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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正值十年之交，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相互交织，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弊端凸显，各方全球治理博弈加剧。当前既是发展模式改革的探索期，又是世界秩序转型的演进期。形势大动荡，模式大调整，秩序大变革，催发各类国际社会政治思潮相互激荡。
有关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思潮较为活跃，各方见仁见智
一、对国际力量格局和秩序前景存在多种看法
2010年初以来，围绕过去十年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热议“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转移”。许多学者把过去十年称作是西方“失去的十年”、“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十年”，甚至认为是“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
西班牙学者卡洛斯提出构成2010年世界体系和模式的四个层次，分别是：1、最高层——已失去绝对优势的美国；2、自主国家——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3、拥有内部自主权，外部自主权相对有限的国家——印度、南非、巴西；4、依赖——其他国家。俄罗斯专家尼古拉提出，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未来世界将日益成为小国的天下，大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取决于它与中小国家寻找共同语言的能力，世界将进入“小国牵制大国”时代。美国知名学者乔尔·科特金则提出，历史、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逐渐把人类分割成新的“部族”群体。现在的“金砖四国”、“基础四国”等新概念因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迥异而显得苍白，反观“部族”联系却根深蒂固，当前的政治动荡和全球化进一步凸显其深层影响。科特金指出，当今世界可以被分成“北美联盟”、“玻利瓦尔共和国”、“大阿拉伯世界”、“中央王国”等19个联盟，这些联盟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将牵动未来国际秩序走向。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对未来世界秩序要有新思维，今后既不是“美国世纪”，也不是“亚洲世纪”，而是日益向“全球世纪”发展。
二、对全球治理趋于悲观，一些学者政要提出全球治理新思路
与过去对G20的高度评价和寄予厚望相比，国际上近期对G20的消极看法明显增多。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机制建设滞后”和“国家利益至上”正成为阻碍变革国际体制的两大负面因素。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专家托马斯· 赖特指出，G20将凸显而非缓解多边主义危机，缺乏合法性、缺乏明确限度、受中俄等国“搅局”是G20潜在的三个问题。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提出引导全球化发展的“第四条道路”。他说，与“第三条道路”过度依赖市场有不同，“第四条道路”既要保证市场自由创新和增长，更要建立不屈从于市场的民主机制。为此，应加强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实现各国在相互依存和自给自足之间的平衡。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则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三个基础，即合法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应建立一种“可变几何体”的全球治理结构，首先将所有行为主体都囊括在内，然后根据实力资源分布，在不同事务中采取大量的“多边主义”和“少边主义”(小团体谈判)相结合的做法。美国斯坦利基金会项目主管戴维·绍尔提出，国家集团作用日益增强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趋势，各国政治经济联系密切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
两大主义进行改革探索，
社会主义改革思潮明显升温
一、西方摸索“新资本主义”路径，新自由主义有所回潮
金融危机后，美各界批判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提出要建立“道德”、“人性化”的“新资本主义”。奥巴马试图利用危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推动医保、教育、金融改革和发展绿色经济，调整美国模式，但效果不彰。美各界开始反思改革，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孰优孰劣，“小政府”、“大政府”谁更有效等的争论此起彼伏。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围绕着“政府应当多大，政府对民众的生活应当干涉到何种程度”展开激辩。在欧美学界和民众中一直存在对国家干预和“大政府”恐惧和担忧的心理。2010年美相关调查报告显示，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认为政府过大而不能实行有效管理的民众增加了一倍；5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危险地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与此同时，大量民众对政府在国防、医疗和扶贫等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
欧洲于2010年3月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要求欧盟和各成员国在增强经济政策协调性的基础上，改革过度依靠金融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以“智能增长、可持续增长、全球增长”为重点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二、社会主义改革思潮悄然升温
金融危机对古巴造成较大冲击，古国内要求改革的声音不断加大。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大西洋》月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既有的古巴模式“已不再奏效”。而劳尔·卡斯特罗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对古巴实行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革”。针对古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古巴领导人强调目前古巴所做的是在“更新社会主义”或“完善社会主义”。劳尔说，“古巴不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在更新古巴经济模式的进程中，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
