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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农支在根本上
尽管是炎炎烈日，但看着金黄的麦粒，沈志刚仍难掩内心的喜悦。
沈志刚是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村民，受益于当地农村信用社（简称农信社）支农贷款和帮扶力度的加大，今年他家的小麦又迎来了丰收。
更让他感动的是，在收购小麦的时候，由当地农信社组成的“三夏”（夏收、夏插、夏种）服务小分队，再次进村找他了解资金需求。
7月8日，山东省农村信用社枣庄办事处业务科科长刘炳厚向本刊记者表示，针对“三夏”生产实际，枣庄农村信用社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便民政策，力求“手续最简、速度最快”，把资金及时送到农户手中，不误农时和农事，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这些彰显了近年来包括农信社在内的金融机构支农力度的加大，但多位专家在受访时表示，与农民期待仍有较大距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这几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成就很大。根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是95900亿元，但巨额涉农贷款中，真正到农户手里的是22201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比重不到20%，农户贷款只占全部信贷余额的5.1%——这个数字，几乎20年没有变化。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金融界讲农村金融改革付出很大努力、迈出很大步伐、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农民还是说“不行”。
业内资深人士李先生向记者透露，自2003年启动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工作已进入实施阶段。农信社成了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农村金融的工作重点是补充其资本金，这些给需要贷款致富的农民带来新的希望。
创新贷款方式
沈志刚所在的山东枣庄，为支持“三夏”生产，当地农信社成立了18个“三夏”服务小分队，进村入户了解农民资金需求，掌握农户真实生产情况，建立了信贷资金档案，及时跟踪服务。
同时，当地充分发挥农信社机构网点优势，及时开通了“信贷绿色通道”，开设了“三夏”信贷专柜、惠农补贴发放专柜等，把各类惠农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
目前，已发放农户小额贷款4.1亿元，支持农户购置农耕机、小麦联合收割机、脱粒机、播种机等860台（套）。
“农民贷款的方式很多，以担保贷款为主，产权抵押，小额信用贷款为辅。”刘炳厚介绍，针对农民可以抵押的物品不多，创新了贷款方法，可以村民联保、产权抵押等。“产权抵押指的是流转的土地，还有林权，根据实际情况，为农民拓宽融资渠道。”
和枣庄农信社一样，山东各级农信社结合当地实际，创新服务方式，为“三夏”生产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本刊记者致电多地农村金融机构采访发现，不仅仅是山东，从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很多地方农信社加大了支农力度。
6月16日，湖南省麻阳县隆家堡乡蛮溪村退伍军人陈勇就是凭《农户信用等级证》从该乡农信社贷到了3万元现金，扩大了“美蛙”养殖规模。
在麻阳，像陈勇一样享受农村金融改革成果的农民达2.4万多户，享受无抵押信用贷款的总金额达1.7亿多元。
记者采访获悉，近年来，麻阳从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入手，在乡、村两级分别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中心、金融服务站。乡、村两级金融服务机构主要通过给农户评定信用等级、颁发《农户信用等级证》和推荐发放信用贷款等程序，给农民提供贷款服务。授予“一级”的农户最高可贷5万元、“二级”最高可贷3万元、“三级”最高可贷1万元。
三级农村金融服务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大大方便了农业企业和农民的贷款融资，增强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目前，麻阳通过县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推荐贷款的企业达102家，贷款总金额达3.3亿多元。
浙江丽水有句顺口溜：穷在山上，难在路上，缺在钱上。这个面积占浙江六分之一的地级市，有81%的人口在农村，农民贷不到款，就意味着缺少创业资金，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2009年开始，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踏上破冰之旅，重点解决“缺在钱上”的问题，在全市推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实行资产评估、信用等级评价、授信额度评定“三联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联保贷款“三联动”；政府、银行、农户“三联手”；银行敢于把钱贷给农民了。丽水成为全国第一个所有行政村都通过信用等级评价的市，九成农户都有了信用等级。
