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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指执政党执掌政权的功能及有效性问题。执政能力提高需要构建合理的评价机制，它包括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对比的有效机制，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和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
［关键词］执政能力评价有效机制合法机制生成机制
所谓机制，就是指制约或决定某一系统存在或发展状态的深层次各相关因素或各相关过程，遵循一定规律或规则，相互作用形成连锁促动的过程和内容。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机制就是制约或决定以执政能力为核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诸如执政资源、执政成本、执政合法性等相关因素或相关过程，并以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相对比的有效性，民众认同的合法性和有利于执政资源积累的生成性为体系，构建相应的有效机制、合法机制和生成机制。
一、构建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对比的有效机制
执政成本与执政资源相关联，是执政党为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治运行，实施和实现政治主张而耗费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等执政资源的总和。执政资源是保证和巩固执政党占据执政地位，顺利实施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实现执政党的奋斗目标所需要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资源总和。“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①（Ｐ１７７）这句话反映执政环境的变化，而执政环境变化是基于执政资源的消耗与生成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环境差异，其中资源消耗构成执政成本，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成本。经济成本包括政治运行所需的经费开支、为获得收益而进行的资本投入以及经济政策的探索性所造成的非正常消耗等。政治成本是有损执政党赖以存在的执政权威为核心的权力的和非权力的资源消耗。权力资源消耗是执政党基于执政地位而拥有的政治的、法律的各种资源消耗，如执政绩效不佳、政治腐败和政策失误等导致其执政合法性降低。非权力性资源以维护执政党权威为核心的各种非权力性因素，如执政理念、执政本领等，如果处理不善就有损执政党的权威。思想意识成本是基于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意识多元化，使执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淡化。
执政收益是执政党政治主张的实现程度。执政过程是执政党拥有执政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但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也会带来收益。不同国家对收益的评判指标不同，西方国家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对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幅度等指标进行评判。中国共产党在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基础上，强调以人民的价值满足作为评判，如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对执政收益的追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既是对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要求，也是执政收益的要求，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先进文化健康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能力建设要求的角度，实质上是“以人为本”原则下实现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和谐。
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对比的有效机制就是要构建“低投入高产出”的机制，通俗地说就是以较低的资源投入获得较高的收益产出。这一机制涉及的基本内涵是：主体是执政党；要素是执政资源，与执政资源相关的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内在逻辑是通过提高执政能力，以最大限度降低执政资源的消耗，从而降低执政成本，获得最大执政收益，执政收益又促使执政党执政资源的生成，执政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提高。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层面，即资源消耗与执政收益的统计。经济的成本与收益具有计量性，可以直接通过数学模式计量出来，而政治的、思想意识的成本与收益不具有计量性，其统计方面较为复杂，一般从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进行计算。所谓定性研究就是撇开单纯机械的数学模式，用一些诸如执政党的权威性、合法性等价值判断的概念进行评判。定量研究是将非数字化因素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数学模式进行计量，如民意调查等。这一层工作为建立成本与收益相对比的有效机制克服了技术难题。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方面，即执政能力层面，即政策的适当性。用低耗资源获得高效收益，这是促使执政有效性的关键，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为实现这一要求而努力。
二、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
合法性即正当性，从政治上而言就是“认同说”，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②（Ｐ１６３）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③（Ｐ５５）从法律而言就是“合宪论”，是政治统治获得宪法和法律的认可。合法性所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那么，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呢？马克思·韦伯从政治权威基础的角度提出了三类模式，即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模式。传统型模式由于具有专制色彩，并与现代社会民主的价值追求相背离而被抛弃；个人魅力型模式难以持久的特性不能成为合法性有力支撑；而法理型模式兼有持久性、权威性等特征而成为政治合法性有力的支撑。就政党政治而言，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执政党居执政地位所获得的民众的内心认同以及宪法和法律的认可。