越南国内也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认为越南经济太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冲击，很可能因此失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控制。越共正逐步探索经济社会改革道路：恢复增长、保持国家对发展的控制权、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国内市场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
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强调要建设“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深化结构和战略变革，将委从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拉美一些学者认为，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正在建设“后新自由主义”模式。
西方社会政治右倾化、
保守化思潮回升
一、社会政治心态“右”转，民粹主义、极右思潮明显上升
一段时间以来，一股追求本国利益、保护民族特性、限制外来移民及否定改革的保守思潮在西方社会迅速蔓延。在欧洲，反移民思潮不断兴起。英国不少地方打出“把英国的工作职位留给英国人”的口号；西班牙政府为保证国民情绪稳定对移民展开“请回国”的政策；法国总统萨科齐颁布禁止伊斯兰罩袍法案，并强行驱逐罗姆人。欧洲曾以多元文化为自豪，如今却笼罩着对多元文化的悲观情绪，“多元文化失败论”不断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承认“多元文化努力彻底失败”。
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借机扩大影响，瑞典极右政党民主党9月在议会选举中首次进入议会；英国极右翼组织“国家党”也得到越来越多白人支持。在美国，这股思潮的最典型代表是极右派别“茶党”的兴起。“茶党”煽动极端民粹主义，在美各地组织抗议活动，反对奥巴马改革，攻击奥是“纳粹”、“社会党人”、“仇恨白人的种族主义者”，成为反奥的民意主力。“茶党”具有浓厚的民粹色彩，反对“大政府”，
反对新精英阶层，谋求自下而上改变现状，重塑美政治格局，“茶党"候选人在美中期国会选举中获得5个参院席位、约30个众院席位，影响进一步扩大。
二、“货币战争”、“汇率战争"等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得到普遍支持
西方国家把经济不能复苏、就业增长疲软的原因归罪于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美西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在蛰伏一年后再度高涨。欧美国家称，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让他们的民众吃了大亏，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夸下海口，希望美国出口能翻一倍。美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更明确提出，通过人民币升值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盖特纳公开表示，如果币值被低估的大型经济体阻止本币升值，将鼓励其他国家进行效仿，对国际经济健康发展将产生巨大损害。欧元集团主席容克也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有序、大幅且全面升值”。IMF主席卡恩也发表讲话，称人民币被完全低估，认为人民币升值是符合逻辑的。美元贬值引起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连锁反应，日本、瑞士、韩国、泰国等相继出手干预汇市压低本币汇率，“国际货币战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西方恐华、妒华心态日益明显，负面涉华论调层出不穷
一、“中国模式威胁论”进一步抬头
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德沃斯指出，经济危机催生了一场更具根本性的危机，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代表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对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产生了根本威胁。加拿大《环球邮报》则指出，世界不再是纯粹国家之间或纯粹市场之间的竞争，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和市场结合方式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者逐渐占据上风。在西方政界学界日益感到中国模式威胁的背景下，西方转而追捧印度模式，企图在发展中国家树立符合西方理念的样板。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高调提出“孟买共识”，声称在“孟买共识”和“北京共识”的长期角逐中，“孟买共识”将最终胜出，并在2040年前后超越“北京共识”。
二、美西方抛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自私论”等一系列负面涉华论调
随着近期中美、中欧在气候变化、汇率政策、人权等领域的矛盾和摩擦加深，西方舆论将一系列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日趋武断”、“狂妄自大”、“咄咄逼人”。英《每日电讯报》指出，中国严重误判了全球力量对比，“一心想与美国一决雌雄”。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则指出，中国对自身的成功过于自信，因而才会在外交上更加武断。对中国在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谷歌事件、毒贩事件等问题上的表现，日、英、法等媒体通常用“恶狠狠”、“硬碰硬”等词汇加以描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表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指导思想。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指出，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更不愿妥协，只关注自身内部发展而不愿意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三、西方企图强行给中国定位，炮制中国“发达国家论”、“超级大国论”、“帝国主义国家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提出，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一个落后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再过30年，中国将成为超级富国和世界经济盟主。英国专栏作家拉赫曼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富国，它坚持说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是为了拒绝进行重大政治和经济改革。德前外长费舍尔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关注国内事务的超级大国。英国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澳《悉尼先驱晨报》称，中国将制定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努力把美国赶出亚洲。美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卡普兰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和印度在印度洋争夺势力范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把中国称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对外扩张是历史必然。
