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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徐秉方先生由家乡常州翩然来沪，我便专程去看他。去之前，他说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我。踏进“博爱竹斋”，刚刚坐定，未及寒暄，我便问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徐先生笑眯眯地说：“我父亲的一件作品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啊！徐素白先生的作品入藏大都会，真是好消息！那么，这消息从何而来？
原来，一位常州籍朋友在纽约参观大都会博物馆时偶然见到了这件作品，十分激动，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徐先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大都会博物馆里意外见到令尊的一件‘月季蜻蜓’留青竹刻笔筒。作为一个常州籍的上海人，我能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当代常州人的作品，感到非常激动和喜悦。”他兴奋地继续说道：“走在纽约街头，我似乎觉得自己比路人高了一截。”这位朋友还拍了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徐先生。徐先生一看，确是父亲的作品，自然十分高兴。
我忍不住问徐先生：“那您有没有作品被国外博物馆收藏呢？”他说：“巧了，也有一件，是去年才知道的。”去年春夏之际，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个“竹镂文心”竹刻艺术特展，同时还举办了一个竹刻艺术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大英博物馆馆长带来一组馆藏中国历代竹刻的幻灯片，其中有一张正是徐秉方先生的留青臂搁“螳螂捕蝉”。
众所周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均名列世界四大博物馆，它们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历代艺术品，而对于入藏当代艺术品，他们则是慎之又慎。徐氏父子的留青竹刻能分别被这两大博物馆收藏，既说明了博物馆对留青竹刻艺术的重视，也可见徐氏父子的艺术成就。
那么，这两件作品是怎么被两大博物馆收藏的呢？徐先生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不过，虽不清楚这“去脉”，但对这两件作品的“来龙”，徐先生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那件‘月季蜻蜓’笔筒是父亲心爱的作品之一。他在上海工作时，我曾提出要把它带到常州去看看，他不同意。父亲逝世后，他的一些遗物一度由我保管。上世纪70年代末，我结识了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先生。王老表示，他也是竹刻爱好者，收藏了一批古今竹刻，遗憾的是还没有我父亲的作品，希望能收藏一件。我当时觉得，王老不仅是一位竹刻爱好者，更是这门艺术的推广者。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生活大都比较贫困，竹刻艺术很少有人问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我根据王先生的心愿，就将这件父亲的‘月季蜻蜓’笔筒让给了他。200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王世襄藏品专场拍卖’中，这件作品出现在拍场上。现在它走进了大都会博物馆，可谓最佳的归宿。”
王世襄先生与徐秉方先生的交往，我是听说过一些的。王先生对推广竹刻艺术用力甚勤，对徐先生的作品也推崇备至。他在给徐先生的信中曾说：“当代竹人，阁下提高最多，独步当时，无可争辩。”又曾作文如是评价徐先生的留青山水作品：“秉方继承家学，专攻留青，四十以后，艺大进。巧用竹筠，有新的突破，不独于见刀处现神采，更求在模糊朦胧不见刀处生变化。不然，对此弥漫滃郁，满幅烟云将不知如何措手矣。”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这件徐素白先生的作品，竟然曾是王世襄先生自珍之“俪松居”长物，真可谓佳话一桩。
那么，徐秉方先生那件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螳螂捕蝉”臂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徐先生娓娓道来：“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家用电器还没有普及。一位香港朋友来访，见我的家境比起香港来差了许多，于是返港后买了几件家用电器，包括当时在内地很时髦的收录机、彩电等送给我。我激动之余，考虑用什么回情。知道朋友很喜欢我的竹刻，虽然当时竹刻没有市场，也无行情。但我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回这份情。我的回情之物正是这件‘螳螂捕蝉’。1992年，一向只拍卖民国以前工艺品的香港佳士得，破例拍卖了这件作品。没想到，最终的藏家是大英博物馆。”
徐氏父子的这两件留青竹刻作品究竟是如何走进两大博物馆的，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荣登世界顶级艺术殿堂，充分说明了留青竹刻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价值。在如今越来越庞大的收藏队伍中，有许多人往往很注重工艺品的材质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竹材虽再寻常不过，竹刻却向为文人雅玩。高水准的竹刻作品，其扑面而来的文人气息，又岂是他物可比？