执政党合法机制就是通过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绩效等以实现民众政治、经济的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价值满足而获得民众的对其执政地位的内心认同，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方式予以认可。这一机制的主体是民众，（注：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是以民众的认可为基础，契约论认为，民众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于社会共同体，为防止社会共同体侵害民众所拥有的政治权利，通过法律方式确认社会共同体与民众的权、责、利关系），客体是执政党所具备的执政能力，介体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绩效等，环体是执政党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形成的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定的政治绩效（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意识等方面的绩效），实现主体的价值满足，加深主体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并在执政党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从这一逻辑看出，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最根本的是要以实现民众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为支撑。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积累的绩效，解决的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并通过法律确认了其执政地位，从而确立了法律上的“合法性”。但法律上的与政治上的“合法性”并非完全一致，法律上的“合法性”只肯定了执政党过去绩效，而对未来的执政绩效却无从评判。因此，对执政能力的评价有必要以民众认同为标准的政治合法性入手，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机制。从利益分析角度看，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括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又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由于民众的利益满足的动态性特质，决定了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作相应调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致力于巩固、提高政治合法性做出了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策略下，至力于绩效合法性建设，在经济绩效方面，我国每年ＧＤＰ以近１０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在政治绩效方面，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在社会意识绩效方面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凸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经济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经济增长能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但不意味着实现人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增长能让人们获得既得利益的满足，但并不能保证预期利益的满足。民主与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政治进步和法制渐趋健全的大背景下，仍然有政治腐败，个人专权等现象。社会意识也因多元化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困境”。这些情况都使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陷入危机。因此有必要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务求实效的原则，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
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机制的构建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主体性原则，这是涉及执政理念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权本位”和市场经济下个人利益至上性要求等原因，导致人的主体性异化。因此，有必要重新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实现人民的价值满足。二是全面性原则，人民的价值满足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等多方面的，决定共产党在构建政治合法性时，应以民众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为依归。三是动态性原则，民众的利益满足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并且是递进的过程，同一层次的需要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反映了民众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方面利益满足的动态性。再加上民众的利益满足面临着西方生存环境的参照，正如亨迁顿所说，“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予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榜样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促使他们失望。”④由于参照系的出现，人们的利益需要也急剧膨胀，这也反映民众利益满足的动态性。要使民众不失望，其有效措施是通过提高执政能力满足民众的利益需要。相应地，民众的利益满足实现与否又成为评价执政能力的一个有效指标，也是构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机制。
三、构建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
执政资源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资源，具体而言是指民从认同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党的先进性资源、宪法和法律资源及权力资源。这些资源都存在或潜存于政治系统中，如何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些执政资源是党执政能力得以提高的重要体现和评价标准。其中先进性资源是执政资源的核心和根基。传统理论主要从意识形态上对党的先进性进行静态的描述，这当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产生积极意义，但意识形态并不反映执政能力问题，且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内涵能否转化现实的民众价值满足成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关键。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理解党的先进性，即是否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是否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发展的观点与时俱进地认识和理解党的先进性必须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的和静态的意识形态描述，反映“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特色。这要求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来提高和保持自身先进性，也是党在新时期促进执政资源生成的有效措施。这样，党的先进性资源和执政能力就紧紧联系在一起，党的先进性反映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党的先进性资源生成。
宪法和法律资源是执政资源中的保障资源。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和认可，而宪法和法律的认可是基于执政党通过执政行为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并通过反映民意的法律方式确定下来。如果说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价值满足并以宪法和法律确认，那么在建设和改革时期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宪法确认。这一变化不仅仅是宪法和法律规定性的变化，而且还体现了共产党寻找到了宪法和法律资源的生成方式，即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而积累了政绩的法律认可。但宪法和法律规范只是对执政党过去革命和建设成果的评价和确认，并不是对执政党未来资格和地位的认定。党是否有资格继续执政，是否有能力维护和保持其执政地位，这需要执政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在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从而获得宪法和法律确认。因此，宪法和法律资源本质上是执政能力问题，即宪法和法律授权的依据来自于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从而积累新的政绩，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此为据获得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巩固和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并促进宪法和法律资源不断生成。
