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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冬,21岁的单嘉玖走进故宫,从头学起,成为一名书画修复师,这一干就是40年。如今,她已是我国顶级书画修复师,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
她的父亲单士元(1907—1998)与故宫的缘分,更具传奇色彩,有人将之概括为:“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7岁的单士元应聘为“善委会”查点物品的书记员,从此,他的一生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从最初的档案整理,到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在为故宫恪尽职守,他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工作了74载。如今,单嘉玖也已经退休,但是她仍谨记父亲对她的教诲,兢兢业业为故宫修复书画、培养书画修复人才。父女两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守护国宝,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走进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书画修复室,外界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将不远处的故宫开放区里日均6万游客带来的喧嚣都屏蔽了。在这里,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的细节上,停留在与文物同频共振的呼吸中。修复师们手上有最精准的老手艺,看似轻盈的动作,却是经过千万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单嘉玖留着温婉的齐耳短发,身着白大褂,工作中的她专注而内敛,同时透着一种“手艺人”特有的细心、耐心与严谨。墙壁上,是她刚刚耗时4个多月修复完成的清代宫廷画家周本的山水画贴落。在她身旁,几个年轻的修复师正一丝不苟地修复着养心殿的隔扇芯。他们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单嘉玖时不时俯身查看,给予指导和建议。尽管已退休两年,但是她依然如往常一样,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书画,因为太多的书画在等待她的抢救与修复。
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长达40年,至今她耳畔犹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谆谆教诲:“故宫的文物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这些文物永远会被人们珍视、传承下去。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把文物完整地传下去,你要跟师傅好好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靠经验去完成的事。”
父亲语气中透出的对故宫的热爱,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单嘉玖的脑海中。“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着父亲的深情厚爱。从17岁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到经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跌宕,父亲在故宫度过了74个春秋,可以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父亲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她说。
在故宫里,单士元先生感受过祖国的风雨沧桑,也见证了共和国成立后走向振兴与富强。
单嘉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我只爱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单嘉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她说,每天父亲都比她更早到故宫。“我父亲一辈子早已养成一种习惯,只要不出差,每天一定要在故宫里走一走、看一看,直到90岁时还天天来故宫转转。”
单士元先生曾说,故宫作为原明清皇宫,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究。“父亲走遍了故宫的每个角落,每当发现维修中的垃圾,一定要好好检视,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颓梁断木,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他也会认真检查,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之类的宫廷旧纸,会让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
单嘉玖始终铭记,父亲在得知她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后,对她郑重嘱咐:“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只要触犯这个底线,就会产生私心。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一定要做到。”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甘守清贫的她从未涉足过文玩市场,40年来,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一件国宝文物。她退休后,曾有公司付很高的报酬请她去帮忙,被她谢绝:“是故宫培养了我,我只给故宫干活,给故宫培养徒弟,外面的事一概不参与。”
“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也是文物专家单士元先生一生恪守的原则。他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他生活朴素节俭,曾笑言自己是“三穷老人”,即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说:“故宫处处是历史,件件是文物。对于鉴定文物,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用,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
“每当有人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亲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师辈们对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我常听父亲忆起陈垣、庄蕴宽等先生。他说,当时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二无津贴,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有的只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的人生态度。”
单嘉玖说:“父亲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他传承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我。”
“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单嘉玖说,父亲曾经谈到他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研时,听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课上讲道:“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缺乏专业人员从事研究,因此被人瞧不起。”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下,他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钻研。 共和国成立后,单士元先生以加倍的热情投入所热爱的事业之中。故宫宫殿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日渐衰落,当时,故宫博物院缺少专职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也没有专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
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于是,经郑振铎局长推荐,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士元先生主持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此后,单先生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从什么角度入手、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重要。”
为此,单士元先生确立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十六字方针,并且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所谓修旧如旧,是指不改变原建筑的法式与结构,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指导方针,至今仍然是维护故宫古建筑的基本原则。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要求赶在1959年10月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的就是单士元先生。