（责任编辑：刘娟娟）
有关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思潮较为活跃，各方见仁见智
一、对国际力量格局和秩序前景存在多种看法
2010年初以来，围绕过去十年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国际社会热议“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转移”。许多学者把过去十年称作是西方“失去的十年”、“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十年”，甚至认为是“西方统治的最后阶段”。
西班牙学者卡洛斯提出构成2010年世界体系和模式的四个层次，分别是：1、最高层——已失去绝对优势的美国；2、自主国家——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3、拥有内部自主权，外部自主权相对有限的国家——印度、南非、巴西；4、依赖——其他国家。俄罗斯专家尼古拉提出，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未来世界将日益成为小国的天下，大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取决于它与中小国家寻找共同语言的能力，世界将进入“小国牵制大国”时代。美国知名学者乔尔·科特金则提出，历史、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逐渐把人类分割成新的“部族”群体。现在的“金砖四国”、“基础四国”等新概念因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迥异而显得苍白，反观“部族”联系却根深蒂固，当前的政治动荡和全球化进一步凸显其深层影响。科特金指出，当今世界可以被分成“北美联盟”、“玻利瓦尔共和国”、“大阿拉伯世界”、“中央王国”等19个联盟，这些联盟的相互联系和互动将牵动未来国际秩序走向。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对未来世界秩序要有新思维，今后既不是“美国世纪”，也不是“亚洲世纪”，而是日益向“全球世纪”发展。
二、对全球治理趋于悲观，一些学者政要提出全球治理新思路
与过去对G20的高度评价和寄予厚望相比，国际上近期对G20的消极看法明显增多。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机制建设滞后”和“国家利益至上”正成为阻碍变革国际体制的两大负面因素。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专家托马斯· 赖特指出，G20将凸显而非缓解多边主义危机，缺乏合法性、缺乏明确限度、受中俄等国“搅局”是G20潜在的三个问题。在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提出引导全球化发展的“第四条道路”。他说，与“第三条道路”过度依赖市场有不同，“第四条道路”既要保证市场自由创新和增长，更要建立不屈从于市场的民主机制。为此，应加强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多边机构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实现各国在相互依存和自给自足之间的平衡。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则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三个基础，即合法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应建立一种“可变几何体”的全球治理结构，首先将所有行为主体都囊括在内，然后根据实力资源分布，在不同事务中采取大量的“多边主义”和“少边主义”(小团体谈判)相结合的做法。美国斯坦利基金会项目主管戴维·绍尔提出，国家集团作用日益增强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趋势，各国政治经济联系密切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
两大主义进行改革探索，
社会主义改革思潮明显升温
一、西方摸索“新资本主义”路径，新自由主义有所回潮
金融危机后，美各界批判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提出要建立“道德”、“人性化”的“新资本主义”。奥巴马试图利用危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推动医保、教育、金融改革和发展绿色经济，调整美国模式，但效果不彰。美各界开始反思改革，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孰优孰劣，“小政府”、“大政府”谁更有效等的争论此起彼伏。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围绕着“政府应当多大，政府对民众的生活应当干涉到何种程度”展开激辩。在欧美学界和民众中一直存在对国家干预和“大政府”恐惧和担忧的心理。2010年美相关调查报告显示，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认为政府过大而不能实行有效管理的民众增加了一倍；5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危险地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与此同时，大量民众对政府在国防、医疗和扶贫等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
欧洲于2010年3月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要求欧盟和各成员国在增强经济政策协调性的基础上，改革过度依靠金融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以“智能增长、可持续增长、全球增长”为重点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二、社会主义改革思潮悄然升温
金融危机对古巴造成较大冲击，古国内要求改革的声音不断加大。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大西洋》月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既有的古巴模式“已不再奏效”。而劳尔·卡斯特罗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对古巴实行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变革”。针对古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古巴领导人强调目前古巴所做的是在“更新社会主义”或“完善社会主义”。劳尔说，“古巴不抄袭任何其他国家(的模式)，在更新古巴经济模式的进程中，绝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建设”。
越南国内也深入反思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认为越南经济太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冲击，很可能因此失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控制。越共正逐步探索经济社会改革道路：恢复增长、保持国家对发展的控制权、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国内市场以及提高社会保障等。
