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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中原的瓷器、造纸术、铸造术等经由丝绸之路传人西域，兰州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因此铸造业也极为发达，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铧、铲、锄、刀等就可看出当时的铸造工艺已极为精湛。另外，还有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兰州五泉山上的泰和铁钟，都可反映出当时的铸造工艺水平。
但是最能直观反映兰州地区铸造业发展水平的莫过于矗立在黄河铁桥边的将军柱了，因为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规模，将军柱在当时的铸造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黄河自青藏高原发源，一路挟风携雨奔腾而下，流经兰州，因此，兰州黄河两岸自古以来就多有渡口。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0年，西汉大将赵充国率领万余众骑兵在今中山铁桥以西的金城渡口渡过黄河。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金城津津渡口开设于北周，隋代改名为金城关。唐代诗人岑参“古戎依重险，高楼接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的诗句就是对当时金城津渡口景观的最好描绘。
古时候，人们从渡口渡河多用木船和羊皮筏子。但是由于黄河水流湍急，用木船和羊皮筏子渡河实属不易，正如李白所感叹的：
“虎可搏，河难凭。”不过，每到严冬，勤劳智慧的兰州人民便在结冰的河面上借“冰桥”踏冰而过。据《重修皋兰县志》载：“黄河结冰以夜，其开亦以夜，冰既坚，状如积雪填于巨壑，嶙峋参差，不复知有河形，处处可通车马，欲名冰桥。”可是，在冰桥上过河却极其危险，特别是在初结和消融之时。
到了明洪武五年(1372)，征西大将军宋国公冯胜为追击逃亡的元朝残余势力王保保，要渡过黄河，于是在兰州城西7里处修建了一座浮桥；至明洪武九年(1376)，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城西10里处，称“镇远桥”；明洪武十八年(1385)，兰州卫指挥检事杨廉将浮桥移至城北的白塔山下，即今天中山桥所在位置。古村)：在这一盖屑住的王姓人家开设有炉院，从事冶铁铸造。据《王氏族谱》载：
“我王氏家族，远在大明供二年(1孵)、，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白土坡王痨大村!以征调行艺铸冶来兰州，铸造金城关黄滴商牟的将军柱……王宣、王训二公来兰之后，初居五泉山下戮家巷，后徙绣河沿，再迁至黄河以北之王保保留年之后大移到皋兰西半个川，以农为主，兼作铸冶子孙繁衍手艺发达，传至于今。”
对于铸造将军柱的具体情况，《王氏族谱》
记载：“我王宣、王训二始祖，于洪武四年(1371)铸造将军柱两支，又于洪武五年岁在壬子(1 372)铸造一支，再于洪武九年岁丙辰(1376)铸造一支，历时六年竣工。”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四根将军柱并不是一起铸造出来的，而是历时六年铸造而成，足可见这在当时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
到了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黄河泛滥，滔滔的黄河水从上游呼啸而来，将镇远桥北面的一根将军柱冲入了黄河中，民夫们虽打捞多日，最终仍一无所获。是年，陕甘总督布彦泰召见了王宣、王训的后人王建文、王建武兄弟，令其再补铸一根。
此次将军柱在开铸前，光准备工作就花了一年时间。他们用牲畜从陇南驮来生铁，从阿干镇运来优质的炼铁煤块，以及坩子土、硒块等，从皋兰运来铸造砂型。在黄河北的烧盐沟口西端铸造，将大型的风箱、抱钳、提钳、坩埚集中在一起，然后开始砌筑炼炉，制造模型，最后冶炼、化铁，昼夜赶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铸造现场，铁匠们手拉大风箱，呼呼生风，炉火熊熊，红通通的火光照在工匠们的面庞上，也映红了黄河边的夜空。据说，当时参加铸造的工匠就达150余人。
