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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CCTV音乐台播放邓丽君歌曲集锦。关于怀念邓丽君，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反而是一个网友写的话，看情形应该是个爱听邓丽君的中年男人，他写道：香港这个城市让我觉得最柔软的地方，是在一个寂静的午后，去邓丽君故居，在她的歌声里，坐下来，从她位于半山腰的客厅窗户里，眺望南中国海……
此情可待，此景却不再了，因为赤柱佳美道十八号邓丽君故居早在2004年就已经卖给何家大小姐，推倒重建后，一代歌后的绿色小别墅烟消云散，从1988年到1995年的她的后隐居时代最后的凭证也消失了。
九岁出道，二十岁名满天下，三十出头就开始离群隐居，邓丽君的后隐居时代又神秘又离奇，实际上她从1985年开始深居简出，人生最大的打击据说来自一个姓郭的男人，1981年她认识了东南亚糖王郭鹤年的公子郭孔丞，这对28岁的她来说，简直是最称心不过的婚嫁对象，她喜孜孜地宣布订婚，出入郭家，甚至计划为他退出歌坛，只可惜二年后两人仍告分手，她的朋友说“郭家反对这门亲事，她整个人都变了。”
（郭后娶日本女子由美子，后二人离婚。）
她转战日本，但成绩不算太好，慢慢的，从此行踪不定，1988年她花了港币700万元在赤柱买下一栋小别墅，鲜少与人联系，那时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MTV女导演麦灵芝，邻居常看到她和她相偕去赤柱市场买菜，到跑马地御膳坊吃午饭，同性传闻轰烈到甚至林青霞都要追问，被她强烈地否认后，九十年代她索性移居法国，遇到小她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保罗，两人相伴五年，但她从来没有承认过他，随行时只说他是发型师，她大概也有点瞧不起这俊朗的年轻男人吧，像所有东方传统女性，她向往的是强大如父兄的男性，只可惜最后命运派给她的都是要靠她供养的小男人，她是聚光灯下的无忧的甜美公主，但私下里却是卖艺赚钱的苦女，一力承担一家老小数十人的开销，最红的女星私下和朋友诉苦的内容是“等到五弟也成家娶妻生子买了房子，我便会告别歌坛再不唱了。”
“她是一个内心愁苦的可怜人”这是和她最亲近的记者朋友杜先生的评价，似乎有点出人所料，但想想，邓丽君那一代的女性又确实恰如其份，所爱的人非她所愿，生活永远与她背道而驰，她是光鲜的女明星，却仍是满脑子古旧思想的传统小女人，“女人三十岁以后就不应该抛头露面”，但偏偏造就她的就是抛头露面的事业，而最可怕的是，她又不能再抛头露面，劣制的化妆品和自小的浓妆毁了她的皮肤，隐居时代的她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不化妆根本不能见人，激素类药又令她发胖，那么爱美的她怎么能接受，除了离群索居她还能怎样？
1994年离她去世只有一年，正是林青霞风光大嫁的时候，她说了略有点酸意的却凄凉的话“大家命运不一样，她命好。”她命好，她命不好，谁能想得到呢？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给人带来无限的欢乐的女人却仍然如此的不快乐。一个住在法国最高尚公寓里，正对着歌剧院，一下馆子一出手便是一百法郎的小费，还生怕别人瞧不起她，对付追问她感情的记者，几乎是负气地回答“我在世界各地都有男友”“我不觉得有结婚的必要”……
台湾《中国时报》1月22日刊载了《绝响—永远的邓丽君》一书的推荐文章，文章摘录了林青霞为该书作的序。
林青霞
1994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和朋友在君悅酒店茶聚，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你……”
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的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白。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巿，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系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绝不介意。
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1990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较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的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夜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
记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面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折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哐啷哐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waiter一定为他的不小心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弹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赞美几句。 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100、200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持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的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和喉咙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她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较好。
飞机缓缓的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导她回港的消息。
2013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星斗满天，拱照着蒙上一层薄雾的橙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的友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
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
此情可待，此景却不再了，因为赤柱佳美道十八号邓丽君故居早在2004年就已经卖给何家大小姐，推倒重建后，一代歌后的绿色小别墅烟消云散，从1988年到1995年的她的后隐居时代最后的凭证也消失了。
九岁出道，二十岁名满天下，三十出头就开始离群隐居，邓丽君的后隐居时代又神秘又离奇，实际上她从1985年开始深居简出，人生最大的打击据说来自一个姓郭的男人，1981年她认识了东南亚糖王郭鹤年的公子郭孔丞，这对28岁的她来说，简直是最称心不过的婚嫁对象，她喜孜孜地宣布订婚，出入郭家，甚至计划为他退出歌坛，只可惜二年后两人仍告分手，她的朋友说“郭家反对这门亲事，她整个人都变了。”
（郭后娶日本女子由美子，后二人离婚。）
她转战日本，但成绩不算太好，慢慢的，从此行踪不定，1988年她花了港币700万元在赤柱买下一栋小别墅，鲜少与人联系，那时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MTV女导演麦灵芝，邻居常看到她和她相偕去赤柱市场买菜，到跑马地御膳坊吃午饭，同性传闻轰烈到甚至林青霞都要追问，被她强烈地否认后，九十年代她索性移居法国，遇到小她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保罗，两人相伴五年，但她从来没有承认过他，随行时只说他是发型师，她大概也有点瞧不起这俊朗的年轻男人吧，像所有东方传统女性，她向往的是强大如父兄的男性，只可惜最后命运派给她的都是要靠她供养的小男人，她是聚光灯下的无忧的甜美公主，但私下里却是卖艺赚钱的苦女，一力承担一家老小数十人的开销，最红的女星私下和朋友诉苦的内容是“等到五弟也成家娶妻生子买了房子，我便会告别歌坛再不唱了。”
