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舜华，中国航空工业泛华航空仪表电器厂子弟学校的退休教师，却有着一个日本弟弟。2007年春节前夕，她向笔者讲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
　　
　　（一）
　　
　　1945年的一个风雪之夜，一个小孩嘶哑的哭叫声回荡在林海雪原中。
　　几天后，一个八路军战士带着这个6岁的小男孩走进了邹殿臣的家。
　　那个八路军战士自称是李排长，他对邹殿臣说：“这是一个日本孤儿，是我在林海雪原追剿土匪时，林场工人送给我的。我们整天东奔西跑的，带在身边很不方便，只得托付给你抚养。”
　　那时，邹殿臣的儿子虎生刚刚病逝，一家人还十分悲痛，突然见到一个年龄相近的小男孩，仿佛是小虎再生，邹殿臣的妻子宋彩凤忙把孩子拉了过去，那日本孤儿乖巧地仰起头，用生硬的汉语喊了声“妈妈”，就一头扑在了宋彩凤的怀里。他松开了两只攥紧的小手，里面是一缕青丝和一张100元的满币、一张纸条，“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我把它交给您。”
　　随后，从这个小孩的哭诉中和纸条中，邹殿臣一家知道了这个日本孤儿的大致来历。他叫渡边浩充，他的父亲渡边莠是日本宫崎市医院的医生，母亲渡边清子是这家医院的助产士。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入中国后，渡边莠被强制应征入伍到“中国战场”，他被安排在内蒙古扎兰屯附近的“日本宫崎开拓团”，渡边清子领着年仅6岁的渡边浩充也跟随到了内蒙古。
　　1945年初，日军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节节败退，渡边莠被调到东北战线，下落不明，渡边清子只得带着儿子四处逃难。8月初，日军命令驻内蒙古的随军家属都赶赴牡丹江市附近集结，再统一撤回日本。浑身是病的渡边清子带着孩子，抵达海林县柴河镇一处林区转车站点后，已心力交瘁。在逃难途中，她把最后一口粮食让给了儿子。临终前，她告诉渡边浩充：“你撕开我的左衣角，有张写着你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的纸条，要保存好……”
　　无依无靠的渡边浩充流落到了牡丹江的林海雪原中，被一群伐木工人发现了。善良的工人收养了他，后来八路军来了，他们把他交给了八路军李排长。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你的名字叫邹立国。”邹殿臣爱怜地抚摸着他的头。站在一旁的邹舜华则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又有弟弟了！我又有弟弟了！”
　　邹殿臣一家人全靠他挣钱供养，本来经济就不宽裕，自从收养了邹立国后，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难了，而邹舜华、邹立国姐弟也都到了上学年龄。无奈之下，邹殿臣只好将大女儿许配给了当地一农民。谁知婚后不久，大女儿忧郁成病，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二）
　　
　　邹舜华、邹立国姐弟当时读书的地方叫“四国学校”，是中国、朝鲜、苏联、日本合办的。由于大家都知道邹家收养了一个日本孤儿，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同学们都喊他“小日本”，有些孩子还把对日本人的国仇国恨都发泄到了邹立国的身上。而瘦弱的姐姐也保护不了弟弟，看着姐弟俩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地回家，宋彩凤也只能是搂着他们哭。
　　为了让邹立国有一个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邹殿臣最终贱卖了房子，把他们母子3人迁回了山东老家。好在老家的人都知道邹殿臣有一个儿子，但谁也没有见过，自然没有人想到邹立国竟然是一个日本孤儿。
　　在山东荣城老家，邹立国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初中。同在一个班的姐弟在学习上交替领先，但邹舜华知道家里穷，只能供一人读大学，初中毕业后，她就报考了文登师范学校，而把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留给了弟弟。
　　“中国不但农民苦，工人也苦。我的父亲虽然有工作，但收入还是比不上美国擦皮鞋的。”1957年“大鸣大放”，邹立国心直口快。这一“反动”言论，让他吃尽苦头。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专业考试是通过了，却因政审不过关而名落孙山。
　　在荣成中学的3年里，渡边浩充发现自己对音乐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研读作曲、作词等方面的音乐书籍上，还学会了弹钢琴、拉二胡、吹笛子等技艺，这为他以后从事专职作曲、作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高中老师的介绍下，西出阳关，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当了一名农垦战士。在新疆工作期间，邹立国遇到了流放到边关的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们，他们给了他全套教材，并悉心指教。他先后在团部、师部“文艺宣传队”和兵团文工团任指挥，充分展露出他的音乐才华。他先后创作了《农场就是我的家》、《雄鹰展翅》、《塔里木农场亚克西》等80多首歌曲，不少作品在全国各级广播电台、报纸、刊物上发表。在新疆，邹立国一干就是20多年，成长为一名边关诗人和音乐家。
