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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学术专著，具有鲜明的朴实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的三维特征，对于开拓中共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引导意义。
[关键词] 中共科技思想 实践活动 特征
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了邱若宏教授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下简称《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该著站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上，审视党的早期科技活动，总结历史经验，启迪未来发展，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专著。它具有朴实性、系统性、创新性三方面的鲜明特征，对于开拓党史学研究新领域、尤其是繁荣和推进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一、朴实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P382实际上，邓小平自己创立的理论也是很朴实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具有鲜明的朴实性特征。朴实，是成熟理论应该具备的特质，是真诚的学术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这里所说的朴实，是指理论、学术方面的成果质朴诚实、真实客观，无浮夸，少渲染，语极平淡而意极深刻。所谓朴实性，是指理论、学术成果的内容与形式简洁明快，坦率真诚，没有虚伪矫饰，没有故弄玄虚。在这样的理论学术成果中，真理以其本来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加以人为的装扮。有位哲人说过，真理是朴实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真实的东西往往能保持朴实的风格，而似是而非的东西恰恰千方百计地乔装改扮，以求掩人耳目。
邱若宏教授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一书是十年磨一剑的产物，是作者缜密思考、反复推敲的理论研究成果，因而它是客观真实历史的再现，是成熟的思考，理性的结论，具有显著的朴实性特征。
首先，该著的朴实性体现在它的基本内容上。著作关注和面向的基本领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与实践活动，这些内容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地、解放区非常重要的革命斗争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于其中的非常朴实的现实生活，其本身就是实实在在、客观真实的。该著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通过条分缕析，还原了历史真实，没有过分拔高，也不存在低估和臆断，所以说这种研究是非常朴实的。例如，作者从医药卫生、军工技术、工农业生产等角度来总结根据地、解放区的科技活动，这是十分符合实际的。当时，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还没有独立形态的科学实验，科技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救死扶伤、军工生产、无线电通讯以及工农业生产。作者透过这些普普通通的实践活动挖掘梳理出隐藏其中的朴素的科技工作内容，可谓是慧眼匠心。
其次，该著的朴实性又体现在它的研究原则上。作者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综观整部著作，全书注重学理分析，在较高层次上实现了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体现了较强的学术研究性；但另一方面，著作更注重历史事实，其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客观性，研究态度端正，研究方法朴实。作者坚守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让历史材料来说话。对于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诉诸的也是人的健全理智，凭借的是逻辑推理，依靠的是史料检验，而从来就摒弃诸如玄学的思辨、孤独的冥想之类神秘的经验和方法。在这部著作中，没有纯属独撰的脱离实际、刁钻古怪的命题，没有云遮雾罩、玄之又玄的思辨，没有语焉不详、吞吞吐吐的叙述，也没有不可理解的深层奥秘。尽管有些论断看起来与人们以前的惯常思维正好相反，有些论断在庸人的浅见看来未免费解，但实际上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是每一个不怀偏见并肯于认真钻研相关史料的人都可以很好理解的。
再次，该著的朴实性还体现在它的文风之中。通读著作，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全书语言质朴，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文字流畅，通俗易懂。著作全篇45万余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感觉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作者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阐述他对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这个命题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用质朴的语言充分显示了一位资深党史研究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深厚的理论功底、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直面历史问题的勇气。这是一部党史领域难得多见的学术专著，既厚重深刻，又清新明畅，通俗易懂，人们丝毫感觉不到它有某些学术著作的那种严肃呆板面孔。对于学术著作来说，通俗化是很高的要求，很不容易做到。这种通俗化必须同时保持理论的品格和内涵，而不能因求一味的通俗而把理论庸俗化。通俗和庸俗，一字之差，却是理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通俗化，是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而庸俗化却是脱离理论科学性来一味地追求通俗，结果是歪曲理论的内涵，降低理论的品格。因此，这部专著能够做到通俗化，实属不易。由此进一步可见，该著的朴实性亦不是天真的朴实，而是成熟的朴实，是在深刻的学理基础上的朴实，是科学的朴实。
二、系统性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科技事业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经验教训作出系统总结的专著，其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具有鲜明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从横向角度看，著作的研究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科技思想、科技方针和科技实践活动，涵盖了科技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政策与措施、成就与影响；从纵向角度看，研究的时间范围囊括了中共从创建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30余年，包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从形成到成熟，中共领导下的科技事业从初创到继续发展。作者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视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来研究，共分为6章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对科技问题的早期认识，中共领导下科技事业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与政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实践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科技事业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科技事业的特点、意义与基本经验。