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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后”全面奔四,“90后”全面奔三的2019年,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里,合家团圆的温馨氛围里总免不了也绕不开一个“不太和谐”的场景——被逼婚。
而与父母逼婚并行的,是中国结婚率一路走低的现实。
民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的结婚人数301.7万对,同比下降5.7%。结,还是不结?民政部的统计还显示,这一数据在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差异——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专家分析认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都是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思想早已在年轻人中悄然生变——
交友软件的盛行让性资源比以往更容易获取,发达的交通系统让地理距离带来的限制得以缓解,信息获取途径的便利让人接触到更多生活方式,娱乐产业的发达使得获取刺激得到满足感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且即时。
与之对应的是,明确的婚恋关系可能带来的“责任麻烦”意味着放弃更多的潜在交往对象、放弃部分自我可能性。而基于私有制而出现的婚姻制度,随着个体(尤其是女性)经济独立且“家族经济继承”在普通民众中的弱化,婚姻所承担“利益交换和资源再分配”功能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让女性从“对家庭的依附以获得经济和情感的保护”中脱离出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际间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社会包容度也在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女孩,父母为了逼婚,到她公司里坐着不走,她迫于无奈,于是和父母推荐的对象相亲结婚,但一个月后就离婚了。这当然是个悲剧,但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在她离婚之后,父母反倒也没催她再婚。她很难理解这种逻辑——是不是在父母眼里,一个成熟的女性只有在经历过婚姻(哪怕是失败的婚姻)之后,才算是成了一个正常的、被社会接纳的女性?
今年33岁的王娜庆幸,她的父母还没有像故事中那样极端,也没有将她变成征婚广告上的一条条信息带去上海最著名的那个相亲角。
在外企担任产品经理的王娜向记者描述了她一个人的生活感受。之前出国读硕士的经历让她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归国后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再加上父母给她买了房,王娜告诉《新民周刊》,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学画画、练瑜伽、会友逛街,也可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父母并不是这样想。和很多中国父母一样,我爸妈也有这样一种传统心态:如果子女没结婚生子,他们就觉得是自己的人生大事尚未完结。如果儿女完婚,子孙满堂,他们就觉人生再无挂碍,至少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一生使命。”王娜坦言自己也遭遇过爸妈的催婚,她也相信父母催婚的初衷都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幸福,有人照顾,老有所依,“还好还没‘逼’。但我妈除了经常给我介绍相親对象之外,还会采取‘卖惨’的方式,比方说在我面前总提谁家的女儿娃都生了,单位里比我小的姑娘结婚了等。有时,她也会有奖励的方式,说如果我和我男朋友去旅行,所有的费用都她来出。”
只可惜,王娜这些年都没有碰到心动的人。令她困扰的是,“只要你没结婚,无论你在其他方面多优秀,多努力,父母好像都看不到。”
但在王娜的母亲徐丽看来,作为父母自己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子女晚几年结婚可以,甚至不生小孩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结婚,现在的小孩就是有点自私和太没有责任心,总让大人操心。”
早些年,徐丽还自觉给女儿介绍的对象都不错,“但现在女儿年纪也大了,别人给介绍的,说实话我自己都看不上,但怎么办,谁让她自己拖。”
事实上,很多中国父母潜意识里都有一张“时间表”:子女在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事,例如大学里不能谈恋爱,但毕业后就应当开始找起来,最好30岁之前结婚……有时这份“时间表”还不是根据子女的人生阶段制定的,而是根据父母自己的状态——有些父母直截了当地说,儿女应该在他们退休之前把人生大事都定下来,之后趁他们还没太老,快点把孩子也生下来。但麻烦的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仅在恋爱、婚姻、生子上对精神性的要求大大不同以往,而且更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生活,于是,当父母发现自己的“时间表”被完全打乱时,就变得异常焦虑。
记者的一个朋友就曾吐槽她爸:“大学里不让我谈恋爱,说是早恋。一毕业就想着让我结婚,请问那个人能变出来吗?”