头一项大修任务是,对太和殿及其四庑崇楼等脱落残损的彩画重新彩绘。但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外的檐彩画是民国初年准备称帝的袁世凯所为,不但与清代原有彩画极不相称,更不能作为这次重绘的依据。在查看文献资料后,他决定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外檐彩画重绘,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他找来原故宫内的老工人,还特别聘用了原京城南城九龙斋画店掌门画工何文奎,及北城鼓楼文翰斋画店老师傅张连卿。在精工巧匠的修复下,不仅除去了残存在太和殿、太和门的袁世凯称帝时粗糙无章的外檐彩画,还重新恢复了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玺彩画,高质量完成了大修任务。
单士元先生注重古建筑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特意挽留了被称为“故宫十老”的10位已超过退休年龄的杰出工匠,担任工作指导,按月付酬。在他的呼吁下,经文化部批准,将工匠队伍由临时工改为正式合同工,改变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时工匠散去的旧制。作为带头人,他还大胆带领青年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养、午门修缮、角楼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专业人才。
对古书画来说,好的修复师如同良医,修復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长上百年。单嘉玖在故宫的40年中,数百件古书画文物经她的手得以延续生命。
共和国成立后,故宫的第一套书画修复班底在1954年组建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装裱大师,集中修复了一大批故宫院藏的翰墨精品,单嘉玖的师傅、曾修复《五牛图》的孙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员。
“1978年冬,我结束了农村插队,那时故宫正在大量招年轻人,文物修复复制工厂要招两名古书画修复人员,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走进了故宫。”那时,单嘉玖对书画装裱修复一窍不通。第一天上班,师傅孙承枝把一沓纸往桌上一搁,上面放把马蹄刀,让单嘉玖把纸上的草棍、煤渣刮掉,还得保持纸张的完整和光洁,这一刮就是3个月。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对长辈、文物都有一种敬畏感。那时候每天练基本功,也会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师傅叫干就干,做针锥、削起子、修刷子,都得自己干。”单嘉玖回忆说。第二年进入一些品式上的学习,学做立轴、手卷、册页等等;第三年,才开始在师傅带领下进行简单的文物修复。“现在回想起来,磨刀刮纸不只是练基本功,也是磨你的性情。你得坐得住、静下心,不能毛毛躁躁。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难忘,后来总觉得这种磨炼非常有用。”
古书画通常分四层,一层画心、一层托心纸、两层背纸。修复过程中最难的是“揭”的环节,特别是托心纸,既要揭得干干净净,又不能使画心受损。因此,这是一个心血滴灌的过程,收起自己的个性,完全跟着古画走,如此才能“妙手回春”。
单嘉玖说,尽管现在有了仪器检测,甚至能精微到纸的纤维,但是修复的核心还是靠人的经验,清洗、揭背、托心、隐补、全色的过程全部依靠手工,耗时最长的需要1年,最短也要3个月。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画医’,是因为我们与文物真的很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人病了,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取决于病体和病情。书画病了,怎么抢救、如何修复,则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而不是文物等级的高低。传世名作,由于历朝历代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受损的概率反而偏小,倒是等级较低,特别是流传于民间的藏品,由于受损原因多样,修复更难。”
单嘉玖完成过许多高难度的修复,其中让她最难忘的一次修复,是明代的《屠隆草书诗轴》。这幅诗轴纵208厘米,横96厘米,修复前十分残破,画心上纵向撕裂52厘米,画心与小托心之间出现空鼓,原残画心不同程度翘起。单嘉玖说,这件文物是中国古代“小托心”修复法的代表作,“小托心”与画心性质相同,不可再揭动,但是由于当初的补偿做法失效,必须重新整合。修复这幅作品时,需带糊大面积、多部位同时暗复,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因此整个过程如履薄冰。她埋头修复了整整10个月,最终,成功修复。
“只要东西还在,就得修,甭管破成什么样,也得一点点给拼好,有时都成了一团了也得给解开,这就是修复人的职责。”每修复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书画作品,她就会将过程与心得撰写成文,如今已发表近20篇论文。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靠师徒的代代传承。如今,单嘉玖也开始将自己40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她目前带了5个徒弟,每一个都是手把手从基本功开始教起。
由于常年弯腰俯身,故宫里上年纪的书画修复师,或多或少都有腰椎、颈椎问题,甚至胃病。然而,这里的不少“画医”都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又被返聘回来,继续修复书画。
采访临近结束,笔者问,在书画修复领域,工匠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单嘉玖沉思片刻,认真地说道:“工匠精神首先是热爱这份工作,对文物有敬畏之心,要有这种品质才能把事做好。如果对文物没有起码的尊重,就做不好这份枯燥的工作,尤其现在外界的诱惑非常多,敬畏之心是这个职业的基本素养。”
“故宫里这些古书画一代代传下来不容易,不能在我们手里给断掉,我们得继续传承下去,让子孙万代都能看到。”
(永 康摘自《文汇报》2019年3月13日)
她的父亲单士元(1907—1998)与故宫的缘分,更具传奇色彩,有人将之概括为:“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1924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7岁的单士元应聘为“善委会”查点物品的书记员,从此,他的一生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从最初的档案整理,到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在为故宫恪尽职守,他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工作了74载。如今,单嘉玖也已经退休,但是她仍谨记父亲对她的教诲,兢兢业业为故宫修复书画、培养书画修复人才。父女两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守护国宝,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薪火相传 两代人的故宫缘
走进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书画修复室,外界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将不远处的故宫开放区里日均6万游客带来的喧嚣都屏蔽了。在这里,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不躁的细节上,停留在与文物同频共振的呼吸中。修复师们手上有最精准的老手艺,看似轻盈的动作,却是经过千万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单嘉玖留着温婉的齐耳短发,身着白大褂,工作中的她专注而内敛,同时透着一种“手艺人”特有的细心、耐心与严谨。墙壁上,是她刚刚耗时4个多月修复完成的清代宫廷画家周本的山水画贴落。在她身旁,几个年轻的修复师正一丝不苟地修复着养心殿的隔扇芯。他们都是她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单嘉玖时不时俯身查看,给予指导和建议。尽管已退休两年,但是她依然如往常一样,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书画,因为太多的书画在等待她的抢救与修复。
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长达40年,至今她耳畔犹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谆谆教诲:“故宫的文物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这些文物永远会被人们珍视、传承下去。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把文物完整地传下去,你要跟师傅好好学,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靠经验去完成的事。”
父亲语气中透出的对故宫的热爱,至今仍深深印刻在单嘉玖的脑海中。“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着父亲的深情厚爱。从17岁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到经历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跌宕,父亲在故宫度过了74个春秋,可以说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父亲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她说。
在故宫里,单士元先生感受过祖国的风雨沧桑,也见证了共和国成立后走向振兴与富强。
单嘉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孙中山辛亥革命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我只爱共和国的五星红旗!”