这六个章节的内容安排显示了研究对象内在的逻辑性，循序渐进，层层深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完整历史画卷。 实际上，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活动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系统性研究更是一直空缺。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时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直到上世纪80年代，武衡率先改变了这种局面。武衡是我国科技战线的重要领导人。1982年他联络一些在战争年代工作于科技战线的老同志，开始搜集整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展科技事业的史料。1983年至1989年，由他担任主编的8辑《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由中国学术出版社相继出版。与此同时，武衡独撰的专著《延安时代科技史》也在1988年面世。这些史料和著作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科技活动的关注。此后20多年里，陆陆续续有一些学者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诞生了一批。但是总体来看，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政策、活动的研究还是非常薄弱，有份量的成果并不多见。其中最为根本的缺陷就是一直只有一些零散性、片段化的研究成果，而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很显然，即便是武衡的《延安时代科技史》，它“所反映的史实，基本上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主要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工作”。[2]P487-488其它相关论文和专著，同样只涉及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某个侧面或者某一阶段的内容。直至最近，邱若宏教授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这部专著出版，此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观。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既讲科技思想，又讲科技实践；既阐述科技政策，又阐述科技成就，是全方位的立体把握和宏观研究，做到了思想、政策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学术研究中，既需要微观的实证研究，又需要宏观的综合把握。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升。只有微观视角，必然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有宏观审视，也会大而化之，空洞无物。所以，真正的全面系统之作，必然是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有宏观，是二者的完美结合。《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便堪称这样的一部专著，它立足于宏观视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全面考察，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处处体现着小心求证的缜密细致。它详实考证了大量历史事实，比如建党时期中共对科技问题的早期认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科技事业的初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科技事业的继续发展等等，从而使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活动体现出完整性。正因为如此，该著才名副其实地成为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总结并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专著。
三、创新性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整理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许多重要问题的阐述上有了新认识和新归纳，体现出宝贵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勇气。
其一，在研究旨趣和立意上有创新。以往人们的类似研究成果往往是就事论事，最多能从革命战争时代党的科技活动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有重视科学技术光荣传统之类的结论。但是眼前的这部专著立意更为高远一些，作者站在时代和思维的双重制高点上，思索着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科技事业伟大实践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既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自然的奋斗史。党领导下的科技实践活动是整个民主革命伟大实践的组成部分，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则是整个民主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3]P1这段话既是作者的研究旨趣，也是整部著作的指导思想。显然，作者是站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视角来分析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这种立意比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都要站得高，看得远些。
其二，在学术观点上有创新。过去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科技活动始于抗战时期，真正属于中共自身的科技思想也形成于这一阶段。但是该著作在通过缜密考证辨析之后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五四时期便开始对“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础，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走向成熟；至于党的科技实践活动，则发端于苏维埃运动时期的革命根据地，那时各根据地开设工厂，筹办医院，成立各类技术培训班及专门学校，表明党的科技事业已经形成。著作还进一步阐述了苏区人民科技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创立的缘由，分析了此时人民科技事业所具有的应急性、军事性以及就地取材、讲求实用等特点。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各边区的科技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党领导科技事业的政策方针也基本成熟。抗战胜利以后，人民科技事业逐渐“更有系统和规划，原来临时性、应急性的工作逐渐转变为一项长期的、稳定的工作”[3]P227。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该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之精神，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双向分析，全面深入地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科技事业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具体来说，在对中共科技思想进行研究时，比较多地运用哲学思辨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进行分析；在对根据地、解放区科技政策展开评价时，则常常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相关原理来进行指导；历史学的考证与梳理方法，在著作中则是运用始终，渗透于研究的每一环节。无论是科技思想的总结，还是科技实践活动的叙述，都离不开史料的搜集、考证和辨析。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得呈现出来的是一部资料扎实的著作。同时，哲学、科学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又大大增添了这部著作的理论创新性，使之成为当今党史学界难得多见的一部精品力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