　　


　　1962年，邹立国的老家一个叫宋厚香的山东荣城姑娘，千里迢迢追到了戈壁滩，嫁给了他。“冬去春来立国笑；满园花开厚香甜”的婚联，给茫茫黄沙的大漠中增添了不少喜色。
　　“我要向党表白，我是一个日本孤儿。”1964年，邹立国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第一次向世人坦露了自己的身世。然而在政治高压的时代，他这一举动无疑是在引火烧身。
　　“邹立国有叛国投敌之嫌。”消息传到养父邹殿臣的耳中，他突发心脏病，被活活气死。正在隔离审查的邹立国无法回家奔丧，只得一头扑倒在戈壁滩上，面对东方长跪不起。新疆和山东公安部门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在荣城老家，没有一个人不说邹立国是邹家的后代。就在有关部门将邹立国投进监狱之时，他的姐姐邹舜华给建设兵团写来了一封好几万字的长信，证实了邹立国的身份。虽然让邹立国逃过了一劫，但他自然成了二等公民，“文革”期间，他受到了冲击。在批斗他时，他仍大声地说：“我是日本孤儿，日本有我的家，但我是中国父母养大的，我不忘中国父母，同样也怀念日本亲人。”为此他吃尽了苦头。
　　1971年，邹舜华的丈夫刘长春为支援“三线建设”，从天津调到了雅安一军工厂子弟学校工作，邹舜华和她的母亲也随迁到了雨城雅安。
　　
　　（三）
　　
　　粉碎“四人帮”后，邹立国开始寻找他在日本的亲人。经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多方努力，两年后，邹立国找到了在日本的亲人，父亲渡边莠回日本后于1979年去世，自己的姑姑、姑夫、姨娘、姨夫、继母等都还健在。
　　弟弟邹立国要回他的老家日本探亲了。而此时邹舜华老家的人还不知道这一切。
　　“有要事相告！速来川。”1981年春节，邹舜华一纸电报，把舅舅从山东省荣城市叫到了雅安。
　　“舅舅，邹立国要到日本定居了。”
　　“他到日本？我们家谁是日本人？”舅舅愕然。
　　“邹立国就是日本人。”随后，邹舜华平静地讲述了过去的一切。
　　“你别再给我编故事了，我不想听，反正我只知道邹立国是我的外甥。”尽管邹舜华已泪流满面，但她的舅舅还是摇头。邹舜华只得找出了邹立国的信。
　　“妈妈、姐姐，我在日本的家已经找到了，是中日两国政府费了很多周折找到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76年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写了一封寻亲信，后来外交部将此信转交给了日本外务省，我的信和照片在日本的电视上播出后，我的一个表姨看到了，我便与日本的亲人取得了联系。姐姐，你是否还记得那年我犟着要考中央音乐学院吗，想的就是有出国演出的机会，好让我找到日本的亲人。母亲，您千万不要伤心，您永远是我的母亲。当我在信中告诉亲人，中国的父母是怎样把我抚养长大的，他们一再要求我要好好感谢养父母的养育之恩。过些日子发工资后，我再给母亲寄去生活费。”一边是骨肉相连的亲人，一边是情浓意重的亲人，邹立国十分为难。宋彩凤让邹舜华告诉他：“孩子，你回日本去吧。”
　　直到这时，舅舅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拿着信一言不发，大滴大滴的眼泪滚了下来。
　　1982年7月，在日本探亲的邹立国回中国办理“养母同意养子归国定居公证书”。公证书是在雅安市雨城区公证处办理的。
　　“妈妈，我要回日本定居了，您要什么我都给您。”
　　“妈什么都不要，只要我的儿子永远记着我。”宋彩凤掏出了珍藏多年的金戒指，给邹立国戴在手上，“这是你父亲留给我的，我给你戴上，你看着它就看到了我们。”
　　邹立国离开母亲的那一天，他特意让驾驶员绕着泛华厂开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挥泪告别。
　　邹立国一家人抵达日本宫崎机场时，日本20余家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他的日本亲人，都早早地等在候机大厅里。面对记者的采访，邹立国声泪俱下地用日语唱起了《再见吧，中国妈妈》。
　　邹立国80岁高龄的姑姑在机场候机大厅朝着中国方向长跪不起：“感谢侄儿的中国爹和娘！感谢更多的中国亲人！”
　　“音乐家、日本遗孤回国”的消息，一时成了日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在日本定居后的邹立国，被推举为“中国残留归国协会”理事长，他拖着病体，为很多日本孤儿找到了父母。由于日本当局长期隐瞒侵华战争真相，不少日本家庭拒绝收留日本遗孤。邹立国四处演讲甚至跪立街头，他的义举终于打动了日本妇女。同时，他还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音乐家若屏合作，谱写了一曲曲脍炙人口的歌曲，如《再见吧，中国妈妈》、《中日友好进行曲》、《一起奔向二十一世纪》等。
