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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西柏坡，一个光芒闪烁的名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经的驻地。在这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了三大战役等战略决战，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这里，毛泽东运筹帷幄，“一纸吓退敌人十万兵”;在这里，党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为全党立规矩;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和“赶考”命题，光耀史册;在这里，党中央谋划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事项。
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一系列战役在此运筹和指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
今天，我们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的那段历史，要牢记“两个务必”，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领导指挥战略决战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4位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会合，西柏坡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正确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除三大战役以外，从1948年5月2日起至1949年3月24日止，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西柏坡指挥的重要战役还有宛西战役、冀热察战役、宛东战役、兖州战役、豫东战役、晋中战役、涟水战役、襄樊战役、保北战役、察绥战役、荔北战役、太原战役、郑州战役等。可以说，毛泽东、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年，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一年，是全国各地战事最多、人民解放军战绩最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一纸吓退敌人十万兵”
1948年10月下旬，在辽沈战役进行之时，为解救东北危局，蒋介石曾亲飞北平与傅作义密谋策划抽调两个军的兵力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准备经保定偷袭石家庄，进而直抄距石家庄仅90公里的西柏坡，妄图袭扰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刺激人心。这是十分阴险的一着棋，如果成功，后果不堪设想。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均远在外线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不设防的空城。敌军的快速部队组成后，出动骑兵和汽车，来势凶猛。在接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这一紧急情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商议对策，作出部署：要求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主力立即开到保定以南阻击;第三纵队以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作战。
在预做各项军事准备的同时，毛泽东独具匠心地运用了新闻武器。10月25日，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新闻稿，直截了当地揭穿“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的阴谋，公開宣布“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并严正警告“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接着，毛泽东又于27日、29日、31日，每隔一天就写一篇新闻稿，要求当日即通过广播电台播出，并让《人民日报》于当日刊出。这些新闻稿短小精悍、先声夺人，四五百字便将来犯之敌的兵力、装备、指挥官姓名及进展、动向昭示于众，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似有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聚而歼之的气势和决心;尤以行文周密具体，使人一看便懂，且深信不疑。毛泽东写的新闻稿一经播出，立见成效。敌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具报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
为进一步粉碎敌人的突袭计划，毛泽东于10月29日连电林彪、罗荣桓等，指示东北野战军速派2个纵队、3个独立师及1个骑兵师取捷径入关，进至蓟县、三河、宝坻地区，主要威胁北平，调动进犯石家庄之敌一部回头，以利华北部队给其余部以歼灭性打击。10月31日，傅作义迫于人民解放军已有充分准备，令其进犯部队全部回撤。国民党军此番突袭行动，非但无损于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反使自己徒然损失兵力3700余人、战马240匹、汽车90辆及其他大批作战物资。由此，毛泽东“巧设空城计”“一纸吓退敌人十万兵”的美谈在解放区广为传颂。
为全党立规矩
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前夕，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请示报告制度，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式确立了包括综合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在内的一整套完备的请示报告制度。
《决议》指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这里，实际上明确了维护中央权威是党内一个重大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问题。这是党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探索。 请示报告制度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必须严格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早在《决议》出台前，即对此进行了多次强调。1948年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重申：“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6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共中央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电报指出：“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视。
随着请示报告制度的逐步完善，这项制度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稍后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的论述，以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这些规矩，不仅成为當时党员干部做事的准则，也为净化党风，为“进京赶考”做了充分的准备。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西柏坡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筹划建立新中国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便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
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共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为实现这个转移，全会号召全党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全会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在政治方面，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在外交方面，会议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
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依据这个精神，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在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著名的对话，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
64年后，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包括三大战役在内的一系列战役在此运筹和指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
今天，我们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的那段历史，要牢记“两个务必”，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领导指挥战略决战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4位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会合，西柏坡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准备。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正确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除三大战役以外，从1948年5月2日起至1949年3月24日止，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西柏坡指挥的重要战役还有宛西战役、冀热察战役、宛东战役、兖州战役、豫东战役、晋中战役、涟水战役、襄樊战役、保北战役、察绥战役、荔北战役、太原战役、郑州战役等。可以说，毛泽东、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年，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一年，是全国各地战事最多、人民解放军战绩最大的一年，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一纸吓退敌人十万兵”
1948年10月下旬，在辽沈战役进行之时，为解救东北危局，蒋介石曾亲飞北平与傅作义密谋策划抽调两个军的兵力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准备经保定偷袭石家庄，进而直抄距石家庄仅90公里的西柏坡，妄图袭扰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刺激人心。这是十分阴险的一着棋，如果成功，后果不堪设想。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由于华北军区的主力部队均远在外线作战，石家庄实际上是不设防的空城。敌军的快速部队组成后，出动骑兵和汽车，来势凶猛。在接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这一紧急情报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商议对策，作出部署：要求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主力立即开到保定以南阻击;第三纵队以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作战。
在预做各项军事准备的同时，毛泽东独具匠心地运用了新闻武器。10月25日，他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新闻稿，直截了当地揭穿“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的阴谋，公開宣布“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并严正警告“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接着，毛泽东又于27日、29日、31日，每隔一天就写一篇新闻稿，要求当日即通过广播电台播出，并让《人民日报》于当日刊出。这些新闻稿短小精悍、先声夺人，四五百字便将来犯之敌的兵力、装备、指挥官姓名及进展、动向昭示于众，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似有千军万马严阵以待、聚而歼之的气势和决心;尤以行文周密具体，使人一看便懂，且深信不疑。毛泽东写的新闻稿一经播出，立见成效。敌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具报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
为进一步粉碎敌人的突袭计划，毛泽东于10月29日连电林彪、罗荣桓等，指示东北野战军速派2个纵队、3个独立师及1个骑兵师取捷径入关，进至蓟县、三河、宝坻地区，主要威胁北平，调动进犯石家庄之敌一部回头，以利华北部队给其余部以歼灭性打击。10月31日，傅作义迫于人民解放军已有充分准备，令其进犯部队全部回撤。国民党军此番突袭行动，非但无损于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反使自己徒然损失兵力3700余人、战马240匹、汽车90辆及其他大批作战物资。由此，毛泽东“巧设空城计”“一纸吓退敌人十万兵”的美谈在解放区广为传颂。
为全党立规矩
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前夕，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是自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请示报告制度，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式确立了包括综合报告和其他各项工作报告在内的一整套完备的请示报告制度。
《决议》指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这里，实际上明确了维护中央权威是党内一个重大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问题。这是党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探索。 请示报告制度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必须严格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早在《决议》出台前，即对此进行了多次强调。1948年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重申：“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长达2000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报告制度的规定6个月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共中央做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电报指出：“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视。
随着请示报告制度的逐步完善，这项制度成为我们党的一项重要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稍后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党委会工作方法的论述，以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的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这些规矩，不仅成为當时党员干部做事的准则，也为净化党风，为“进京赶考”做了充分的准备。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西柏坡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筹划建立新中国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便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
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共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为实现这个转移，全会号召全党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全会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在政治方面，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在外交方面，会议认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
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依据这个精神，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乘汽车离开西柏坡。在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著名的对话，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久久不绝的回响。
64年后，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