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花瓷在元代重新发展并繁荣与当时的统治阶级蒙古族对蓝白二色的崇尚密不可分，元代的西征导致的回回工匠迁入与伊斯兰国家白釉蓝彩陶器的流入或许是青花瓷在元代的重新发展与繁荣的一个原因。
　　【关键词】：青花瓷；元代
　　根据考古发现，唐代晚期青花瓷就已经烧造成功，而经过一整个宋代的冷遇，青花瓷直到元代才又重新繁荣并且延续到明清时期甚至近现代。那么在元代导致青花瓷重新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将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首先，从青花瓷的制作方来考虑，青花瓷的直接制作者是工匠，在元代工匠被收编为匠户接受官府的统一调配和管理，并且元代唯一的官方烧造瓷器的窑场只有浮梁磁局，浮梁磁局也正是烧制青花瓷最重要的窑场。那么青花瓷是否有可能因为工匠的创造而重新繁荣呢？元代是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王权高于一切，而工艺美术一定是服务于王权的，也就是说工艺美术的审美取向一定会受统治阶级的影响，统治阶级的审美会引导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所以，工匠的创造一定是符合统治阶级审美的，工匠进行所有自主创新的前提一定是统治阶级的喜好。
　　既然工匠是根据统治阶级的审美进行创作的，顺理成章，这里有必要提到元代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蒙古族和青花瓷之间的关系。由于“苍狼白鹿”的传说，蒙古族对蓝白二色非常的崇尚，也不可否认蒙古族对于蓝白二色的崇尚对青花瓷的流行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能成为青花瓷在元代又重新发展的契机，蒙古族对蓝白二色的崇尚是青花瓷繁荣起来的推动力，而不是青花瓷被重新烧造的原因。仅仅是蒙古族统治者对蓝白二色的喜爱并不能促使工匠尝试把蓝白二色组合在一起进行瓷器的烧造。诚然，考古发现唐代后期青花就已经烧造成功，可是唐代到元代之间相隔好几百年，燒造青花的技术有没有失传的可能性呢？而宋代又极少青花的出土，用画花装饰方法的瓷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器，而它和青花有必然的联系吗？根据资料我们知道尽管宋代瓷器烧造业非常繁荣，但是宋代瓷器的装饰方法主要是刻花、划花、印花，画花的装饰手法在出土文物中非常少见，只有磁州窑偏好在瓷器烧造中运用画花的装饰方法，仅仅一个磁州窑是否就能影响整个元代的审美取向呢？在宋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刻花划花装饰方法没有影响到后代瓷器的装饰方法，反而是一个在宋代用画花装饰方法略显孤独的磁州窑影响了后世，这未免有一些牵强。冯冕和汪柠曾在他们的文章《元青花与磁州窑釉下黑彩纹饰比较》中比较过元青花和磁州窑的纹饰，也得出结论元青花受磁州窑的影响并不大。
　　在这里我有两个假想，第一，因为统治阶级喜欢蓝白二色于是工匠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自己进行将蓝白二色组合在一起的烧造方法研究，最终烧造出青花瓷；第二，统治阶级通过某种方式看见了蓝白二色烧造的瓷器，而正好蓝白二色是他们所崇尚的颜色，于是他们下令浮梁磁局烧造这种瓷器，于是青花得以繁荣发展起来。我认为第二种假设更具有可信度。那么统治阶级看见这件瓷器的契机是什么呢？
　　蒙古族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他们在三次大规模西征中曾经征服了中亚和西亚。根据张夫也的《外国工艺美术史》，公元9世纪至10世纪伊斯兰世界就烧成了白釉蓝彩的陶器。那么这种白釉蓝彩陶器就有机会成为战利品进入蒙古族贵族的视线，而正好蒙古族崇尚蓝白二色，于是青花瓷的重新繁荣有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契机。加之元代统治者在征战过程中掠夺了大量回回工匠，这些回回工匠拥有精湛的技巧，其中自然不缺乏制作陶器的工匠，回回工匠的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带来了白底蓝釉陶器的制作技术，那么就算前文假设中的在唐代后期萌芽的青花瓷烧制技术失传了，青花瓷依然可以在回回工匠和原有的汉族工匠的共同努力下被烧造出来。再者，元代青花瓷的钴料经过鉴定是从伊斯兰国家进口的，元代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由元代西征而开启的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当然也包括元青花的原料“苏泥勃青”，这解决了元青花大量生产时的原材料问题。
　　综上所述，在宋代瓷器烧造不重视画花装饰方法且唐代后期青花烧造方法有可能失传的情况下，崇尚蓝白二色的元代统治者通过西征发现了伊斯兰国家流行的精美的白釉蓝彩陶器，于是开启了青花瓷的重新崛起之路，加之西征之后大量回回工匠的迁入和原材料进口的便利为元青花的繁荣提供了必须的条件，所以我认为元青花的重新繁荣与元代对伊斯兰国家的西征有不可切割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 冯冕，汪柠. 元青花与磁州窑釉下黑彩纹饰比较[J].中国陶瓷，2014（6）：75-84
　　[2] 张夫也. 外国工艺美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