单嘉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她说,每天父亲都比她更早到故宫。“我父亲一辈子早已养成一种习惯,只要不出差,每天一定要在故宫里走一走、看一看,直到90岁时还天天来故宫转转。”
单士元先生曾说,故宫作为原明清皇宫,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遗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究。“父亲走遍了故宫的每个角落,每当发现维修中的垃圾,一定要好好检视,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包括残砖碎瓦、颓梁断木,都会加以保留。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他也会认真检查,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之类的宫廷旧纸,会让图书馆的同志前去采集,以备修书之用。”
单嘉玖始终铭记,父亲在得知她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后,对她郑重嘱咐:“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只要触犯这个底线,就会产生私心。这是咱们家的家规,你一定要做到。”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甘守清贫的她从未涉足过文玩市场,40年来,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一件国宝文物。她退休后,曾有公司付很高的报酬请她去帮忙,被她谢绝:“是故宫培养了我,我只给故宫干活,给故宫培养徒弟,外面的事一概不参与。”
“修复文物不能玩文物”,也是文物专家单士元先生一生恪守的原则。他从不收藏文物,从不以商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他生活朴素节俭,曾笑言自己是“三穷老人”,即穷学生、穷职员、穷教授。他说:“故宫处处是历史,件件是文物。对于鉴定文物,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用,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那是古玩商人,而不是文物工作者。”
“每当有人问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亲做了什么,而是他的师辈们对他的影响。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更迭中艰难地诞生和成长起来的。我常听父亲忆起陈垣、庄蕴宽等先生。他说,当时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二无津贴,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有的只是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正直的人生态度。”
单嘉玖说:“父亲对师辈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崇敬,这几乎成为鼓舞他一生的力量。他传承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我。”
父亲始终坚持“修旧如旧”原则
“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单嘉玖说,父亲曾经谈到他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那是20世纪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研时,听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课上讲道:“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惜的是,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中,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因为他们不懂,也因为我国缺乏专业人员从事研究,因此被人瞧不起。”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下,他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钻研。 共和国成立后,单士元先生以加倍的热情投入所热爱的事业之中。故宫宫殿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日渐衰落,当时,故宫博物院缺少专职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也没有专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大量的古建筑亟待修整。
1954年,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用不着我推荐,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于是,经郑振铎局长推荐,故宫博物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士元先生主持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此后,单先生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筑保护事业。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面对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从什么角度入手、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重要。”
为此,单士元先生确立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十六字方针,并且始终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所谓修旧如旧,是指不改变原建筑的法式与结构,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指导方针,至今仍然是维护故宫古建筑的基本原则。
