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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流入我国的FDI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本文基于2000-2015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的流入和GDP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FDI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且效应仅次于内资；FDI与国内投资、进出口、市场化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相应地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利用FDI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对策。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866 （2017） 04-001-08
引言
FDI，即外商直接投资，指是一国投资者跨越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制定、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实际利用FDI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FDI金额达527.43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2016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实际使用FDI金额达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4.1%。2016年，我国FDI来源的前三位国家和地区为：中国香港（871.8亿美元）、新加坡（61.8亿美元）、韩国（47.5亿美元）。 在FDI大规模流入的同时，我国GDP保持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即便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GDP的增速依然处于领军地位。我们知道，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FDI作为以资本为核心的一揽子要素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应的大小如何及与什么因素有关？如何更好地发挥FDI经济增长效应？对于以上几个问题，本文接下来将进行分析回答。
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大多数学者支持FDI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Peter J. Buckley & Jeremy Clegg（2002）[2]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影响，结论是：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效应大小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是影响FDI与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因素。Chyau Tuan ， Linda F.Y. Ng & Bo Zhao（2009）[3]研究了1978——2004年FDI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23个城市的分布情况，结论是：FDI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FDI不仅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范东君、喻微锋（2009）[4]基于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较明显，虽然FDI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但FDI流入一个地区的多寡会影响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秦晓丽等（2014）[5]研究了FDI 对同行业和上下游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增长的贡献，认为FDI具有正向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出口溢出效应，从而通过影响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
一、我国利用FDI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我國利用FDI的起步阶段（1979年——1986年）
1979至1986年这一时期为我国利用FDI的起步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逐步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而积极吸引外资则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法律上确立和保障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既定政策。然而，由于我国投资环境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很少，并且以间接利用外资为主。1979至1986年，我国累积实际利用FDI只有83.04亿美元，对外借款达205.61亿美元，FDI不到对外借款的一半。
（二）我国利用FDI的缓慢增长阶段（1986年——1992年）
1986至1992年这一时期为我国利用FDI的缓慢增长阶段，FDI以小规模的方式不断进入我国市场。1986至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FDI分别为22.44、23.14、31.94、33.92、34.87和43.66亿美元，利用FDI的数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缓慢增长。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资给予全面的鼓励和政策上的优惠，我国利用外商进入全面优惠阶段。与此同时，《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资的优惠，增强了外来投资者的信心。
（三）我国利用FDI的高速增长阶段（1992年——1995年）
1992至1995年这一时期为我国利用FDI的高速增长阶段，流入我国的FDI数量大幅度增长。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FDI110.08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并超过间接利用外资，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一方面我国进一步健全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将利用外资的经济政策写入宪法；另一方面，我国进一步拓宽了外商投资领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章，有条件地开放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流入我国的 FDI在数量上高速增长。
（四）我國利用FDI的调整发展阶段（1995年——今）
1995年，我国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调整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FDI不断进入我国的同时，我国开始注重利用外资的效率。同时，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我国积极采取措施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2016年，我国实际利用FDI高达1260亿美元，质量和水平也不断优化。 二、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一）FDI通过增加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
FDI作为外来投资流入我国，直接参与国内资本形成，通过投资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这也是FDI最直接的效应。首先，从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2000至2015年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从2000年的32917.7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561999.8亿元 ，增长了16倍。FDI从2000年的3371.20 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7866.43 亿元，增长了1.3倍。2000至2015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比重为4.88%。其次，从FDI占GDP的比重来看，2000至2015年间，FDI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23%，最高年份为2002年的3.59%。由此可以看出，FDI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资金来源，其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从而通过资本形成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
