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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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中的第一人称经验性视角和回顾性视角交融互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召唤结构和意义域。涓生的经验性视角呈现出“五四”爱情话语的现实境遇;他的回顾性视角,不仅揭示了“五四”时代爱情话语的空洞化与符号化,反省了启蒙理性的负面价值,而且试图以“为爱所渗透的真”来解脱启蒙的道德困境。《伤逝》中“为爱所渗透的真”来自于罗曼·罗兰,也与儒家的仁有同构性,可以看作是“五四”的中国化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子君所代表的女性爱情价值观得以凸显。涓生以“说谎和遗忘”为前导的新路选择既体现出“五四”先行者的人道情怀,又展示出其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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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中的第一人称经验性视角和回顾性视角交融互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召唤结构和意义域。涓生的经验性视角呈现出“五四”爱情话语的现实境遇;他的回顾性视角,不仅揭示了“五四”时代爱情话语的空洞化与符号化,反省了启蒙理性的负面价值,而且试图以“为爱所渗透的真”来解脱启蒙的道德困境。《伤逝》中“为爱所渗透的真”来自于罗曼·罗兰,也与儒家的仁有同构性,可以看作是“五四”的中国化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子君所代表的女性爱情价值观得以凸显。涓生以“说谎和遗忘”为前导的新路选择既体现出“五四”先行者的人道情怀,又展示出其使徒般的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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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在20世纪美国汉学界的传播与研究,不宜简单理解为汉学研究的比堪发微,而应理解为比较研究的阐释学问题。美国的《文心雕龙》比较研究,以20世纪中叶以来渐成世界文学批评中心的美国整体文学语境为阐释空间,以阐释的记忆与技艺为研究方法,既回返中国文学批评历史语境凸显《文心雕龙》的“中国性”身份,又移置美国文学批评当代空间而拓展《文心雕龙》的“世界性”价值,从而成为20世纪海外《文心雕龙》研究最有建树的成果。
王安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以“移民”和“家庭”为主要题材,主人公大多有着漂泊、离散的际遇,家庭和血缘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而与陌生人的情感联系则越来越强。可以说,她敏锐地捕捉和把握到了全球化时代下的政治经济现实,即高流动性经济所造成的人口的离散、漂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的结构性分裂。但她试图在不稳定的生活世界里重建日常生活,这体现在她两类题材的小说中:“保姆的故事”和“江湖的故事”。在这些小说中,王安忆试图给出自己的回应和解决方案——以日常操劳和情感劳动为中介,使陌生人“家人化”,从而与邂逅的陌生人结成“流动的共
以报纸为物质基础的发生于近代的报告文学,在其发生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新闻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等基本的文体特征。“全媒体”时代媒体传播的多态化、媒体生活的泛化以及由此形成新的非虚构审美文化,显著地推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的转型。原有的新闻性有所弱化,代之以非虚构的故事性,非虚构叙事成为文本文学性建构的基本方式。写作主体性退隐,全知式作者的“报告”渐变为有限视角的“对话”,作品的政论性淡去。书写对象向现实和历史漫溢,题材的窄化已被打开,表达方式的多样化消解着既成的模式化,报告文学在公共性与个人性之间达成新的价值定位。
21世纪之初,两个现象级文艺作品——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与徐冰装置艺术《凤凰》,二者诗艺互文的实质,可概括为共同以“词与物的互文”的理论与实践来诠释“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的表达立场和策略。即在诗艺互文中重释古老的“名物”“格物”文化,汲取其中关于自然、经验的启示,面对当下的文明现状与时代症候,拓建一种兼具科学性和隐喻性的现实主义精神。二者在为“凤凰”赋形、释名的过程中,在新的文明前景下用更贴合本土经验的文艺形式激发出宏观的思维远景,表达出对集体力量、文明开拓之现实的沉实把握,并蕴涵着“格物致实”的内在诗
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视野中,回顾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早期“改革文学”,殊为必要。迄今为止,主流文学史多把早期“改革文学”与同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并称“新时期文学”。但仔细辨析,“改革文学”所建构的“现代”意识,在基本立场、历史判断、现实情感经验等向度上都与同时期的主流文学存在较大差异。在这些对“现代”的不同表述中,早期“改革文学”既分享着同时代的主流意识,试图在对历史的反思、调整中重构现代;也携带着20世纪中国革命与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感、经验与记忆,对如何在现代世界结构中重新定位中国、
新文化人通过强调生育行为的偶然性和自然性,否定了父于子有恩,同时也将生育的意义从世系延续改写为个体生命事件。与此同时,自然亲情被新文化人建构为亲子关系的本体性价值,情感原则成为了代际交往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爱”取代“恩”成为亲子伦理的本体价值和总体原则,反映的是中国家庭伦理由“秩序型”伦理向“情感型”伦理转变的过程。
《白鹿原》的轰动问世,标志着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巅峰状态,也预示着他重构寻根神话的精神危机。小说超越了启蒙、革命的书写模式,借助白鹿原、家族历史、乡绅文化和“白鹿精灵”的民间神话,真实还原了乡绅的崩溃这一“民族秘史”。在农村基层长期摸爬滚打的陈忠实,以其对于民间故事、秦腔故事的熟稔化用,匠心独运地将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永镇白鹿塔、重悟死生交这四个兄弟较量的连环故事,有机构成《白鹿原》的情节主线,实现了中国文学世情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寻根小说的文学现场和精神氛围中,陈忠实精神返乡却又无家可归:消失的“白鹿”
汪曾祺《受戒》中很少被注意到的佛徒生活与寺院经济在现代时期乃争议巨大的真实存在。通过以“新思想”改写“旧生活”,汪曾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受戒》等作品无意中触及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去信仰等问题,在为“事功”而抒情的同时,也为“事功”而忧虑,表现出矛盾困惑的一面。借用汪曾祺归纳的“抒情考古学”方法,将“旧生活”与“新思想”同时历史化,有助于考察《受戒》等小说历史与美学、抒情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现代性悖论在汪曾祺作品中的显现方式。
关于田汉的左转,学界普遍聚焦于《我们的自己批判》,对1929年出版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鲜有关注。笔者认为,田汉译述的《穆理斯之艺术的社会主义》一书揭示了他政治转向前的某种心路历程。该书深入分析了威廉·莫里斯[1](William Morris,1834—1896)的艺术社会主义思想。莫里斯倡导“劳动快乐化”,基本解决了困扰田汉多年的劳动内在动力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莫里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和必然性,田汉重申了“人格就是诗”——真的诗人视劳动为艺术,因而就是真的社会主义者,从而实现自我转向逻辑上的圆满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申报·自由谈》(1933—1935)的关系十分重要,却始终未有详论。实则,《自由谈》改版之初本有既定路线,在主编黎烈文的摸索过程中,鲁迅、茅盾等作为著名作家被吸纳进入刊物作者群,拉开了刊物风格转变的序幕。但相较“在鲁迅引领下形成的‘兼容并包’风格”,《自由谈》的特征更应概括为在时势与编者的推动下“偶成”的鲜明“左翼主题”。同时,“左联”虽然在与《自由谈》的互动中相对被动,却在低谷期依靠这一绝佳机会努力运营,补充血液,渡过难关。二者的互动,亦体现出了“左联”内外对其本身认知上的巨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