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强调要建设“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深化结构和战略变革，将委从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拉美一些学者认为，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正在建设“后新自由主义”模式。
西方社会政治右倾化、
保守化思潮回升
一、社会政治心态“右”转，民粹主义、极右思潮明显上升
一段时间以来，一股追求本国利益、保护民族特性、限制外来移民及否定改革的保守思潮在西方社会迅速蔓延。在欧洲，反移民思潮不断兴起。英国不少地方打出“把英国的工作职位留给英国人”的口号；西班牙政府为保证国民情绪稳定对移民展开“请回国”的政策；法国总统萨科齐颁布禁止伊斯兰罩袍法案，并强行驱逐罗姆人。欧洲曾以多元文化为自豪，如今却笼罩着对多元文化的悲观情绪，“多元文化失败论”不断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承认“多元文化努力彻底失败”。
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借机扩大影响，瑞典极右政党民主党9月在议会选举中首次进入议会；英国极右翼组织“国家党”也得到越来越多白人支持。在美国，这股思潮的最典型代表是极右派别“茶党”的兴起。“茶党”煽动极端民粹主义，在美各地组织抗议活动，反对奥巴马改革，攻击奥是“纳粹”、“社会党人”、“仇恨白人的种族主义者”，成为反奥的民意主力。“茶党”具有浓厚的民粹色彩，反对“大政府”，
反对新精英阶层，谋求自下而上改变现状，重塑美政治格局，“茶党"候选人在美中期国会选举中获得5个参院席位、约30个众院席位，影响进一步扩大。
二、“货币战争”、“汇率战争"等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得到普遍支持
西方国家把经济不能复苏、就业增长疲软的原因归罪于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美西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在蛰伏一年后再度高涨。欧美国家称，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让他们的民众吃了大亏，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夸下海口，希望美国出口能翻一倍。美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更明确提出，通过人民币升值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盖特纳公开表示，如果币值被低估的大型经济体阻止本币升值，将鼓励其他国家进行效仿，对国际经济健康发展将产生巨大损害。欧元集团主席容克也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有序、大幅且全面升值”。IMF主席卡恩也发表讲话，称人民币被完全低估，认为人民币升值是符合逻辑的。美元贬值引起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连锁反应，日本、瑞士、韩国、泰国等相继出手干预汇市压低本币汇率，“国际货币战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西方恐华、妒华心态日益明显，负面涉华论调层出不穷
一、“中国模式威胁论”进一步抬头
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德沃斯指出，经济危机催生了一场更具根本性的危机，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代表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对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产生了根本威胁。加拿大《环球邮报》则指出，世界不再是纯粹国家之间或纯粹市场之间的竞争，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和市场结合方式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者逐渐占据上风。在西方政界学界日益感到中国模式威胁的背景下，西方转而追捧印度模式，企图在发展中国家树立符合西方理念的样板。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高调提出“孟买共识”，声称在“孟买共识”和“北京共识”的长期角逐中，“孟买共识”将最终胜出，并在2040年前后超越“北京共识”。
二、美西方抛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自私论”等一系列负面涉华论调
随着近期中美、中欧在气候变化、汇率政策、人权等领域的矛盾和摩擦加深，西方舆论将一系列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日趋武断”、“狂妄自大”、“咄咄逼人”。英《每日电讯报》指出，中国严重误判了全球力量对比，“一心想与美国一决雌雄”。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则指出，中国对自身的成功过于自信，因而才会在外交上更加武断。对中国在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谷歌事件、毒贩事件等问题上的表现，日、英、法等媒体通常用“恶狠狠”、“硬碰硬”等词汇加以描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则表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指导思想。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指出，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更不愿妥协，只关注自身内部发展而不愿意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三、西方企图强行给中国定位，炮制中国“发达国家论”、“超级大国论”、“帝国主义国家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提出，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一个落后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再过30年，中国将成为超级富国和世界经济盟主。英国专栏作家拉赫曼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富国，它坚持说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是为了拒绝进行重大政治和经济改革。德前外长费舍尔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关注国内事务的超级大国。英国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澳《悉尼先驱晨报》称，中国将制定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努力把美国赶出亚洲。美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卡普兰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和印度在印度洋争夺势力范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把中国称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中国对外扩张是历史必然。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