权力资源是执政党的工具性资源。现代政党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国家权力并获得权力资源，利用权力工具为自己及利益阶层服务。权力获得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从继承中获得，有的从暴力中获得，有的从竞争中获得。各政党在获得权力资源的同时，支撑权力资源的其它资源可能会削弱甚至消失。卢梭说：“最强者也不可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它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⑤（Ｐ７９）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权力和权威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权力是一种强制力，表现为人们的被动服从，而权威是一种感染力，表现为人们的自愿认同。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合法手段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们产生并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人们内心认同，这样执政党所拥有的权力就转化为权威。执政党的权威越高，支撑执政党权力的各种资源就越丰富，执政地位就越巩固。权力资源生成就是通过执政能力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执政权力，但革命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权力资源的长期性。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可谓切中问题的根本，毛泽东提出通过民主来解决周期率问题实质上就强调了提高执政能力，通过执政能力将武装获得的权力的合法性转化为执政权威。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继续拥有权力资源，但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法理型权威尚未形成，而政绩不具延续性的特点，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现实，使共产党政治权威有所削弱。因此，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将共产党拥有的政治权力转化为执政权威，是促使权力资源“生成”的有效机制。这样，构建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形成以民众的利益满足为核心，以宪法和法律为保障，以权力为手段，通过提高执政能力促进执政党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资源的生成。
总之，在“三个代表”的基础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低成本高产出”的有效机制，以民众价值满足为核心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和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这些机制构成执政能力提高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①⑤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眼Ｍ?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②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眼Ｍ?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③（美）马丁·Ｃ·李普塞特，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眼Ｍ?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④杨松，《政党权威与中国政治发展》?眼Ｊ?演，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２００１，（９）．
责任编辑梅宏
［关键词］执政能力评价有效机制合法机制生成机制
所谓机制，就是指制约或决定某一系统存在或发展状态的深层次各相关因素或各相关过程，遵循一定规律或规则，相互作用形成连锁促动的过程和内容。党的执政能力评价机制就是制约或决定以执政能力为核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诸如执政资源、执政成本、执政合法性等相关因素或相关过程，并以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相对比的有效性，民众认同的合法性和有利于执政资源积累的生成性为体系，构建相应的有效机制、合法机制和生成机制。
一、构建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对比的有效机制
执政成本与执政资源相关联，是执政党为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治运行，实施和实现政治主张而耗费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等执政资源的总和。执政资源是保证和巩固执政党占据执政地位，顺利实施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实现执政党的奋斗目标所需要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资源总和。“一个政党在连续执政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就会发现，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①（Ｐ１７７）这句话反映执政环境的变化，而执政环境变化是基于执政资源的消耗与生成相互作用所带来的环境差异，其中资源消耗构成执政成本，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成本。经济成本包括政治运行所需的经费开支、为获得收益而进行的资本投入以及经济政策的探索性所造成的非正常消耗等。政治成本是有损执政党赖以存在的执政权威为核心的权力的和非权力的资源消耗。权力资源消耗是执政党基于执政地位而拥有的政治的、法律的各种资源消耗，如执政绩效不佳、政治腐败和政策失误等导致其执政合法性降低。非权力性资源以维护执政党权威为核心的各种非权力性因素，如执政理念、执政本领等，如果处理不善就有损执政党的权威。思想意识成本是基于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意识多元化，使执政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淡化。
执政收益是执政党政治主张的实现程度。执政过程是执政党拥有执政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但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也会带来收益。不同国家对收益的评判指标不同，西方国家倾向于从微观角度，对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幅度等指标进行评判。中国共产党在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基础上，强调以人民的价值满足作为评判，如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对执政收益的追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既是对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要求，也是执政收益的要求，即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先进文化健康发展。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能力建设要求的角度，实质上是“以人为本”原则下实现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和谐。