据说，当时的冶铁炉有36座，每座炉装36个坩埚，每个坩埚装铸铁8公斤。由于铁水要连续不断地浇注在砂型内，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浇注时由王建文统一指挥，采取分段化铁、连续浇注的工序。工匠们依次用提钳将坩埚中的铁水连续不断地注入砂型中，一气呵成。
从《王氏族谱》“初居五泉山下禄家巷，后徙绣河沿，再迁至黄河以北之王保保城。数年之后，才移到皋兰西半个川(又名胖哥川)上古城定居”的记载中得知王氏家族曾居于黄河之北。在一个初秋时节，我们寻访到住在黄河之北、白塔山下(即王保保城附近)的王氏后裔王大相先生，在前往他家的路上，看见有些院墙是用当时融化铁水的坩埚砌成的。这些坩埚状如砂锅，但比砂锅细，比砂锅长，像是粗大的竹筒。它们用黄黏泥叠垒成墙，默默地矗立在路边，仿佛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据王大相说，其先祖即王宣、王训兄弟，明初从山西迁来，到其已是第23代了。
由于明代西北地区的生产力还很落后，铸冶工艺尚不发达，生产工具极为匮乏。当将军柱铸成后，明朝官府即以“免税行艺”的优惠条件，把王宣、王训留在兰州。从此以后，子承父业，孙继子术，世代相传。他们的铸造工艺也日益精湛，王氏所铸的铁锅、犁、铧、钟、磬、碾槽等农具远销甘、青两省。他们还不断扩大再生产，在兰州、榆中、临洮、临夏、陇西、静宁等地开设铁器铺，就地收废铸新，铸造一些农具和日用器物。据《导河县志》载，王氏后裔一支迁至河州城南开设炉院，故这里又俗称炉院街。到清光绪末年，山城尚有18户农民兼营炉院。
当时山城炉院的工匠有两个“绝活”：一是在化铁炉风槽上用坩泥罐碎片搭成“哨子”，使炉内受风均匀，所有坩泥罐可均匀受热熔化；二是掌握了用眼看火候的办法，即观察铁水温度的技术。据说，当时山城的高级匠人到西宁等地的炉院看一次火候，要收两串制钱。
除了将军柱外，王氏后裔还铸造了兰州辕门外的一对铁狮子以及辕门旗杆上的铁箍子、罗家洞寺的一只铁牛和上古城庙内的一只香炉宝鼎。铸造的香炉宝鼎造型尤其精美。在三足鼎立的宝鼎盖上冠立多至七层的殿宇，高丈余，赋形逼真，层层雕梁画柱，斗拱飞檐，且瓦棱门窗别致儒雅，对联、匾额文字流畅，花纹精美，极具神彩。
此后，王氏铸造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王氏后裔的冶炼技术和设备逐步改善，冲天炉代替了土平炉，优质焦代替了土焦，不同铸件可选用不同性质的铸铁。曾被称为半个川的今太极镇上古城、下古城两个村就有以铸造古典法器为主的企业十数家。他们可铸造小至几公斤、大至数吨的法器。这其中包括各种火炉子、鏊子、臼窝子以及佛像、狮子、宝鼎、香炉、钟磬等大型铸件。
如今，王氏后裔传统的纯手工铸造技艺已被列入《临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在积极申报甘肃省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最能直观反映兰州地区铸造业发展水平的莫过于矗立在黄河铁桥边的将军柱了，因为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规模，将军柱在当时的铸造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黄河自青藏高原发源，一路挟风携雨奔腾而下，流经兰州，因此，兰州黄河两岸自古以来就多有渡口。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0年，西汉大将赵充国率领万余众骑兵在今中山铁桥以西的金城渡口渡过黄河。据《元和郡县志》记载，金城津津渡口开设于北周，隋代改名为金城关。唐代诗人岑参“古戎依重险，高楼接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的诗句就是对当时金城津渡口景观的最好描绘。
古时候，人们从渡口渡河多用木船和羊皮筏子。但是由于黄河水流湍急，用木船和羊皮筏子渡河实属不易，正如李白所感叹的：
“虎可搏，河难凭。”不过，每到严冬，勤劳智慧的兰州人民便在结冰的河面上借“冰桥”踏冰而过。据《重修皋兰县志》载：“黄河结冰以夜，其开亦以夜，冰既坚，状如积雪填于巨壑，嶙峋参差，不复知有河形，处处可通车马，欲名冰桥。”可是，在冰桥上过河却极其危险，特别是在初结和消融之时。
到了明洪武五年(1372)，征西大将军宋国公冯胜为追击逃亡的元朝残余势力王保保，要渡过黄河，于是在兰州城西7里处修建了一座浮桥；至明洪武九年(1376)，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城西10里处，称“镇远桥”；明洪武十八年(1385)，兰州卫指挥检事杨廉将浮桥移至城北的白塔山下，即今天中山桥所在位置。古村)：在这一盖屑住的王姓人家开设有炉院，从事冶铁铸造。据《王氏族谱》载：