1958年下半年,一项繁重而紧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来,要求赶在1959年10月前完工,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共和国成立10周年,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的就是单士元先生。
头一项大修任务是,对太和殿及其四庑崇楼等脱落残损的彩画重新彩绘。但是,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门外的檐彩画是民国初年准备称帝的袁世凯所为,不但与清代原有彩画极不相称,更不能作为这次重绘的依据。在查看文献资料后,他决定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重建后的太和殿外檐彩画重绘,做到内外檐彩画一致,恢复康熙时期的原状。他找来原故宫内的老工人,还特别聘用了原京城南城九龙斋画店掌门画工何文奎,及北城鼓楼文翰斋画店老师傅张连卿。在精工巧匠的修复下,不仅除去了残存在太和殿、太和门的袁世凯称帝时粗糙无章的外檐彩画,还重新恢复了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玺彩画,高质量完成了大修任务。
单士元先生注重古建筑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特意挽留了被称为“故宫十老”的10位已超过退休年龄的杰出工匠,担任工作指导,按月付酬。在他的呼吁下,经文化部批准,将工匠队伍由临时工改为正式合同工,改变了春季招工、冬季歇工时工匠散去的旧制。作为带头人,他还大胆带领青年专业人员开展工作,先后主持了太和殿保养、午门修缮、角楼落架大修等重要工程,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筑专业人才。
虔敬之心修书画 口传心授教技艺
对古书画来说,好的修复师如同良医,修復一次,至少可以使其生命延长上百年。单嘉玖在故宫的40年中,数百件古书画文物经她的手得以延续生命。
共和国成立后,故宫的第一套书画修复班底在1954年组建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装裱大师,集中修复了一大批故宫院藏的翰墨精品,单嘉玖的师傅、曾修复《五牛图》的孙承枝便是其中的一员。
“1978年冬,我结束了农村插队,那时故宫正在大量招年轻人,文物修复复制工厂要招两名古书画修复人员,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走进了故宫。”那时,单嘉玖对书画装裱修复一窍不通。第一天上班,师傅孙承枝把一沓纸往桌上一搁,上面放把马蹄刀,让单嘉玖把纸上的草棍、煤渣刮掉,还得保持纸张的完整和光洁,这一刮就是3个月。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对长辈、文物都有一种敬畏感。那时候每天练基本功,也会感到枯燥乏味,但是师傅叫干就干,做针锥、削起子、修刷子,都得自己干。”单嘉玖回忆说。第二年进入一些品式上的学习,学做立轴、手卷、册页等等;第三年,才开始在师傅带领下进行简单的文物修复。“现在回想起来,磨刀刮纸不只是练基本功,也是磨你的性情。你得坐得住、静下心,不能毛毛躁躁。那一段经历确实让我难忘,后来总觉得这种磨炼非常有用。”
古书画通常分四层,一层画心、一层托心纸、两层背纸。修复过程中最难的是“揭”的环节,特别是托心纸,既要揭得干干净净,又不能使画心受损。因此,这是一个心血滴灌的过程,收起自己的个性,完全跟着古画走,如此才能“妙手回春”。
单嘉玖说,尽管现在有了仪器检测,甚至能精微到纸的纤维,但是修复的核心还是靠人的经验,清洗、揭背、托心、隐补、全色的过程全部依靠手工,耗时最长的需要1年,最短也要3个月。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画医’,是因为我们与文物真的很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人病了,吃什么药、打什么针,取决于病体和病情。书画病了,怎么抢救、如何修复,则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而不是文物等级的高低。传世名作,由于历朝历代都是重点保护对象,受损的概率反而偏小,倒是等级较低,特别是流传于民间的藏品,由于受损原因多样,修复更难。”
单嘉玖完成过许多高难度的修复,其中让她最难忘的一次修复,是明代的《屠隆草书诗轴》。这幅诗轴纵208厘米,横96厘米,修复前十分残破,画心上纵向撕裂52厘米,画心与小托心之间出现空鼓,原残画心不同程度翘起。单嘉玖说,这件文物是中国古代“小托心”修复法的代表作,“小托心”与画心性质相同,不可再揭动,但是由于当初的补偿做法失效,必须重新整合。修复这幅作品时,需带糊大面积、多部位同时暗复,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因此整个过程如履薄冰。她埋头修复了整整10个月,最终,成功修复。
“只要东西还在,就得修,甭管破成什么样,也得一点点给拼好,有时都成了一团了也得给解开,这就是修复人的职责。”每修复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书画作品,她就会将过程与心得撰写成文,如今已发表近20篇论文。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基本上靠师徒的代代传承。如今,单嘉玖也开始将自己40年来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她目前带了5个徒弟,每一个都是手把手从基本功开始教起。
由于常年弯腰俯身,故宫里上年纪的书画修复师,或多或少都有腰椎、颈椎问题,甚至胃病。然而,这里的不少“画医”都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了又被返聘回来,继续修复书画。
采访临近结束,笔者问,在书画修复领域,工匠精神有怎样的内涵?单嘉玖沉思片刻,认真地说道:“工匠精神首先是热爱这份工作,对文物有敬畏之心,要有这种品质才能把事做好。如果对文物没有起码的尊重,就做不好这份枯燥的工作,尤其现在外界的诱惑非常多,敬畏之心是这个职业的基本素养。”
“故宫里这些古书画一代代传下来不容易,不能在我们手里给断掉,我们得继续传承下去,让子孙万代都能看到。”
(永 康摘自《文汇报》2019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