执政成本与执政收益对比的有效机制就是要构建“低投入高产出”的机制，通俗地说就是以较低的资源投入获得较高的收益产出。这一机制涉及的基本内涵是：主体是执政党；要素是执政资源，与执政资源相关的执政成本和执政收益；内在逻辑是通过提高执政能力，以最大限度降低执政资源的消耗，从而降低执政成本，获得最大执政收益，执政收益又促使执政党执政资源的生成，执政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提高。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层面，即资源消耗与执政收益的统计。经济的成本与收益具有计量性，可以直接通过数学模式计量出来，而政治的、思想意识的成本与收益不具有计量性，其统计方面较为复杂，一般从定性的和定量的两个方面进行计算。所谓定性研究就是撇开单纯机械的数学模式，用一些诸如执政党的权威性、合法性等价值判断的概念进行评判。定量研究是将非数字化因素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数学模式进行计量，如民意调查等。这一层工作为建立成本与收益相对比的有效机制克服了技术难题。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方面，即执政能力层面，即政策的适当性。用低耗资源获得高效收益，这是促使执政有效性的关键，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为实现这一要求而努力。
二、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
合法性即正当性，从政治上而言就是“认同说”，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可。”②（Ｐ１６３）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③（Ｐ５５）从法律而言就是“合宪论”，是政治统治获得宪法和法律的认可。合法性所解决的问题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那么，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呢？马克思·韦伯从政治权威基础的角度提出了三类模式，即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模式。传统型模式由于具有专制色彩，并与现代社会民主的价值追求相背离而被抛弃；个人魅力型模式难以持久的特性不能成为合法性有力支撑；而法理型模式兼有持久性、权威性等特征而成为政治合法性有力的支撑。就政党政治而言，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执政党居执政地位所获得的民众的内心认同以及宪法和法律的认可。
执政党合法机制就是通过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绩效等以实现民众政治、经济的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价值满足而获得民众的对其执政地位的内心认同，并通过宪法和法律的方式予以认可。这一机制的主体是民众，（注：法律上的合法性也是以民众的认可为基础，契约论认为，民众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于社会共同体，为防止社会共同体侵害民众所拥有的政治权利，通过法律方式确认社会共同体与民众的权、责、利关系），客体是执政党所具备的执政能力，介体是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政治绩效等，环体是执政党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形成的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一定的政治绩效（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意识等方面的绩效），实现主体的价值满足，加深主体对执政党的认同感，并在执政党与民众的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从这一逻辑看出，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最根本的是要以实现民众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为支撑。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积累的绩效，解决的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并通过法律确认了其执政地位，从而确立了法律上的“合法性”。但法律上的与政治上的“合法性”并非完全一致，法律上的“合法性”只肯定了执政党过去绩效，而对未来的执政绩效却无从评判。因此，对执政能力的评价有必要以民众认同为标准的政治合法性入手，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机制。从利益分析角度看，政治合法性基础在于民众利益（既包括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又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满足和实现，由于民众的利益满足的动态性特质，决定了政治合法性基础也应随着社会发展作相应调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致力于巩固、提高政治合法性做出了不懈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策略下，至力于绩效合法性建设，在经济绩效方面，我国每年ＧＤＰ以近１０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在政治绩效方面，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在社会意识绩效方面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凸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而经济总量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公正；经济增长能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但不意味着实现人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增长能让人们获得既得利益的满足，但并不能保证预期利益的满足。民主与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在政治进步和法制渐趋健全的大背景下，仍然有政治腐败，个人专权等现象。社会意识也因多元化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困境”。这些情况都使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陷入危机。因此有必要按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务求实效的原则，构建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
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机制的构建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主体性原则，这是涉及执政理念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权本位”和市场经济下个人利益至上性要求等原因，导致人的主体性异化。因此，有必要重新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实现人民的价值满足。二是全面性原则，人民的价值满足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等多方面的，决定共产党在构建政治合法性时，应以民众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为依归。三是动态性原则，民众的利益满足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并且是递进的过程，同一层次的需要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反映了民众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方面利益满足的动态性。再加上民众的利益满足面临着西方生存环境的参照，正如亨迁顿所说，“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予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榜样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促使他们失望。”④由于参照系的出现，人们的利益需要也急剧膨胀，这也反映民众利益满足的动态性。要使民众不失望，其有效措施是通过提高执政能力满足民众的利益需要。相应地，民众的利益满足实现与否又成为评价执政能力的一个有效指标，也是构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机制。