“我王氏家族，远在大明供二年(1孵)、，由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白土坡王痨大村!以征调行艺铸冶来兰州，铸造金城关黄滴商牟的将军柱……王宣、王训二公来兰之后，初居五泉山下戮家巷，后徙绣河沿，再迁至黄河以北之王保保留年之后大移到皋兰西半个川，以农为主，兼作铸冶子孙繁衍手艺发达，传至于今。”
对于铸造将军柱的具体情况，《王氏族谱》
记载：“我王宣、王训二始祖，于洪武四年(1371)铸造将军柱两支，又于洪武五年岁在壬子(1 372)铸造一支，再于洪武九年岁丙辰(1376)铸造一支，历时六年竣工。”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四根将军柱并不是一起铸造出来的，而是历时六年铸造而成，足可见这在当时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
到了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黄河泛滥，滔滔的黄河水从上游呼啸而来，将镇远桥北面的一根将军柱冲入了黄河中，民夫们虽打捞多日，最终仍一无所获。是年，陕甘总督布彦泰召见了王宣、王训的后人王建文、王建武兄弟，令其再补铸一根。
此次将军柱在开铸前，光准备工作就花了一年时间。他们用牲畜从陇南驮来生铁，从阿干镇运来优质的炼铁煤块，以及坩子土、硒块等，从皋兰运来铸造砂型。在黄河北的烧盐沟口西端铸造，将大型的风箱、抱钳、提钳、坩埚集中在一起，然后开始砌筑炼炉，制造模型，最后冶炼、化铁，昼夜赶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铸造现场，铁匠们手拉大风箱，呼呼生风，炉火熊熊，红通通的火光照在工匠们的面庞上，也映红了黄河边的夜空。据说，当时参加铸造的工匠就达150余人。
据说，当时的冶铁炉有36座，每座炉装36个坩埚，每个坩埚装铸铁8公斤。由于铁水要连续不断地浇注在砂型内，中间不能有任何停顿，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浇注时由王建文统一指挥，采取分段化铁、连续浇注的工序。工匠们依次用提钳将坩埚中的铁水连续不断地注入砂型中，一气呵成。
从《王氏族谱》“初居五泉山下禄家巷，后徙绣河沿，再迁至黄河以北之王保保城。数年之后，才移到皋兰西半个川(又名胖哥川)上古城定居”的记载中得知王氏家族曾居于黄河之北。在一个初秋时节，我们寻访到住在黄河之北、白塔山下(即王保保城附近)的王氏后裔王大相先生，在前往他家的路上，看见有些院墙是用当时融化铁水的坩埚砌成的。这些坩埚状如砂锅，但比砂锅细，比砂锅长，像是粗大的竹筒。它们用黄黏泥叠垒成墙，默默地矗立在路边，仿佛蒙上了历史的尘埃。据王大相说，其先祖即王宣、王训兄弟，明初从山西迁来，到其已是第23代了。
由于明代西北地区的生产力还很落后，铸冶工艺尚不发达，生产工具极为匮乏。当将军柱铸成后，明朝官府即以“免税行艺”的优惠条件，把王宣、王训留在兰州。从此以后，子承父业，孙继子术，世代相传。他们的铸造工艺也日益精湛，王氏所铸的铁锅、犁、铧、钟、磬、碾槽等农具远销甘、青两省。他们还不断扩大再生产，在兰州、榆中、临洮、临夏、陇西、静宁等地开设铁器铺，就地收废铸新，铸造一些农具和日用器物。据《导河县志》载，王氏后裔一支迁至河州城南开设炉院，故这里又俗称炉院街。到清光绪末年，山城尚有18户农民兼营炉院。
当时山城炉院的工匠有两个“绝活”：一是在化铁炉风槽上用坩泥罐碎片搭成“哨子”，使炉内受风均匀，所有坩泥罐可均匀受热熔化；二是掌握了用眼看火候的办法，即观察铁水温度的技术。据说，当时山城的高级匠人到西宁等地的炉院看一次火候，要收两串制钱。
除了将军柱外，王氏后裔还铸造了兰州辕门外的一对铁狮子以及辕门旗杆上的铁箍子、罗家洞寺的一只铁牛和上古城庙内的一只香炉宝鼎。铸造的香炉宝鼎造型尤其精美。在三足鼎立的宝鼎盖上冠立多至七层的殿宇，高丈余，赋形逼真，层层雕梁画柱，斗拱飞檐，且瓦棱门窗别致儒雅，对联、匾额文字流畅，花纹精美，极具神彩。
此后，王氏铸造业得到了长足发展。王氏后裔的冶炼技术和设备逐步改善，冲天炉代替了土平炉，优质焦代替了土焦，不同铸件可选用不同性质的铸铁。曾被称为半个川的今太极镇上古城、下古城两个村就有以铸造古典法器为主的企业十数家。他们可铸造小至几公斤、大至数吨的法器。这其中包括各种火炉子、鏊子、臼窝子以及佛像、狮子、宝鼎、香炉、钟磬等大型铸件。
如今，王氏后裔传统的纯手工铸造技艺已被列入《临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在积极申报甘肃省和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