经过权威的信用认证，山林、房子、茶园都可以变为受认可的抵押担保，盘活了农民最大的资源，有效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更令农民欣喜的是，为解决农民取款难问题，当地在行政村的便利店安装POS机，让农民刷卡取现。
严防非法金融活动
沈志刚和陈勇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支农力度加大，但受制于缺少抵押物这一“硬伤”，真正面向于农户的贷款相对来说仍不尽如意。
湖南益阳一肖姓村民向本刊记者表示，当地渔业资源较为丰富，他曾想通过养殖来致富，人员、场地和技术等问题都解决好了，就是缺少资金。
“当时，第一反应是找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首先问我有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家里有一幢房子，却抵押不了，后来自然也就没有办成。”该村民说，随后他还找过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仍然无果，最后只得放弃。
“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说可以贷几千元，不需要抵押担保，但这明显不够。”该村民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像农村信用社这样的金融机构，既然是为农民服务，为何不多替农民想想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的困难？
南方某县一段姓科长亦向本刊记者证实了当地农民贷款过程中常碰到上述难题。“农民贷款如果没有抵押物，需要拿财政工资的人作担保，但大部分农民显然难以做到，同样，村民联保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亦存在诸多困难。”他表示，这样可能最后真正需要钱的农民没有贷到款，但一些与农信社相熟的社会人员却握有资金，把这些资金用于放贷或者赌博。
近年来，村镇银行在农村出现，但真正针对农户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
浙江温州是村镇银行推行较广的地区之一，资深咨询师廖盛斌出生于当地，且长期致力于管理咨询与投资银行业务。他向本刊记者表示，在温州，民间借贷非常普遍，担保业非常发达，村镇银行出现后，这些此前从事民间借贷的担保机构纷纷介入，这样使得原本支农的村镇银行可能被“绑架”，以追求高额利润为前提。
分析人士指出，一个越来越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金融服务越发达、便利，金融产品越多，而相反，越是在凋敝的乡村，金融服务发展速度越滞后。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不仅使得农村存款、取款、支付难，还衍生出一些其他的社会负面问题。以农民投资为例，如果正规的债券、基金等投资产品难进农村，那么，非法的投资品种就会趁虚而入。
本刊记者曾在湖南岳阳、益阳等地发现，“六合彩”在当地相当普遍，农民把有限的资金投入进去，寄希望于一夜暴富，最后却是悲剧接连发生。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放出一个信息，截至目前，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有2299个，这些无不显示出农村金融的不足。
分析人士直言，金融机构追求商业利润，控制风险很正常，但农村金融服务弱化，不仅造成非法金融活动抬头，也不利于拓宽农民的理财渠道，切断了农民用金融方式分享经济增长的可能。
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针对农村金融问题，本刊记者连续一周联系了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得到的最新信息却寥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位权威专家向本刊记者坦言，因为变化不大，总是老生常谈，近年来没怎么跟进了。
在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陈锡文看来，农村下一步改革不能回避三个问题，其中就重点提到了农村金融。
首先他认为，“三农”贷款增长如此困难，不能完全责怪金融机构，银行已经是股份制了，追求高利润没错。政府要让银行做事，就要给银行创造条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如果政府不担责任，任何地方都搞不了农村金融。”
其次，他表示，银行至少在机构、人员以及制度上，不能适应农业、农村的需求。如果没有“三农”情结，不可能做好农村金融，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最后他表示，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两权抵押”，不让抵押，就不能给农民发放贷款，因为没有担保机制。
“我想说，这是一个问题。但允许抵押就能解决吗？其实，我国国有银行过去不知道制造了多少不良贷款，哪批贷款没有抵押？同样的道理，怎么就对农民这么认真呢？”他说，“总的来讲，我们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和国情的体系，既有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配合，也有银行业金融和保险业金融。
业内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要想有效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工作并取得突破，需妥善解决管理体制尴尬、金融服务薄弱和政策扶持不力三大问题。“如何切实发挥网点优势，在农村金融唱主角，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亦成了摆在农信社面前的新问题。”