除此之外,这种焦虑也来自于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成为异类需要承受巨大压力。因此,仅仅谴责逼婚的父母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也深陷在这个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中,甚至他们觉得自己身受的压力不比子女少。
“有好多次家庭聚会,很多亲戚都直接指责我,说王娜拖到现在没结婚,连个对象都没有全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好。”徐丽说,这些她都没跟王娜提过,就是怕女儿压力太大。徐丽也明白在缘分这件事上急不来,“我女儿是挺挑的,但怎么就碰不到合适的人呢?现在她爸就经常劝我说,我们房子都给她买了,已经尽了父母的义务,其他的事情就让小孩自己决定吧。”
王娜父亲的话其实道出了父母逼婚的根本原因,倒不是说“不结婚不算成人”,而在于父母并没有认识到:子女是独立的另一个成年人,他结不结婚是他自己的事,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父母的逼婚在本质上是“人我不分”,也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 江苏省发布的婚姻大数据显示,近5年来,江苏人平均结婚年龄每年大约增长1岁。上海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市女性平均结婚年龄26.51岁,到了2014年达到28.14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来我国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国成年人口近一半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上升,相应的年轻人独立、工作和成家的年龄也会推后。”翟振武分析,早些年,年轻人到了二十三四岁,很多就结婚了。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增加,可能本科毕业就已经23岁了,结婚的年龄必然会不断推后,“相当一部分适婚年龄的人并没有结婚,也使得结婚人数偏低。”
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不断发展的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当代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剧了市场竞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结婚率反倒走低,这在全球都是一种趋势。
此外,女性经济独立也是中国不婚人数走高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曾说:“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男的在外挣钱,女的在家相夫教子,女人不结婚就没有生活来源,现在女性都有经济收入来源,有选择独身的可能性了,过去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女性情感专家苏芩受访时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现在女性是除了不能自己生孩子,其他事都能做,她们自身经济独立,对于婚姻,已由对物质的看重转变为对情感的更多需求。很多人不再会为没有感情的婚姻去凑合”。
2016年腾讯关于中国人婚恋调查报告显示,36.8%的单身女性认为不结婚也很幸福。面对逐年下降的结婚人数,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应多尊重多元化、个性化的个人选择,予以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则认为,“80后”“90后”跟“60后”“70后”明显不同。“经济的发展带来收入增长,互联网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外面社会的变化,了解到世界的发展。对他们而言,结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经历,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他认为对于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改变,人们应当转变思想,与时俱进,应对推迟结婚、事实婚姻、不婚等给予更多宽容。
不过,尽管不婚的人群正在逐渐壮大,年轻一代也能在独处中实现自我提升,但在传统家庭观念仍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结婚仍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李银河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几千年来已内化到民族的心理。中国家庭有催婚、逼婚的普遍现象,“剩女”一词自2007年面世后就长期停留在话题榜等都是这一传统观念的延续。
陆杰华也表示,结婚人数的下降仍值得政府层面关注。在我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常见的未婚生育和事实婚姻等,在我国尚未得到承认。因此,结婚率降低会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最终影响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结婚率和出生率的走低势必进一步加深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专家建议,针对二者的紧密联系,国家应当重视该问题,认真研究、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比如,可以适当延长婚假、产假,倡导人们平衡家庭和工作,从而促进结婚生育。政府也应推出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财政政策,降低家庭的税务负担;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优秀青年,但是高昂的房价让很多人难以在年轻时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因此稳定房价、为大家庭提供廉租房等措施将能缓解部分压力。
而与父母逼婚并行的,是中国结婚率一路走低的现实。
民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的结婚人数301.7万对,同比下降5.7%。结,还是不结?民政部的统计还显示,这一数据在不同地区有明显的差异——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专家分析认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都是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思想早已在年轻人中悄然生变——
交友软件的盛行让性资源比以往更容易获取,发达的交通系统让地理距离带来的限制得以缓解,信息获取途径的便利让人接触到更多生活方式,娱乐产业的发达使得获取刺激得到满足感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且即时。
与之对应的是,明确的婚恋关系可能带来的“责任麻烦”意味着放弃更多的潜在交往对象、放弃部分自我可能性。而基于私有制而出现的婚姻制度,随着个体(尤其是女性)经济独立且“家族经济继承”在普通民众中的弱化,婚姻所承担“利益交换和资源再分配”功能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让女性从“对家庭的依附以获得经济和情感的保护”中脱离出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代际间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很多“80后”“90后”而言,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社会包容度也在提高,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亲戚都说是我害了女儿
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女孩,父母为了逼婚,到她公司里坐着不走,她迫于无奈,于是和父母推荐的对象相亲结婚,但一个月后就离婚了。这当然是个悲剧,但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在她离婚之后,父母反倒也没催她再婚。她很难理解这种逻辑——是不是在父母眼里,一个成熟的女性只有在经历过婚姻(哪怕是失败的婚姻)之后,才算是成了一个正常的、被社会接纳的女性?
