史幻觉，坚信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与渴望运动的急不可耐。在“绝对真理”的指引下，极权主义开展改造人性的运动，通过集中营的思想改造使每一个人丧失原有的思维能力与独特个性，摧毁了内心的本能和自由，成功实现了对每一个个体的绝对控制，这一行为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极权主义为实现崇高理想的壮举。
四、结语
严格来说，阿伦特并没有准备讨论分析极权主义的成因，而是从极权主义出发探讨“我们时代的重荷”，从西方文明中寻找出极权主义本质要素加以分析研判，追尋出这一意识形态的渊源，进而重新认知人类现代化过程，正视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并推动人们进行反思。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史无前例的现象，面对工业化进程以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空前发展，阿伦特明确点出了“我们时代的危机”：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反而成为了自身文明的湮灭者，在这个基础上阿伦特无疑对近代政治哲学进行了反思。尽管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论述并非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前后观点的逻辑因果有代替现实政治事实的趋势，但这丝毫不妨碍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本质的揭示与对现代化进程问题的剖析。当现代社会日益快速发展，极权主义的因素是否依然会焕发活力，是否会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中央？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应当作为“我们时代的警钟”，不断提醒我们避开现代化前进道路上危险的陷阱。
【参考文献】
1.Hannah Arendt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San Diego ，New York ， London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Publishes ， 1975 .
2.Margaret Canovan ， Hannah Arendt ：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Hannah Arendt ，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 San Diego， London ：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 1994.
4.张汝伦.极权主义和政治现代性[J].广州：《现代哲学》，2005年第4期.
5.陈伟.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J].南京：《学海》，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