[3]邱若宏.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彭月才
[关键词] 中共科技思想 实践活动 特征
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了邱若宏教授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下简称《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该著站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制高点上，审视党的早期科技活动，总结历史经验，启迪未来发展，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专著。它具有朴实性、系统性、创新性三方面的鲜明特征，对于开拓党史学研究新领域、尤其是繁荣和推进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一、朴实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P382实际上，邓小平自己创立的理论也是很朴实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具有鲜明的朴实性特征。朴实，是成熟理论应该具备的特质，是真诚的学术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这里所说的朴实，是指理论、学术方面的成果质朴诚实、真实客观，无浮夸，少渲染，语极平淡而意极深刻。所谓朴实性，是指理论、学术成果的内容与形式简洁明快，坦率真诚，没有虚伪矫饰，没有故弄玄虚。在这样的理论学术成果中，真理以其本来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加以人为的装扮。有位哲人说过，真理是朴实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真实的东西往往能保持朴实的风格，而似是而非的东西恰恰千方百计地乔装改扮，以求掩人耳目。
邱若宏教授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一书是十年磨一剑的产物，是作者缜密思考、反复推敲的理论研究成果，因而它是客观真实历史的再现，是成熟的思考，理性的结论，具有显著的朴实性特征。
首先，该著的朴实性体现在它的基本内容上。著作关注和面向的基本领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与实践活动，这些内容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地、解放区非常重要的革命斗争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于其中的非常朴实的现实生活，其本身就是实实在在、客观真实的。该著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通过条分缕析，还原了历史真实，没有过分拔高，也不存在低估和臆断，所以说这种研究是非常朴实的。例如，作者从医药卫生、军工技术、工农业生产等角度来总结根据地、解放区的科技活动，这是十分符合实际的。当时，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还没有独立形态的科学实验，科技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救死扶伤、军工生产、无线电通讯以及工农业生产。作者透过这些普普通通的实践活动挖掘梳理出隐藏其中的朴素的科技工作内容，可谓是慧眼匠心。
其次，该著的朴实性又体现在它的研究原则上。作者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综观整部著作，全书注重学理分析，在较高层次上实现了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体现了较强的学术研究性；但另一方面，著作更注重历史事实，其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客观性，研究态度端正，研究方法朴实。作者坚守的基本原则是以事实为根据，让历史材料来说话。对于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诉诸的也是人的健全理智，凭借的是逻辑推理，依靠的是史料检验，而从来就摒弃诸如玄学的思辨、孤独的冥想之类神秘的经验和方法。在这部著作中，没有纯属独撰的脱离实际、刁钻古怪的命题，没有云遮雾罩、玄之又玄的思辨，没有语焉不详、吞吞吐吐的叙述，也没有不可理解的深层奥秘。尽管有些论断看起来与人们以前的惯常思维正好相反，有些论断在庸人的浅见看来未免费解，但实际上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是每一个不怀偏见并肯于认真钻研相关史料的人都可以很好理解的。
再次，该著的朴实性还体现在它的文风之中。通读著作，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全书语言质朴，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文字流畅，通俗易懂。著作全篇45万余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感觉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作者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阐述他对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这个命题的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用质朴的语言充分显示了一位资深党史研究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深厚的理论功底、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直面历史问题的勇气。这是一部党史领域难得多见的学术专著，既厚重深刻，又清新明畅，通俗易懂，人们丝毫感觉不到它有某些学术著作的那种严肃呆板面孔。对于学术著作来说，通俗化是很高的要求，很不容易做到。这种通俗化必须同时保持理论的品格和内涵，而不能因求一味的通俗而把理论庸俗化。通俗和庸俗，一字之差，却是理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通俗化，是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而庸俗化却是脱离理论科学性来一味地追求通俗，结果是歪曲理论的内涵，降低理论的品格。因此，这部专著能够做到通俗化，实属不易。由此进一步可见，该著的朴实性亦不是天真的朴实，而是成熟的朴实，是在深刻的学理基础上的朴实，是科学的朴实。
二、系统性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科技事业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经验教训作出系统总结的专著，其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具有鲜明的全面性与系统性。从横向角度看，著作的研究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科技思想、科技方针和科技实践活动，涵盖了科技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政策与措施、成就与影响；从纵向角度看，研究的时间范围囊括了中共从创建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的30余年，包含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从形成到成熟，中共领导下的科技事业从初创到继续发展。作者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视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来研究，共分为6章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对科技问题的早期认识，中共领导下科技事业在革命根据地初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与政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实践活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科技事业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科技事业的特点、意义与基本经验。这六个章节的内容安排显示了研究对象内在的逻辑性，循序渐进，层层深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完整历史画卷。 实际上，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活动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系统性研究更是一直空缺。