今年33岁的王娜庆幸,她的父母还没有像故事中那样极端,也没有将她变成征婚广告上的一条条信息带去上海最著名的那个相亲角。
在外企担任产品经理的王娜向记者描述了她一个人的生活感受。之前出国读硕士的经历让她养成了独立生活的习惯。归国后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再加上父母给她买了房,王娜告诉《新民周刊》,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学画画、练瑜伽、会友逛街,也可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父母并不是这样想。和很多中国父母一样,我爸妈也有这样一种传统心态:如果子女没结婚生子,他们就觉得是自己的人生大事尚未完结。如果儿女完婚,子孙满堂,他们就觉人生再无挂碍,至少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一生使命。”王娜坦言自己也遭遇过爸妈的催婚,她也相信父母催婚的初衷都是希望自己能过得幸福,有人照顾,老有所依,“还好还没‘逼’。但我妈除了经常给我介绍相親对象之外,还会采取‘卖惨’的方式,比方说在我面前总提谁家的女儿娃都生了,单位里比我小的姑娘结婚了等。有时,她也会有奖励的方式,说如果我和我男朋友去旅行,所有的费用都她来出。”
只可惜,王娜这些年都没有碰到心动的人。令她困扰的是,“只要你没结婚,无论你在其他方面多优秀,多努力,父母好像都看不到。”
但在王娜的母亲徐丽看来,作为父母自己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子女晚几年结婚可以,甚至不生小孩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结婚,现在的小孩就是有点自私和太没有责任心,总让大人操心。”
早些年,徐丽还自觉给女儿介绍的对象都不错,“但现在女儿年纪也大了,别人给介绍的,说实话我自己都看不上,但怎么办,谁让她自己拖。”
事实上,很多中国父母潜意识里都有一张“时间表”:子女在什么阶段应该做什么事,例如大学里不能谈恋爱,但毕业后就应当开始找起来,最好30岁之前结婚……有时这份“时间表”还不是根据子女的人生阶段制定的,而是根据父母自己的状态——有些父母直截了当地说,儿女应该在他们退休之前把人生大事都定下来,之后趁他们还没太老,快点把孩子也生下来。但麻烦的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仅在恋爱、婚姻、生子上对精神性的要求大大不同以往,而且更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生活,于是,当父母发现自己的“时间表”被完全打乱时,就变得异常焦虑。
记者的一个朋友就曾吐槽她爸:“大学里不让我谈恋爱,说是早恋。一毕业就想着让我结婚,请问那个人能变出来吗?”
除此之外,这种焦虑也来自于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成为异类需要承受巨大压力。因此,仅仅谴责逼婚的父母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也深陷在这个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中,甚至他们觉得自己身受的压力不比子女少。
“有好多次家庭聚会,很多亲戚都直接指责我,说王娜拖到现在没结婚,连个对象都没有全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好。”徐丽说,这些她都没跟王娜提过,就是怕女儿压力太大。徐丽也明白在缘分这件事上急不来,“我女儿是挺挑的,但怎么就碰不到合适的人呢?现在她爸就经常劝我说,我们房子都给她买了,已经尽了父母的义务,其他的事情就让小孩自己决定吧。”
王娜父亲的话其实道出了父母逼婚的根本原因,倒不是说“不结婚不算成人”,而在于父母并没有认识到:子女是独立的另一个成年人,他结不结婚是他自己的事,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父母的逼婚在本质上是“人我不分”,也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 江苏省发布的婚姻大数据显示,近5年来,江苏人平均结婚年龄每年大约增长1岁。上海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市女性平均结婚年龄26.51岁,到了2014年达到28.14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来我国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国成年人口近一半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生数量也在逐年上升,相应的年轻人独立、工作和成家的年龄也会推后。”翟振武分析,早些年,年轻人到了二十三四岁,很多就结婚了。现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年轻人受教育的年限增加,可能本科毕业就已经23岁了,结婚的年龄必然会不断推后,“相当一部分适婚年龄的人并没有结婚,也使得结婚人数偏低。”
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不断发展的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当代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剧了市场竞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结婚率反倒走低,这在全球都是一种趋势。
此外,女性经济独立也是中国不婚人数走高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曾说:“过去男主外、女主内,男的在外挣钱,女的在家相夫教子,女人不结婚就没有生活来源,现在女性都有经济收入来源,有选择独身的可能性了,过去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女性情感专家苏芩受访时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现在女性是除了不能自己生孩子,其他事都能做,她们自身经济独立,对于婚姻,已由对物质的看重转变为对情感的更多需求。很多人不再会为没有感情的婚姻去凑合”。
2016年腾讯关于中国人婚恋调查报告显示,36.8%的单身女性认为不结婚也很幸福。面对逐年下降的结婚人数,多位专家表示,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应多尊重多元化、个性化的个人选择,予以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则认为,“80后”“90后”跟“60后”“70后”明显不同。“经济的发展带来收入增长,互联网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外面社会的变化,了解到世界的发展。对他们而言,结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经历,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他认为对于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改变,人们应当转变思想,与时俱进,应对推迟结婚、事实婚姻、不婚等给予更多宽容。
不过,尽管不婚的人群正在逐渐壮大,年轻一代也能在独处中实现自我提升,但在传统家庭观念仍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结婚仍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李银河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几千年来已内化到民族的心理。中国家庭有催婚、逼婚的普遍现象,“剩女”一词自2007年面世后就长期停留在话题榜等都是这一传统观念的延续。
陆杰华也表示,结婚人数的下降仍值得政府层面关注。在我国,结婚和生育密切相关,西方国家常见的未婚生育和事实婚姻等,在我国尚未得到承认。因此,结婚率降低会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最终影响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结婚率和出生率的走低势必进一步加深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专家建议,针对二者的紧密联系,国家应当重视该问题,认真研究、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比如,可以适当延长婚假、产假,倡导人们平衡家庭和工作,从而促进结婚生育。政府也应推出家庭友好的公共政策,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财政政策,降低家庭的税务负担;一线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优秀青年,但是高昂的房价让很多人难以在年轻时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因此稳定房价、为大家庭提供廉租房等措施将能缓解部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