三、构建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
执政资源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资源，具体而言是指民从认同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党的先进性资源、宪法和法律资源及权力资源。这些资源都存在或潜存于政治系统中，如何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些执政资源是党执政能力得以提高的重要体现和评价标准。其中先进性资源是执政资源的核心和根基。传统理论主要从意识形态上对党的先进性进行静态的描述，这当然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政治权威产生积极意义，但意识形态并不反映执政能力问题，且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内涵能否转化现实的民众价值满足成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关键。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理解党的先进性，即是否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是否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发展的观点与时俱进地认识和理解党的先进性必须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的和静态的意识形态描述，反映“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特色。这要求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来提高和保持自身先进性，也是党在新时期促进执政资源生成的有效措施。这样，党的先进性资源和执政能力就紧紧联系在一起，党的先进性反映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党的先进性资源生成。
宪法和法律资源是执政资源中的保障资源。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和认可，而宪法和法律的认可是基于执政党通过执政行为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并通过反映民意的法律方式确定下来。如果说革命时期共产党通过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价值满足并以宪法和法律确认，那么在建设和改革时期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努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宪法确认。这一变化不仅仅是宪法和法律规定性的变化，而且还体现了共产党寻找到了宪法和法律资源的生成方式，即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而积累了政绩的法律认可。但宪法和法律规范只是对执政党过去革命和建设成果的评价和确认，并不是对执政党未来资格和地位的认定。党是否有资格继续执政，是否有能力维护和保持其执政地位，这需要执政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在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从而获得宪法和法律确认。因此，宪法和法律资源本质上是执政能力问题，即宪法和法律授权的依据来自于党的执政能力。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从而积累新的政绩，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此为据获得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巩固和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并促进宪法和法律资源不断生成。
权力资源是执政党的工具性资源。现代政党的首要目标是控制国家权力并获得权力资源，利用权力工具为自己及利益阶层服务。权力获得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从继承中获得，有的从暴力中获得，有的从竞争中获得。各政党在获得权力资源的同时，支撑权力资源的其它资源可能会削弱甚至消失。卢梭说：“最强者也不可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它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⑤（Ｐ７９）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就是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权力和权威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权力是一种强制力，表现为人们的被动服从，而权威是一种感染力，表现为人们的自愿认同。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合法手段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能力，实现民众的利益满足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们产生并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人们内心认同，这样执政党所拥有的权力就转化为权威。执政党的权威越高，支撑执政党权力的各种资源就越丰富，执政地位就越巩固。权力资源生成就是通过执政能力将权力转化为权威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执政权力，但革命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权力资源的长期性。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可谓切中问题的根本，毛泽东提出通过民主来解决周期率问题实质上就强调了提高执政能力，通过执政能力将武装获得的权力的合法性转化为执政权威。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继续拥有权力资源，但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法理型权威尚未形成，而政绩不具延续性的特点，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现实，使共产党政治权威有所削弱。因此，通过提高执政能力，将共产党拥有的政治权力转化为执政权威，是促使权力资源“生成”的有效机制。这样，构建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形成以民众的利益满足为核心，以宪法和法律为保障，以权力为手段，通过提高执政能力促进执政党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意识资源的生成。
总之，在“三个代表”的基础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形成“低成本高产出”的有效机制，以民众价值满足为核心民众认同的合法机制和执政资源的生成机制。这些机制构成执政能力提高的评价标准。
参考文献：
①⑤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眼Ｍ?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②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眼Ｍ?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③（美）马丁·Ｃ·李普塞特，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眼Ｍ?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④杨松，《政党权威与中国政治发展》?眼Ｊ?演，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２００１，（９）．
责任编辑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