长期以来，人们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集中于政治、军事方面的斗争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那时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直到上世纪80年代，武衡率先改变了这种局面。武衡是我国科技战线的重要领导人。1982年他联络一些在战争年代工作于科技战线的老同志，开始搜集整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展科技事业的史料。1983年至1989年，由他担任主编的8辑《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由中国学术出版社相继出版。与此同时，武衡独撰的专著《延安时代科技史》也在1988年面世。这些史料和著作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科技活动的关注。此后20多年里，陆陆续续有一些学者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诞生了一批。但是总体来看，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政策、活动的研究还是非常薄弱，有份量的成果并不多见。其中最为根本的缺陷就是一直只有一些零散性、片段化的研究成果，而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很显然，即便是武衡的《延安时代科技史》，它“所反映的史实，基本上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主要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工作”。[2]P487-488其它相关论文和专著，同样只涉及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某个侧面或者某一阶段的内容。直至最近，邱若宏教授的《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这部专著出版，此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观。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既讲科技思想，又讲科技实践；既阐述科技政策，又阐述科技成就，是全方位的立体把握和宏观研究，做到了思想、政策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学术研究中，既需要微观的实证研究，又需要宏观的综合把握。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提升。只有微观视角，必然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有宏观审视，也会大而化之，空洞无物。所以，真正的全面系统之作，必然是宏观中有微观，微观中有宏观，是二者的完美结合。《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便堪称这样的一部专著，它立足于宏观视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全面考察，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处处体现着小心求证的缜密细致。它详实考证了大量历史事实，比如建党时期中共对科技问题的早期认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科技事业的初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科技事业的继续发展等等，从而使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科技活动体现出完整性。正因为如此，该著才名副其实地成为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总结并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专著。
三、创新性
《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整理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许多重要问题的阐述上有了新认识和新归纳，体现出宝贵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勇气。
其一，在研究旨趣和立意上有创新。以往人们的类似研究成果往往是就事论事，最多能从革命战争时代党的科技活动中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有重视科学技术光荣传统之类的结论。但是眼前的这部专著立意更为高远一些，作者站在时代和思维的双重制高点上，思索着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科技事业伟大实践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既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自然的奋斗史。党领导下的科技实践活动是整个民主革命伟大实践的组成部分，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则是整个民主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3]P1这段话既是作者的研究旨趣，也是整部著作的指导思想。显然，作者是站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视角来分析中共科技思想与实践的，这种立意比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都要站得高，看得远些。
其二，在学术观点上有创新。过去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科技活动始于抗战时期，真正属于中共自身的科技思想也形成于这一阶段。但是该著作在通过缜密考证辨析之后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五四时期便开始对“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础，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走向成熟；至于党的科技实践活动，则发端于苏维埃运动时期的革命根据地，那时各根据地开设工厂，筹办医院，成立各类技术培训班及专门学校，表明党的科技事业已经形成。著作还进一步阐述了苏区人民科技事业之所以能够顺利创立的缘由，分析了此时人民科技事业所具有的应急性、军事性以及就地取材、讲求实用等特点。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各边区的科技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党领导科技事业的政策方针也基本成熟。抗战胜利以后，人民科技事业逐渐“更有系统和规划，原来临时性、应急性的工作逐渐转变为一项长期的、稳定的工作”[3]P227。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该著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之精神，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双向分析，全面深入地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科技事业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具体来说，在对中共科技思想进行研究时，比较多地运用哲学思辨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进行分析；在对根据地、解放区科技政策展开评价时，则常常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相关原理来进行指导；历史学的考证与梳理方法，在著作中则是运用始终，渗透于研究的每一环节。无论是科技思想的总结，还是科技实践活动的叙述，都离不开史料的搜集、考证和辨析。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得呈现出来的是一部资料扎实的著作。同时，哲学、科学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又大大增添了这部著作的理论创新性，使之成为当今党史学界难得多见的一部精品力作。○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
[3]邱若宏.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与实践研究——从建党时期到新中国成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