编辑：于俊霞 美编：王迪
尽管是炎炎烈日，但看着金黄的麦粒，沈志刚仍难掩内心的喜悦。
沈志刚是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村民，受益于当地农村信用社（简称农信社）支农贷款和帮扶力度的加大，今年他家的小麦又迎来了丰收。
更让他感动的是，在收购小麦的时候，由当地农信社组成的“三夏”（夏收、夏插、夏种）服务小分队，再次进村找他了解资金需求。
7月8日，山东省农村信用社枣庄办事处业务科科长刘炳厚向本刊记者表示，针对“三夏”生产实际，枣庄农村信用社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便民政策，力求“手续最简、速度最快”，把资金及时送到农户手中，不误农时和农事，确保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这些彰显了近年来包括农信社在内的金融机构支农力度的加大，但多位专家在受访时表示，与农民期待仍有较大距离。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这几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成就很大。根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是95900亿元，但巨额涉农贷款中，真正到农户手里的是22201亿元，占全部涉农贷款比重不到20%，农户贷款只占全部信贷余额的5.1%——这个数字，几乎20年没有变化。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金融界讲农村金融改革付出很大努力、迈出很大步伐、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农民还是说“不行”。
业内资深人士李先生向记者透露，自2003年启动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工作已进入实施阶段。农信社成了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农村金融的工作重点是补充其资本金，这些给需要贷款致富的农民带来新的希望。
创新贷款方式
沈志刚所在的山东枣庄，为支持“三夏”生产，当地农信社成立了18个“三夏”服务小分队，进村入户了解农民资金需求，掌握农户真实生产情况，建立了信贷资金档案，及时跟踪服务。
同时，当地充分发挥农信社机构网点优势，及时开通了“信贷绿色通道”，开设了“三夏”信贷专柜、惠农补贴发放专柜等，把各类惠农资金发放到农民手中。
目前，已发放农户小额贷款4.1亿元，支持农户购置农耕机、小麦联合收割机、脱粒机、播种机等860台（套）。
“农民贷款的方式很多，以担保贷款为主，产权抵押，小额信用贷款为辅。”刘炳厚介绍，针对农民可以抵押的物品不多，创新了贷款方法，可以村民联保、产权抵押等。“产权抵押指的是流转的土地，还有林权，根据实际情况，为农民拓宽融资渠道。”
和枣庄农信社一样，山东各级农信社结合当地实际，创新服务方式，为“三夏”生产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本刊记者致电多地农村金融机构采访发现，不仅仅是山东，从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很多地方农信社加大了支农力度。
6月16日，湖南省麻阳县隆家堡乡蛮溪村退伍军人陈勇就是凭《农户信用等级证》从该乡农信社贷到了3万元现金，扩大了“美蛙”养殖规模。
在麻阳，像陈勇一样享受农村金融改革成果的农民达2.4万多户，享受无抵押信用贷款的总金额达1.7亿多元。
记者采访获悉，近年来，麻阳从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入手，在乡、村两级分别建立农村金融服务中心、金融服务站。乡、村两级金融服务机构主要通过给农户评定信用等级、颁发《农户信用等级证》和推荐发放信用贷款等程序，给农民提供贷款服务。授予“一级”的农户最高可贷5万元、“二级”最高可贷3万元、“三级”最高可贷1万元。
三级农村金融服务网络的建立和完善，大大方便了农业企业和农民的贷款融资，增强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动力。目前，麻阳通过县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推荐贷款的企业达102家，贷款总金额达3.3亿多元。
浙江丽水有句顺口溜：穷在山上，难在路上，缺在钱上。这个面积占浙江六分之一的地级市，有81%的人口在农村，农民贷不到款，就意味着缺少创业资金，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
2009年开始，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踏上破冰之旅，重点解决“缺在钱上”的问题，在全市推开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实行资产评估、信用等级评价、授信额度评定“三联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联保贷款“三联动”；政府、银行、农户“三联手”；银行敢于把钱贷给农民了。丽水成为全国第一个所有行政村都通过信用等级评价的市，九成农户都有了信用等级。
经过权威的信用认证，山林、房子、茶园都可以变为受认可的抵押担保，盘活了农民最大的资源，有效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
更令农民欣喜的是，为解决农民取款难问题，当地在行政村的便利店安装POS机，让农民刷卡取现。