（二）FDI通过扩大外贸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外商投资企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我国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平均比重为52.68%，而这一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5%左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为18334.8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的46.53%。这也就是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据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优化，多为低成本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力，从而通过出口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三）FDI通过创造劳动力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十分突出。FDI对于扩大我国劳动力就业，吸纳剩余劳动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通过增加产出来我国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增长，2000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为332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0.46%。2015年，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1344万人。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并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另外，FDI大部分投资于我国的制造业，比重达70%以上，对劳动力需求潜力较大。因此，FDI已经日益成为扩大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FDI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FDI不仅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且作为资金、技术、设备等一揽子资源的载体，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外国投资者所具有的研发技术、管理技术和产品技术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向东道国企业转移的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从通过技术交流与合作、人才流动、配套设施及当地化等多种途径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如今，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电子行业、汽车制造、通讯设备、仪表仪器等行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这些技术大部分都属于成熟适用型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要靠技术进步来实现，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有效地促进先进技术在我国的扩散和转移。
三、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同时综合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为总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接下来，本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把K分为国内投资Kd和外商直接投资Kf。那么，生产函数表达式为：
对上式两边分别取对数，变为：
综合考虑到其他影响经济增長的因素，本文在模型的构建中增加了进出口EI、市场化水平M两个变量，本文的基础计量经济模型构建如下：
上述模型中，左边Y代表GDP，右边A为截距项、Kd为国内投资，Kf为FDI，L为劳动投入、EI代表进出口、M代表市场化水平、ε为随机扰动项，α、β、γ、θ、φ分别表示Kd、Kf、L、EI、M的产出弹性。相关各个变量的具体度量方法如下：Y用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Kd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减去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Kf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并用每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L用每年就业总人数衡量；EI用每年进出口总额衡量；M市场化水平按通行的做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来表示。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1. 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主要用来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其定义如下：如果时间序列ylt，ylt，…，ynt都是d阶单整，存在一個向量α=（α1，α2，…，αn），使αyt～I（d-b），这里yt=（ylt，ylt，…，ynt），d≥b≥0，则时间序列ylt，ylt，…，ynt为（d，b）阶协整，α是协整向量。两变量的协整检验一般采用EG两步检验法，第一步：在xt，yt都是同阶单整的情况下，用yt对xt进行回归，即有：
模型的残差为：
第二步，对回归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是平稳时间序列，即，则说明xt，yt间存在协整关系。
下面，本文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8.0来具体分析LOG（Y）和LOG（Kf）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回归结果为： 模型的总体拟合度很高，调整的，接近于1，各个参数的估计值均通过了T检验。
接下来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输出结果见表1。
残差序列ADF的值为-2.248，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1.968，因而残差序列是平稳时间序列，LOG（Y）和LOG（Kf）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GDP和FDI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这充分说明了FDI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也吸引了更多的FDI来华投资。
2.模型的计量分析
接下来运用模型4.4来分析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LS），EVIEWS8.0的回归结果见表2。
因此，模型表达式为：
由表2可以看出， 调整的为0.998，模型整体拟合度较高。 回归结果表明：除θ、φ 外，各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十分显著，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模型包含了LOG（Kd）、LOG（Kf）、LOG（L）、LOG（EI）、LOG（M）5个变量，从各变量的系数大小来看，LOG（Kf）的系数为0.486，表明了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FDI每增长1%，可以带动GDP增长0.486%，FDI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LOG（Kd）的系数0.675，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投资每增长1%，将带动GDP增长0.675%，并且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LOG（L）的系数为-10.493，并且统计上十分显著，反映了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负效应，这违背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的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笔者认为，造成劳动力增长效应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即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一样。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加、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互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支撑了我国低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其难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久动力[6]。这也符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持久增长需要依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来源于創新，而创新需要具有一定数量知识、技术的人即人力资本。这也能够很好解释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面临着动力转换，从单纯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创新增长。LOG（EI）、LOG（M的系数分别为0.055、0.208，表明进出口、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接下来，本文引入FDI的几个交互项，来考察FDI和其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互补效应”，计量分析结果见表3。
首先，回归（1）中包含了用来分析国内投资和FDI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效应”的一个交互项LOG（Kd）*LOG（Kf）。结果显示交互项LOG（Kd）*LOG（Kf）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61，这表明FDI和内资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来源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外资企业具有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水平，内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人员流动、企业合作等多方面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进而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7]。
其次，回歸（2）中包含了用来检验FDI和进出口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互补效应”的交互项LOG（Kf）*LOG（EI）。其系数为0.013，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反映了FDI不仅是促进进出口的重要主体，同时又通过出口来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增长。
最后，回归（3）中包含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市场化水平的联合效应的交互项LOG（Kf）*LOG（M），其系数是0.029，但显著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市场化进程是影响FDI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四、结论及对策
（一）FDI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其增长效应仅次于国内投资