　　“姐姐，我要回山东为父亲立碑。”1985年的阳春三月，邹立国的肾病已很严重了，每周至少要进行一次血液透析，但他还是拖着病体回到中国山东老家，为已故20多年的养父邹殿臣立了一块墓碑。正面是“邹殿臣先生之墓 日本养子邹立国——渡边浩充立”，背面写着：“邹殿臣生于1907年7月21日，生前于1945年10月收养了战争孤儿——日本养子渡边浩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谊和人道主义精神，中日人民友谊万古长青。”
　　从养父家探亲回来后，邹立国便躺在了病床上。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真相，他开始撰写长篇自传体小说《望乡孤雁》。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他就是在透析的时候，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昏迷中醒来，他拿起纸和笔又写了起来，医生也十分感动：“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没有放下笔。
　　1986年3月，日中友好协会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联合举办了“蓝天音乐会”，演奏的全部是由邹立国创作的歌曲。1987年5月15日，邹立国在大阪病逝，终年49岁。两年后，他于病中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望乡孤雁》一书日文版出版发行。
　　
　　（四）
　　
　　虽然邹立国病逝已经10多年了，但在养母眼里，“儿子经常和我在一起”。在泛华厂的家属院内，今年已93岁的宋彩凤老人向笔者讲述了她和日本养子的故事。
　　“1945年夏天，6岁的儿子虎生突然发高烧死了。几个月后，老天爷又给了我这个儿子，邹家又有儿子了！我们一家都很高兴。当时，我儿子的肠胃不好，整天拉肚子，我只有不停地给他洗啊洗。有一天，他下河游泳，一双新鞋冲走了，他回家躲在门后不敢出来，生怕我打他。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连夜为他做了双鞋。第二天，我的儿子起床后，看见一双新鞋摆在他的床前，便翻身下床，跪在我面前：‘妈妈，我再也不淘气了！’我的儿子真乖呀。”
　　“在他回日本定居那年，我的儿子说：‘妈妈，我给你一点钱，你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吃。不够我再给你寄来。’我一分也没有要。他急了：‘我不能照顾你了，你怎么还不要钱？我怎么能安心离开你呢？’他到了北京，给我寄来了一台洗衣机，说是‘你年龄大了，姐姐身体不好，有台洗衣机要方便些。’我的儿子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想我的儿呀！”
　　说着说着，老太太又抹起了眼泪。老人把笔者拉到卫生间，指着洗衣机说：“这就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她轻轻地抚摸着洗衣机，仿佛它就是邹立国。“还是睡觉好呀，在梦中我还能和儿子在一起。”随后，老人倚在洗衣机旁抽泣了起来。
　　一提起邹立国，他的姐姐邹舜华也有说不完的话。
　　“我的弟弟是1980年到日本探亲的。在探亲期间，他从日本给我写信过来，要求我为他联系在成都或雅安的接收单位，他从新疆调回来好照顾妈妈。我的弟弟并不想在日本定居。他在信中告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就没有尽孝了，我要为老母亲养老送终。’我立即给外交部等部门写信，要求将我的弟弟调到四川工作。不久，四川省人事厅同意调他入泛华厂工作。但我的弟弟在日本医院检查身体时，因患多囊肾已有肾衰症状，医生建议他就近治疗，并定期接受人工透析。日本还成立了‘中国残留归国协会’，他们推举我的弟弟担任理事长，由于身体的原因和工作的需要，他只得在日本定居下来。可以说，他是为了中日人民的友谊留在日本的。而我的弟媳宋厚香，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
　　“1993年9月15日，我应弟媳的邀请到日本探亲。我还在弟弟墓前赋诗一首：‘万里只身飞九洲，墓碑久抚痛心头。点燃慈母千张纸，祭洒琼浆双泪流。爱弟长眠东岛国，先严远卧北坟丘。思亲此处肝断肠，唯愿黄泉歌永讴。’我弟弟有一儿一女，儿子现定居在澳大利亚，女儿毕业于我国的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读书期间，她曾多次到雅安看望我们。”
　　在邹舜华的书房里，笔者看到摆着一叠厚厚的文稿，是她撰写的长篇纪实故事《怀念我的日本弟弟》一文。她告诉笔者：“我要为弟弟写本书。我还准备近期再赴日本，取回我的弟弟用中文写的《望乡孤雁》底稿，争取此书的中文版早日问世。让爱好和平的中日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场战争。我要用我弟弟的故事，告诉中日两国人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有一场罪恶的侵华战争，而战争的结果是既害了中国人，同样也害了日本人。同时祝愿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像我弟弟说的那样‘中日人民友谊万古长青’！”
　　（责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