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习难改。一輩子从事编辑工作，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迄今都没有丢弃。
　　记得很清楚，最早有计划、持续性的开始剪报，是在1981年发现孙犁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小说杂谈”。我那时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对孙犁的简洁文风，从读书和创作实践中提炼出的文学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从1981年10月20日的《小说与伦理》始，直到这个专栏文章结束，我剪贴保存了全份。有时到外地出差，我也注意北京的报纸，跟踪阅读这个专栏。孙犁发表在其他报纸的文章，我也剪贴在专册上，自动搜集与他有关的资料。认识孙犁并开始通信后，老人家有时回信，也随信夹几份报纸编辑寄他的作品剪报。这样，我的剪报册内容，又多了一条供应渠道。如今，这些剪报册上的报纸已发黄，保存了过往年代的色彩和气味，成为我研究孙犁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次有系统的剪报，是在1986年，《光明日报》连载白吉庵先生的《胡适传》。报纸是我工作的部门公费订阅的。每天下班后，我就把读过的这个连载剪下来。在读这个连载传记前，我的脑子里只被灌输了胡适的负面形象。1973年，鲁迅著作单行本出版很多，我看到就买，开始读鲁迅，从读书中了解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历史。那个年代，我从业余读书中知道胡适的名字，是个反面人物，从书籍的注释到报刊上的文章，胡适都是被定型为批判的对象。通过读鲁迅延伸到胡适，我多么想了解胡博士！但书店里没有一本胡适的书，我只是从夹缝里发现这个大人物。白吉庵先生的《胡适传》，文风质朴，言之有物，从文章学的角度说，也引人爱读。连载的传记，大约有五万字，只能略窥胡适一生的粗线条轮廓。多年后，作者应出版社之约，撰写、出版内容充实，比较完整的传记，我又买来重读一遍。近代史所编辑出版的三大册《胡适来往书信选》，还有影印的胡适代表作，我也买来读了。我的想法是，不读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著作，怎能了解整个运动的全貌及历史贡献？再说，先生的风度，醇厚和蔼的态度，甚至说话的口气，书信的表达方式，我都喜欢。


　　我的这一册剪报，因是从工作单位订阅的报纸剪贴的，还曾引起办公室个别同事的不满。我反省、检讨：个别同事对我剪报有意见，我错在什么地方？从报纸的所有权来说，肯定是我做得不对，因为这也算“化公为私”“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了解，其他同事是从不读我关注的报纸内容的；公费订阅的报纸，积攒到一定数量，行政办公室会收集起来卖给收垃圾（现在的名称叫“再生资源”）的，那个年月，大家的收入都不高，用不多的卖报收入买点饮料或去饭店吃一顿，是许多单位和个人都经历过的陈年旧事。单位有图书馆、资料室，各个部门的报纸并不留存。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专门分类剪贴报纸上有关经济类的文章，供研究、编辑人员参考。那么，个别同事为什么对我剪报不满呢？多年后，我读到《列子》的寓言，终于明白原因。《列子》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门前竖着一株死去的梧桐树，邻居对他说，干枯死去的梧桐树不吉利，你把他砍了吧。那一家老头听了邻居的话，就砍倒放在一边。枯树无用，静躺在门外。过了些时日，邻居烧火缺柴，就捡了几枝枯梧桐，拿回去烧火。那一家的老头看见邻居拿他的枯树烧火，马上气得跳了起来，指着邻居大骂：“你当初动员我砍树，原来是自己想当柴烧啊？”没用的东西闲置，谁都不动它，就没事；一旦有人动手，就影响邻里之间和睦友好的大好局面了。《列子》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已说明白了一些人的心理和行为，几千年都没有改变。古人常说，读书是为了知书明理。我读了《列子》，完全理解个别同事当年对我的态度，我不生气。
　　我还有一个剪报册，是随手剪贴自己读后喜欢的散文，我给剪报册起了个名字，就叫《我喜欢的散文》。这些陆续收集的好文章，成为我自编自读自用的散文读本，也留下四十年全国主要报纸副刊的面貌一斑。副刊文章的编排，题图尾花的选择，字体字号的安排，都是岁月留痕。那些读报的岁月，那些总是有好散文让人惊喜的报纸副刊，是一天里幸福的时光。怎能忘记，有一位在大学修德国文学，却转行研究粮食经济的老同事，每看见报纸副刊上的好文章，马上从他的办公室跑来告诉我，让我注意读。我偶尔在报纸发表一篇散文，我还没看见呢，他已经拿着报纸在走廊念叨，奔走相告，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还积极主动向其他人推荐。一篇短文章，同事在公共场合嚷出好大的动静，我感到害羞。那个时代，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让人振奋的好消息、好文章。——“看见今天的报纸了吗？”当同事朋友见面后如此问询时，不必挑明标题，彼此都知道这一天的报纸上有一篇什么精彩文章。我剪报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进行的。
　　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我的书桌上，经常放着剪刀、胶水、裁纸刀，常年不离剪报的必备工具。今夜雷电交加，夏雨飘洒，我关上窗，在灯下读报，发现晚报的《墨缘》版刊登张居正、海瑞、姚广孝的书法作品。这份报纸，每周都有书法作品版，本周的专题是“名臣墨宝”。张居正和海瑞的书法，我以前看过，却从没见过姚的书法，甚至不知他也有书法作品存世。今天晚报刊登的，是他的跋《邓文原急就章》，编者注明，原作纵23.3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我外行的眼光看，姚书有钟繇笔意，编者说是“精严古雅”。姚广孝这位政治和尚，明成祖的首席智囊，在靖难之役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啊！想当年，当朱棣的铁骑南下时，姚广孝送到城外，跪在马前密托：“方孝孺素有学行，城破之日，他必不肯降。请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但朱棣犁庭扫穴后，方孝孺还是惨烈地死在他的刀下，并创下“诛十族”的罪恶记录。我读的《明成祖传》，是晁中辰先生的著作。细细端详姚书，眼前的书法幻化成姚的形象，我剪下来粘贴在传记的扉页，一个五百年前参与过改朝换代的历史人物，原来只是一页剪报。海瑞的书法，粘贴在《海瑞集》，张居正的书法，粘贴在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这些刀剪胶水并作的夜生活，无非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我剪报，将感兴趣的图文粘贴在读过的书里，是剪报的另一种形态，也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应有尽有，年轻的朋友看见我剪贴报纸，批评我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月。他对我说，你要查什么资料，下载个App，什么没有啊，怎么还像在手工业作坊里干活？
　　他们哪里能体会，剪报是我的“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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