“她是一个内心愁苦的可怜人”这是和她最亲近的记者朋友杜先生的评价，似乎有点出人所料，但想想，邓丽君那一代的女性又确实恰如其份，所爱的人非她所愿，生活永远与她背道而驰，她是光鲜的女明星，却仍是满脑子古旧思想的传统小女人，“女人三十岁以后就不应该抛头露面”，但偏偏造就她的就是抛头露面的事业，而最可怕的是，她又不能再抛头露面，劣制的化妆品和自小的浓妆毁了她的皮肤，隐居时代的她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不化妆根本不能见人，激素类药又令她发胖，那么爱美的她怎么能接受，除了离群索居她还能怎样？
1994年离她去世只有一年，正是林青霞风光大嫁的时候，她说了略有点酸意的却凄凉的话“大家命运不一样，她命好。”她命好，她命不好，谁能想得到呢？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给人带来无限的欢乐的女人却仍然如此的不快乐。一个住在法国最高尚公寓里，正对着歌剧院，一下馆子一出手便是一百法郎的小费，还生怕别人瞧不起她，对付追问她感情的记者，几乎是负气地回答“我在世界各地都有男友”“我不觉得有结婚的必要”……
台湾《中国时报》1月22日刊载了《绝响—永远的邓丽君》一书的推荐文章，文章摘录了林青霞为该书作的序。
林青霞
1994年我结婚当天，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合的人选，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婚后不久和朋友在君悅酒店茶聚，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在哪儿？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你……”
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的笑。“我在清迈，我有一套红宝石首饰送给你。”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白。
1980年她在洛杉矶，我在三藩巿，她开车来看我，我们到Union Square逛百货公司，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临出店门，她要我等一下，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我们喝了杯饮料，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大家都不太熟悉，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打动。
和她的交往不算深。她很神秘，如果她不想被打扰，你是联系不到她的。我们互相欣赏。对她欣赏的程度是──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我绝不介意。
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1990年到巴黎旅游，当时她住在巴黎，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较长的时段。因为身在巴黎，没有名气的包袱，我们都很自在的显出自己的真性情。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看往来的路人，享受夜巴黎的浪漫情怀。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 Tour D’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
记得那晚她和我都精心打扮，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 Armani吊带短裙，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虽然是一身黑，但服装款式和面料层次分明。下摆是蕾丝打折裙，腰系黑缎带，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若隐若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信心十足地里面什么都不穿，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
我们走进餐厅，还没坐定，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哐啷哐啷跌落一地的声音，我想，这waiter一定为他的不小心感到懊恼万分。她却忍不住窃笑，“你看，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
有几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琴师弹奏美妙的音乐，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赞美几句。 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口袋里总是装满100、200法郎纸钞，随时作小费用，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换一些五十的给她，她坚持不收。
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那时候还没有盘片）放给我听，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她很认真的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和喉咙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
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经过几个回廊，也冷冷清清。走出电梯进入她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一进门，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照顾她的是一名女佣。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更加完美。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
那些日子，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
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我们一同回港，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不感到寂寞吗？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这样对她较好。
飞机缓缓的降落香港，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开始绷紧，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我让她先走。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报导她回港的消息。
2013年来临的前夕，我在南非度假，因为睡不着，打开窗帘，窗外星斗满天，拱照着蒙上一层薄雾的橙色月亮，诗意盎然，我想起了她，嘴里轻哼着《月亮代表我的心》。
她突然的离去，我怅然若失，总觉得我们的友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
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谜一样的女人。
奇妙的是，在梦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