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士族是以汉魏的世家大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并不是汉魏时期所有的世家大族都能成为士族。他们区分于世家大族又有些共同点，随着两晋门阀政治的发展，士族的势力也达到顶峰，他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这是由当时的特定因素决定的。本文主要以士族形成后，在“士庶之间，实自天隔”的基础上，对士族内部新旧门户升降和不融展开讨论。
　　[关键词]两晋；南朝；士族；新旧门户
　　[中图分类号]K2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62-02
　　一、士族的形成
　　毛汉光认为，魏晋士族是以儒学为资凭的，“累官三世及官居五品以上”。①田余庆说道：“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高位。士者仕也。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地位，就算士族。”士族形成于魏晋时期，所以，只有在魏晋时期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被列于士族，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保证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也就保证了当朝显贵家族的世袭特权，因此，魏晋时期形成的显贵家族才最有资格成为士族。
　　“东汉以来，培养滋长的大姓、名士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但决不是所有汉末大姓、名士都能在魏晋时成为士族”，“汉末大姓、名士有的在曹魏时就后嗣无闻，而曹魏时的士族有的又在晋代丧失了地位；我们也看到汉末甚至魏代还是单家寒门的家族，却因子孙贵显，‘为世盛门’”。②如颍川李膺、杜密在东汉时期就名位显赫，却因子孙在魏晋时期没有获得政治地位与权力，在颍川士族中就数不上他们。可见，被列于士族的行列或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基本上不决定于“塚中枯骨”而是决定于当时的官爵。
　　魏晋士族不同于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曾说道：“世家大族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和平安静的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法出仕。”可见，士族于魏晋时期兴起，凭借门资，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社会上也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世袭出仕，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不受影响，所以就筑起一道道森严的壁垒。东晋南朝在制度上基本沿袭前朝，九品中正制已成定制，士族的地位也很稳定，“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③很少发生变化。如士族“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④“士庶缅绝，不相参加”。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身份的贵贱已经固化，不会受到政治地位升降的影响。只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还是会因政治的变化而受影响。如东晋一朝，先后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和太原王氏执掌大权，几族大姓有升有降。当琅琊王氏和颍川庾氏的地位开始下降时，陈郡谢氏和谯国桓氏便随之崛起。这种起落是由士族内部政治因素影响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但是无论哪族执政都是名门大姓，不会有庶族参与。庶族想改变地位进入士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又是在九品中正制的保证下士族整体的稳定性所决定的。
　　总之，士族的形成可以说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世家大族与士族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第二次是在魏晋时期，士族在两晋之际又发生了分化，并分成南、北士族两大集团。“永嘉之乱”后，有的士族不愿逃离故土，继续留守北方，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等，经历了混乱的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尽管政权频繁更迭，但这些士族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门风，与南渡的士族相比，重儒轻玄，聚族而居，一般不轻易迁移。这种具有东汉世家大族特点的文化，子孙相袭，历数世不衰，直到隋唐时期，有的家族还保存着各种势力。不过这些士族在北朝胡族政权的影响下，有的攀附权贵扶摇而上，有的则销声匿迹。随着晋元帝司马睿南渡建立东晋王朝，这些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迎来了门阀政治高度发展时期。
　　二、新旧门户