我出生于竹刻之乡嘉定，自幼对竹刻别有兴趣。这些年来，也见过许多竹刻作品，其中有不少出自高级工艺美术师、竹刻家之手，但真正让我眼睛一亮的作品极少。直到偶然的机缘，看到了徐先生的留青山水作品，那真是过目不忘。王世襄先生之“独步当时”之语绝非虚言。可喜的是，徐氏留青后继有人，第三代传人文静、春静的作品之高妙绝非所谓的“竹刻家”所能及。但是她俩极为低调，不争头衔、不评职称，全心沉浸于竹刻技术的钻研之中。可以说，她们的作品比起乃祖乃父来，在不少方面又有精进。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论竹刻之各种技法，圆雕、透雕、浮雕、薄地阳文、陷地深刻等，皆呈式徽之态，今人之作，难寻前人韵致。唯留青一门，在徐氏三代手上，已超越先贤。对此，当有充分认识，并珍视之。”将来，她们的作品会不会随着祖、父的足迹，步入世界级殿堂呢？
原来，一位常州籍朋友在纽约参观大都会博物馆时偶然见到了这件作品，十分激动，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徐先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大都会博物馆里意外见到令尊的一件‘月季蜻蜓’留青竹刻笔筒。作为一个常州籍的上海人，我能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当代常州人的作品，感到非常激动和喜悦。”他兴奋地继续说道：“走在纽约街头，我似乎觉得自己比路人高了一截。”这位朋友还拍了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徐先生。徐先生一看，确是父亲的作品，自然十分高兴。
我忍不住问徐先生：“那您有没有作品被国外博物馆收藏呢？”他说：“巧了，也有一件，是去年才知道的。”去年春夏之际，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个“竹镂文心”竹刻艺术特展，同时还举办了一个竹刻艺术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个研讨会上，大英博物馆馆长带来一组馆藏中国历代竹刻的幻灯片，其中有一张正是徐秉方先生的留青臂搁“螳螂捕蝉”。
众所周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均名列世界四大博物馆，它们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历代艺术品，而对于入藏当代艺术品，他们则是慎之又慎。徐氏父子的留青竹刻能分别被这两大博物馆收藏，既说明了博物馆对留青竹刻艺术的重视，也可见徐氏父子的艺术成就。
那么，这两件作品是怎么被两大博物馆收藏的呢？徐先生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不过，虽不清楚这“去脉”，但对这两件作品的“来龙”，徐先生却是再清楚不过了。
“那件‘月季蜻蜓’笔筒是父亲心爱的作品之一。他在上海工作时，我曾提出要把它带到常州去看看，他不同意。父亲逝世后，他的一些遗物一度由我保管。上世纪70年代末，我结识了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先生。王老表示，他也是竹刻爱好者，收藏了一批古今竹刻，遗憾的是还没有我父亲的作品，希望能收藏一件。我当时觉得，王老不仅是一位竹刻爱好者，更是这门艺术的推广者。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生活大都比较贫困，竹刻艺术很少有人问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我根据王先生的心愿，就将这件父亲的‘月季蜻蜓’笔筒让给了他。2003年，中国嘉德推出的‘王世襄藏品专场拍卖’中，这件作品出现在拍场上。现在它走进了大都会博物馆，可谓最佳的归宿。”
王世襄先生与徐秉方先生的交往，我是听说过一些的。王先生对推广竹刻艺术用力甚勤，对徐先生的作品也推崇备至。他在给徐先生的信中曾说：“当代竹人，阁下提高最多，独步当时，无可争辩。”又曾作文如是评价徐先生的留青山水作品：“秉方继承家学，专攻留青，四十以后，艺大进。巧用竹筠，有新的突破，不独于见刀处现神采，更求在模糊朦胧不见刀处生变化。不然，对此弥漫滃郁，满幅烟云将不知如何措手矣。”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这件徐素白先生的作品，竟然曾是王世襄先生自珍之“俪松居”长物，真可谓佳话一桩。
那么，徐秉方先生那件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螳螂捕蝉”臂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徐先生娓娓道来：“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家用电器还没有普及。一位香港朋友来访，见我的家境比起香港来差了许多，于是返港后买了几件家用电器，包括当时在内地很时髦的收录机、彩电等送给我。我激动之余，考虑用什么回情。知道朋友很喜欢我的竹刻，虽然当时竹刻没有市场，也无行情。但我只能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回这份情。我的回情之物正是这件‘螳螂捕蝉’。1992年，一向只拍卖民国以前工艺品的香港佳士得，破例拍卖了这件作品。没想到，最终的藏家是大英博物馆。”
徐氏父子的这两件留青竹刻作品究竟是如何走进两大博物馆的，似乎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荣登世界顶级艺术殿堂，充分说明了留青竹刻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价值。在如今越来越庞大的收藏队伍中，有许多人往往很注重工艺品的材质而忽视了文化内涵。竹材虽再寻常不过，竹刻却向为文人雅玩。高水准的竹刻作品，其扑面而来的文人气息，又岂是他物可比？
我出生于竹刻之乡嘉定，自幼对竹刻别有兴趣。这些年来，也见过许多竹刻作品，其中有不少出自高级工艺美术师、竹刻家之手，但真正让我眼睛一亮的作品极少。直到偶然的机缘，看到了徐先生的留青山水作品，那真是过目不忘。王世襄先生之“独步当时”之语绝非虚言。可喜的是，徐氏留青后继有人，第三代传人文静、春静的作品之高妙绝非所谓的“竹刻家”所能及。但是她俩极为低调，不争头衔、不评职称，全心沉浸于竹刻技术的钻研之中。可以说，她们的作品比起乃祖乃父来，在不少方面又有精进。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论竹刻之各种技法，圆雕、透雕、浮雕、薄地阳文、陷地深刻等，皆呈式徽之态，今人之作，难寻前人韵致。唯留青一门，在徐氏三代手上，已超越先贤。对此，当有充分认识，并珍视之。”将来，她们的作品会不会随着祖、父的足迹，步入世界级殿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