协整分析表明：GDP和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每增长1%，可以带动GDP增长0.486%，仅次于国内投资的0.675%。因此，FDI作为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一揽子资源的转移，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FDI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它不同于对外借款等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对国际收支的冲击较小，产生的金融风险也比较小。我国应抓住这一机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同时，我们也要看到，FDI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近90%的FDI流向我国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FDI只占10%。因此，在地区政策上要积极引导FDI流向中西部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FDI与国内投资、进出口、市场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应充分发挥FDI的联动效应，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在计量分析中，增加FDI的交互项LOG（Kd）*LOG（Kf）、LOG（Kf）*LOG（EI）、LOG（Kf）*LOG（M）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了FDI和内资、FDI与进出口、FDI与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互补效应”。即内资增长越快、外向型经济发展越发达、市场化水平越高，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政策启示是应不断改善国内经济运行环境，从而充分发挥FDI的联动效应，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而言：首先，在市场化水平方面，要深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尊重价值规律，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在对外开放上，要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进出口。各地区应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后，在国内投资方面，应不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尤其中、西部地区应加强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从而降低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FDI的经济增长效率，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三）积极引导FDI投向高新技术领域，扩大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经济的发展最终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实现技术赶超，除了加强国内技术的研发投入外，积极引导FDI投向高新技术领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国应鼓励引导外资进入通讯、生物工程、微电子等高科技行业，充分发挥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学习和合作来实现技术赶超。尤其要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我国鼓励外资进入高科技领域的同时，我国也要注重培育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国内企业加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产品和技术联系，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吸收、消化与创新，从而通过扩大FDI的技术外溢来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葉军.中国利用外资研究[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8月.
[2] Peter J. Buckley， Jeremy Clegg. FDI，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Chin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ume 11， Number 1， April 2002.
[3] Chyau Tuan， Linda F.Y.， Ng Bo Zhao. China's post-economic reform growth： The role of FDI and productivity progres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 （2009）.
[4] 范東君，喻微锋.FDI分布不平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5] 秦晓丽，张艳磊，方俊森.FDI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出口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6] 秦晓丽，张艳磊，方俊森. 劳动力“极化”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双重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7年第2期.
[7] 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
关键词：FDI；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866 （2017） 04-001-08
引言
FDI，即外商直接投资，指是一国投资者跨越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制定、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实际利用FDI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FDI金额达527.43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2016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同比增长5%，实际使用FDI金额达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4.1%。2016年，我国FDI来源的前三位国家和地区为：中国香港（871.8亿美元）、新加坡（61.8亿美元）、韩国（47.5亿美元）。 在FDI大规模流入的同时，我国GDP保持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即便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GDP的增速依然处于领军地位。我们知道，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FDI作为以资本为核心的一揽子要素投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应的大小如何及与什么因素有关？如何更好地发挥FDI经济增长效应？对于以上几个问题，本文接下来将进行分析回答。
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大多数学者支持FDI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Peter J. Buckley & Jeremy Clegg（2002）[2]采用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影响，结论是：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效应大小由东向西依次递减；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是影响FDI与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因素。Chyau Tuan ， Linda F.Y. Ng & Bo Zhao（2009）[3]研究了1978——2004年FDI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23个城市的分布情况，结论是：FDI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FDI不仅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范东君、喻微锋（2009）[4]基于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较明显，虽然FDI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但FDI流入一个地区的多寡会影响该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秦晓丽等（2014）[5]研究了FDI 对同行业和上下游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增长的贡献，认为FDI具有正向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出口溢出效应，从而通过影响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
一、我国利用FDI的发展历程回顾
（一）我國利用FDI的起步阶段（1979年——1986年）
1979至1986年这一时期为我国利用FDI的起步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逐步确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而积极吸引外资则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法律上确立和保障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既定政策。然而，由于我国投资环境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很不完善，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很少，并且以间接利用外资为主。1979至1986年，我国累积实际利用FDI只有83.04亿美元，对外借款达205.61亿美元，FDI不到对外借款的一半。
（二）我国利用FDI的缓慢增长阶段（1986年——1992年）