　　门阀制度在东晋时期最为典型，士庶的地位也最为悬殊，士庶之别几乎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士族的地位也趋于稳定，但是其内部由于权势的变化，几家门户会经常变化，也常常发生旧族门户看不起新门户的现象。如《世说新语·排调》记载：“诸葛令、王丞相共争族姓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诸葛氏与王氏都有旧族渊源。王氏家族始于东汉时期的王祥之父王融，而门户开始兴起是在曹魏时期，但是真正的显达还是在王导拥戴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时期。而“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以忠强立名，子孙代居二千石。三国之典，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⑥可见，诸葛氏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是名门望族了。论家族历史悠久，诸葛氏占上风，但至东晋时期，王氏家族的权势蒸蒸日上，而诸葛氏的势力却日薄西山。所以，王导才会自持现有的权利来为难诸葛氏，而诸葛氏也不示弱，用祖上的名誉来自矜。田余庆言：“东晋所见士族中的旧族门户，即令其先人在东汉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却都被认为比新出门户多一重凭借，多一份优势，因而也被认为高出一筹。”这是被魏晋时期门户观念所影响，王氏虽然没有诸葛氏的历史渊源，但在魏晋中也不算是新出门户。这两族都不算魏晋时期的新出门户，也会有门户之争，对于那些新出门户，旧族门户表现出傲慢的态度是经常发生的，这在其生活和婚姻中都有所体现。如《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世说新语·方正》：“诸葛恢大女适太尉庾亮儿，次女适徐州刺史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虨。恢儿娶邓攸女。于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邓是世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裒儿婚。’及恢亡，遂婚。”于是王右军往谢家看新妇，犹有恢之遗法，威仪端详，容服光整。王叹曰：“我在遗女裁得尔耳！”
　　陈郡谢氏可以作为新出门户的代表，“谢氏自谢缵仕魏，先世无闻，门户之起，更晚于庾氏”。⑦可见，陈郡谢氏兴起的时间较晚，所以才会被阮裕嘲笑，被诸葛恢看不起而拒绝求婚，而谢氏最终娶了诸葛恢的小女，这是由于门户的不稳定性决定的。可见，门户的兴衰影响着士族之间的婚姻。 　　在婚姻上不愿与新出门户结亲的还有其他各大族。《晋书·江湛传附述传》：“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回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辞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桓温又求婚于颜含，“含以其盛满，不许”。⑧谯国桓氏尽管渊源较久，但“据考，桓荣六世孙桓范于魏世罹嘉平之难，诛及三族，门户源流已断。东晋桓氏是刑家子遗，觍颜事仇，竟不敢追认先人世系，更不敢以门户骄人。”⑨而且桓氏上升到一流的高門大族的时间较晚，被视为新出门户，有时还不如新出门户，与东晋先后执政的其他士族相比，门户地位并不高。其实，桓温尚主后，政治地位随之提高，但是社会地位并没有因之而提高。究其原因，桓氏以兵出身，以武干显名，这与魏晋时期，重清谈鄙视武人的风气一致。正如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中指出：“士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以武出身的谯国桓氏虽当权却不被称为士族或者被士族看不起，余嘉锡总结为：“盖桓温虽为桓荣之后，桓彝之子。而彝之先世名位不昌，不在名门贵族之列，故温虽位极人臣，而当时士大夫犹鄙其地寒，不以士流处之。”
　　陈郡谢氏与谯国桓氏都被旧族门户所看不起，但是最终诸葛恢的小女还是嫁于谢氏，这是由于门户的不稳定性决定的。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的界线本就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变迁，每个门户有升有降，每个家族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时期都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随政治局势而变迁的一面。诸葛氏为汉魏旧姓，有着门户的优越感，看不起新出门户，即使现在政治地位已慢慢地丧失，凭借着社会地位高于新出门户，还是可以以门户自矜。但是在诸葛恢死后，势力一落千丈不得不依附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谢氏家族。而陈郡谢氏从西晋时期开始兴起，经过东晋，上升为一流门户，不仅政治、经济上享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此而言，谢氏作为新出门户的典型应该算是很成功。“永嘉之乱”后，随司马睿过江的旧族门户了了无几，所以，东晋王朝不得不依靠新出门户。正是由于新出门户的势力扶摇直上，旧族门户感觉受到了威胁，所以，以骄矜的姿态出现于新出门户的面前，来维护他们的门户地位。尤其是东晋时期，新出门户的力量更是如日中天，如谢氏家族、桓氏家族等让旧族门户不得不设立鸿沟来保护自己的势力。
　　南朝时期，随着政局的变化，士族的地位开始下降，寒士逐渐参与朝政，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为了维护士族的势力，两者的界限慢慢模糊，共同来维护“士庶之分”的界限。正如田余庆所言：“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出于自危自救而都有所戒备，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戒备的对象并不相同，一是在门阀士族内部，一是在门阀士族外部。”
　　[注 释]
　　①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页、第60页。
　　③⑤梁·沈约撰：《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18页、第1320页。
　　④梁·萧子显撰：《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8页。
　　⑥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2159页下栏。
　　⑦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中认为，庾氏被列为士族的行列在西晋时期。
　　⑧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7页。
　　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