严防非法金融活动
沈志刚和陈勇无疑是幸运的，尽管支农力度加大，但受制于缺少抵押物这一“硬伤”，真正面向于农户的贷款相对来说仍不尽如意。
湖南益阳一肖姓村民向本刊记者表示，当地渔业资源较为丰富，他曾想通过养殖来致富，人员、场地和技术等问题都解决好了，就是缺少资金。
“当时，第一反应是找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首先问我有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家里有一幢房子，却抵押不了，后来自然也就没有办成。”该村民说，随后他还找过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仍然无果，最后只得放弃。
“农村信用社工作人员说可以贷几千元，不需要抵押担保，但这明显不够。”该村民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像农村信用社这样的金融机构，既然是为农民服务，为何不多替农民想想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的困难？
南方某县一段姓科长亦向本刊记者证实了当地农民贷款过程中常碰到上述难题。“农民贷款如果没有抵押物，需要拿财政工资的人作担保，但大部分农民显然难以做到，同样，村民联保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亦存在诸多困难。”他表示，这样可能最后真正需要钱的农民没有贷到款，但一些与农信社相熟的社会人员却握有资金，把这些资金用于放贷或者赌博。
近年来，村镇银行在农村出现，但真正针对农户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
浙江温州是村镇银行推行较广的地区之一，资深咨询师廖盛斌出生于当地，且长期致力于管理咨询与投资银行业务。他向本刊记者表示，在温州，民间借贷非常普遍，担保业非常发达，村镇银行出现后，这些此前从事民间借贷的担保机构纷纷介入，这样使得原本支农的村镇银行可能被“绑架”，以追求高额利润为前提。
分析人士指出，一个越来越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金融服务越发达、便利，金融产品越多，而相反，越是在凋敝的乡村，金融服务发展速度越滞后。
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不仅使得农村存款、取款、支付难，还衍生出一些其他的社会负面问题。以农民投资为例，如果正规的债券、基金等投资产品难进农村，那么，非法的投资品种就会趁虚而入。
本刊记者曾在湖南岳阳、益阳等地发现，“六合彩”在当地相当普遍，农民把有限的资金投入进去，寄希望于一夜暴富，最后却是悲剧接连发生。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放出一个信息，截至目前，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仍有2299个，这些无不显示出农村金融的不足。
分析人士直言，金融机构追求商业利润，控制风险很正常，但农村金融服务弱化，不仅造成非法金融活动抬头，也不利于拓宽农民的理财渠道，切断了农民用金融方式分享经济增长的可能。
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针对农村金融问题，本刊记者连续一周联系了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得到的最新信息却寥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位权威专家向本刊记者坦言，因为变化不大，总是老生常谈，近年来没怎么跟进了。
在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陈锡文看来，农村下一步改革不能回避三个问题，其中就重点提到了农村金融。
首先他认为，“三农”贷款增长如此困难，不能完全责怪金融机构，银行已经是股份制了，追求高利润没错。政府要让银行做事，就要给银行创造条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如果政府不担责任，任何地方都搞不了农村金融。”
其次，他表示，银行至少在机构、人员以及制度上，不能适应农业、农村的需求。如果没有“三农”情结，不可能做好农村金融，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最后他表示，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农村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两权抵押”，不让抵押，就不能给农民发放贷款，因为没有担保机制。
“我想说，这是一个问题。但允许抵押就能解决吗？其实，我国国有银行过去不知道制造了多少不良贷款，哪批贷款没有抵押？同样的道理，怎么就对农民这么认真呢？”他说，“总的来讲，我们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和国情的体系，既有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配合，也有银行业金融和保险业金融。
业内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要想有效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工作并取得突破，需妥善解决管理体制尴尬、金融服务薄弱和政策扶持不力三大问题。“如何切实发挥网点优势，在农村金融唱主角，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亦成了摆在农信社面前的新问题。”
编辑：于俊霞 美编：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