1986至1992年这一时期为我国利用FDI的缓慢增长阶段，FDI以小规模的方式不断进入我国市场。1986至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FDI分别为22.44、23.14、31.94、33.92、34.87和43.66亿美元，利用FDI的数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缓慢增长。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对外资给予全面的鼓励和政策上的优惠，我国利用外商进入全面优惠阶段。与此同时，《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资的优惠，增强了外来投资者的信心。
（三）我国利用FDI的高速增长阶段（1992年——1995年）
1992至1995年这一时期为我国利用FDI的高速增长阶段，流入我国的FDI数量大幅度增长。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FDI110.08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并超过间接利用外资，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一方面我国进一步健全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将利用外资的经济政策写入宪法；另一方面，我国进一步拓宽了外商投资领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章，有条件地开放金融、保险等服务贸易领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流入我国的 FDI在数量上高速增长。
（四）我國利用FDI的调整发展阶段（1995年——今）
1995年，我国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积极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调整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在FDI不断进入我国的同时，我国开始注重利用外资的效率。同时，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我国积极采取措施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2016年，我国实际利用FDI高达1260亿美元，质量和水平也不断优化。 二、FDI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一）FDI通过增加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
FDI作为外来投资流入我国，直接参与国内资本形成，通过投资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这也是FDI最直接的效应。首先，从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看，2000至2015年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从2000年的32917.7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561999.8亿元 ，增长了16倍。FDI从2000年的3371.20 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7866.43 亿元，增长了1.3倍。2000至2015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比重为4.88%。其次，从FDI占GDP的比重来看，2000至2015年间，FDI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23%，最高年份为2002年的3.59%。由此可以看出，FDI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资金来源，其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从而通过资本形成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
（二）FDI通过扩大外贸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外商投资企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我国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平均比重为52.68%，而这一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5%左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为18334.8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的46.53%。这也就是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据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结构也不断优化，多为低成本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力，从而通过出口拉动我国经济增长。
（三）FDI通过创造劳动力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就业问题十分突出。FDI对于扩大我国劳动力就业，吸纳剩余劳动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通过增加产出来我国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不断增长，2000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为332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0.46%。2015年，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为1344万人。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并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另外，FDI大部分投资于我国的制造业，比重达70%以上，对劳动力需求潜力较大。因此，FDI已经日益成为扩大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FDI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FDI不仅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且作为资金、技术、设备等一揽子资源的载体，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外国投资者所具有的研发技术、管理技术和产品技术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向东道国企业转移的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从通过技术交流与合作、人才流动、配套设施及当地化等多种途径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如今，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电子行业、汽车制造、通讯设备、仪表仪器等行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这些技术大部分都属于成熟适用型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要靠技术进步来实现，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有效地促进先进技术在我国的扩散和转移。
三、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同时综合考虑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为总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接下来，本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把K分为国内投资Kd和外商直接投资Kf。那么，生产函数表达式为：
对上式两边分别取对数，变为：
综合考虑到其他影响经济增長的因素，本文在模型的构建中增加了进出口EI、市场化水平M两个变量，本文的基础计量经济模型构建如下：
上述模型中，左边Y代表GDP，右边A为截距项、Kd为国内投资，Kf为FDI，L为劳动投入、EI代表进出口、M代表市场化水平、ε为随机扰动项，α、β、γ、θ、φ分别表示Kd、Kf、L、EI、M的产出弹性。相关各个变量的具体度量方法如下：Y用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Kd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减去外商直接投资来衡量；Kf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并用每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L用每年就业总人数衡量；EI用每年进出口总额衡量；M市场化水平按通行的做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来表示。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0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1. 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主要用来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其定义如下：如果时间序列ylt，ylt，…，ynt都是d阶单整，存在一個向量α=（α1，α2，…，αn），使αyt～I（d-b），这里yt=（ylt，ylt，…，ynt），d≥b≥0，则时间序列ylt，ylt，…，ynt为（d，b）阶协整，α是协整向量。两变量的协整检验一般采用EG两步检验法，第一步：在xt，yt都是同阶单整的情况下，用yt对xt进行回归，即有：
模型的残差为：
第二步，对回归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是平稳时间序列，即，则说明xt，yt间存在协整关系。
下面，本文利用计量分析软件EVIEWS8.0来具体分析LOG（Y）和LOG（Kf）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回归结果为： 模型的总体拟合度很高，调整的，接近于1，各个参数的估计值均通过了T检验。
接下来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输出结果见表1。
残差序列ADF的值为-2.248，小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1.968，因而残差序列是平稳时间序列，LOG（Y）和LOG（Kf）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GDP和FDI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这充分说明了FDI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也吸引了更多的FDI来华投资。
2.模型的计量分析
接下来运用模型4.4来分析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模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LS），EVIEWS8.0的回归结果见表2。
因此，模型表达式为：
由表2可以看出， 调整的为0.998，模型整体拟合度较高。 回归结果表明：除θ、φ 外，各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十分显著，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模型包含了LOG（Kd）、LOG（Kf）、LOG（L）、LOG（EI）、LOG（M）5个变量，从各变量的系数大小来看，LOG（Kf）的系数为0.486，表明了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FDI每增长1%，可以带动GDP增长0.486%，FDI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LOG（Kd）的系数0.675，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投资每增长1%，将带动GDP增长0.675%，并且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LOG（L）的系数为-10.493，并且统计上十分显著，反映了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负效应，这违背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的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笔者认为，造成劳动力增长效应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即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不一样。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加、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互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支撑了我国低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其难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久动力[6]。这也符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持久增长需要依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来源于創新，而创新需要具有一定数量知识、技术的人即人力资本。这也能够很好解释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面临着动力转换，从单纯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创新增长。LOG（EI）、LOG（M的系数分别为0.055、0.208，表明进出口、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接下来，本文引入FDI的几个交互项，来考察FDI和其他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经济增长的“互补效应”，计量分析结果见表3。
首先，回归（1）中包含了用来分析国内投资和FDI之间是否存在“互补效应”的一个交互项LOG（Kd）*LOG（Kf）。结果显示交互项LOG（Kd）*LOG（Kf）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61，这表明FDI和内资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来源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外资企业具有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水平，内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人员流动、企业合作等多方面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进而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7]。
其次，回歸（2）中包含了用来检验FDI和进出口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互补效应”的交互项LOG（Kf）*LOG（EI）。其系数为0.013，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反映了FDI不仅是促进进出口的重要主体，同时又通过出口来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增长。
最后，回归（3）中包含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市场化水平的联合效应的交互项LOG（Kf）*LOG（M），其系数是0.029，但显著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市场化进程是影响FDI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四、结论及对策
（一）FDI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其增长效应仅次于国内投资
协整分析表明：GDP和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FDI每增长1%，可以带动GDP增长0.486%，仅次于国内投资的0.675%。因此，FDI作为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一揽子资源的转移，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FDI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它不同于对外借款等间接利用外资的形式，对国际收支的冲击较小，产生的金融风险也比较小。我国应抓住这一机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来发展本国经济。同时，我们也要看到，FDI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近90%的FDI流向我国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FDI只占10%。因此，在地区政策上要积极引导FDI流向中西部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FDI与国内投资、进出口、市场化水平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应充分发挥FDI的联动效应，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在计量分析中，增加FDI的交互项LOG（Kd）*LOG（Kf）、LOG（Kf）*LOG（EI）、LOG（Kf）*LOG（M）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这说明了FDI和内资、FDI与进出口、FDI与市场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具有“互补效应”。即内资增长越快、外向型经济发展越发达、市场化水平越高，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政策启示是应不断改善国内经济运行环境，从而充分发挥FDI的联动效应，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而言：首先，在市场化水平方面，要深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尊重价值规律，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其次，在对外开放上，要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进出口。各地区应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后，在国内投资方面，应不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尤其中、西部地区应加强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从而降低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提高FDI的经济增长效率，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三）积极引导FDI投向高新技术领域，扩大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经济的发展最终需要依靠技术进步，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实现技术赶超，除了加强国内技术的研发投入外，积极引导FDI投向高新技术领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国应鼓励引导外资进入通讯、生物工程、微电子等高科技行业，充分发挥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学习和合作来实现技术赶超。尤其要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我国鼓励外资进入高科技领域的同时，我国也要注重培育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就需要国内企业加强与外资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产品和技术联系，对引进的技术进行吸收、消化与创新，从而通过扩大FDI的技术外溢来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葉军.中国利用外资研究[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年8月.
[2] Peter J. Buckley， Jeremy Clegg. FDI，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Chin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Volume 11， Number 1， April 2002.
[3] Chyau Tuan， Linda F.Y.， Ng Bo Zhao. China's post-economic reform growth： The role of FDI and productivity progres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 （2009）.
[4] 范東君，喻微锋.FDI分布不平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5] 秦晓丽，张艳磊，方俊森.FDI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出口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6] 秦晓丽，张艳磊，方俊森. 劳动力“极化”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双重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7年第2期.
[7] 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