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一个说法，日本人“二战”后打死都不承认对邻国进行了殖民侵略，还觍着脸说自己是拯救东亚的英雄，否则东亚诸国早就变成西方魔爪下的冤死鬼，所以阁僚们故意年年到靖国神社拜鬼作秀，刺激得中国和韩国两国外交部每年都得出来谴责一番，非得出口恶气才算罢休。
　　缘何如此？原来都是当年美国人给惯出来的，老美因为执意不给天皇定罪，放虎归山，没有天皇这样的总后台认罪，这才惹得日本政府高层肆无忌惮地如此胡闹下去，毫无悔改之心。
　　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拍摄的新片《天皇》，讲的正好是在东京审判前如何给天皇定罪的故事。片子声称据史实改编，主角拉斐斯将军和麦克·阿瑟上将用的都是真名实姓，这自然会吸引观者的好奇，大家都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怎样解读这段世人皆知的历史。
　　拉斐斯将军被派下的任务看似简单，就是搜寻天皇发动战争的罪证。他开始自信满满，办公室里贴满了与天皇联系密切的臣子照片，宛若一张蛛网，然后按图索骥，一一寻访，结果却令人失望，一次次铩羽而归。最后逼得他独闯战后仍被视为禁区的皇宫，与首相当面对质，想方设法挖出天皇发动战争的证言，结果仍是徒劳无功。这让他感到困惑、焦虑，审判的时间一天天临近，在毫无定罪线索的情况下，拉斐斯将军却意外找到了可以赦免天皇战争罪责的证据，那就是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天皇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发布投降诏书，提前结束了战争，甚至为此付出了皇宫被激进士兵冲击洗劫，他本人险遭不测的代价。
　　当时，宣布投降的录音已经录制，被藏于宫中，激进士兵为阻止录音播出，拼死突袭，杀进了宫内，天皇躲进地下室才幸免于难。当然，仅据此作为赦免天皇战争罪责的理由显然还不充分，拉斐斯在走访过程中才真正了解到，“天皇”绝对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位子，而是凝聚日本文化的精神象征，与日本上千年历史的演变密不可分。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几近疯狂，如果给天皇定罪，捣毁神庙，就如杀父弑母，虽然表面只是摧毁了祭拜的偶像，但必然引起民心大乱，甚至会遭到全国性的抵抗。如此下去，日本不但不会杜绝战争，相反会重新陷入灾难，满目疮痍的日本要想重建将无可能。这种基于文化而不是单纯政治的考量最终说服了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天皇因此得以在东京审判中受到免责的待遇。
　　天皇被赦到底对日本战后重建作用几何？是否应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复活埋单顶罪？这些问题肯定见仁见智，很难辨别清楚。东亚国家政体变革，皇帝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到底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道难解的怪题。中国当年搞“新政”，革命党和立宪党吵得没完没了，重点也聚焦在皇帝的去留问题上。其实在晚清，这个问题是被开放讨论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立宪党人如梁启超和杨度，想法和拉斐斯将军有点相似，他们都认为，皇帝的位子可以虚置，甚至皇帝的肉身是谁也无关紧要，皇帝只是个符号而已，但这个符号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个符号，大清就会分崩离析。这话不幸被言中，辛亥革命后的多年战乱实际上就与中国缺乏一个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核心有关。
　　按立宪党的设计，在皇帝这顶大帽子底下正好可以开开小差，拿皇帝当幌子无论干出多么出乎意料的勾当都名正言顺，既可以玩民主，也可以搞立宪，最后把皇帝架空就是了。这个“君主立宪”的设计现在看来并非没有道理，说明立宪派比革命党对大清历史更了解。大清立国，满洲皇帝不是如以往那样只是汉人的主子，大清的特色是以异族身份总揽寰宇，疆域一统，包打天下，皇位起的是多民族黏合剂的作用，这与仅由汉人当皇帝的王朝显然不同。大明的疆域窄得可怜，且军力孱弱，所以大明立国总是强调汉人文化的特性，警告汉人必须和“野蛮人”保持距离，这完全是出于自尊心的考虑。
　　与明朝皇帝正相反，大清皇帝如乾隆爷却是满脑袋的头衔挂不过来：他既是满人的主子，也是汉人的君主，还戴着名誉蒙古大汗和藏地大喇嘛的帽子，有点像如今流行的“名誉主席”之类的称号。这些可不光是供自己显摆的虚衔，它是一种凝聚不同民族的向心符号，有吸引各族归附的魔力。所以，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几任皇帝都比汉人皇帝劳累，他们要不断迁徙办公地点，除了在紫禁城听政外，每年夏天要搬到夏宫避暑山庄，一路还行围打猎，浩浩荡荡走上几周，到了避暑山庄后还要大摆筵席，宴饮不断，招待各部前来朝贡的藩王统领。夏宫地点故意选在靠近北方的地区，目的就是显示自己与蒙古等藩部的亲近之意，消除的就是“汉人”与“蛮人”的对立。
　　晚清变革，立宪与革命两党互不相让，立宪党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坚持走君主立宪之路。革命党则相反，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旧旗号，正是当年流窜江南的叛逆会党玩剩下的东西。特别是在未来民国应该统治多大地盘上，革命党人更是捉襟见肘，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比如革命党元老章太炎就说，打倒大清皇帝后中国的疆域面积就是明代的疆域范围，这就意味着许多地方似乎都该被隔离孤立出去，自生自灭，在那里生活的人也不属于中国人民。这说法竟荒诞到，划定民国疆域时要退缩到明代狭小的范围内，要是拿到现在，这纯属“汉奸”言论。所以革命党和立宪党吵起架来自然腰板不硬，处处理亏，绝不像后来史书上渲染的那般义正词严，信心百倍。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成功其实和革命党的“革命”论述到底是否合理没有太多关系，反而是其中那些过度情绪化的煽动反满言论，起着唤醒暴力神经的作用。
　　后来孙中山也感觉到了必须给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别是一触及疆域整合这类敏感话题，就特别需要兼容立宪派的说法，否则革命党会被彻底孤立，甚至成为历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还受美国流行的“民族自觉”思潮的影响，后来又觉不妥，于是改口，就这样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是维系道德教化的枢纽。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也无教会与皇家争权夺利的纷争嚣嚷。中国的“教”并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润养育，中国的“政教关系”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运行。这点与西方教权老是和皇权较劲打架、互争地盘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员主要靠科举制度的选拔，管理人才被一层层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点。所以考试只是科举的一个形式，研习八股文是个手段，不是科举制的核心内涵，科举制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才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照顾到各地区的名额均衡，有那么点代议制的味道，相对做到了地区公平，所以以往很多批判科举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人的智力上，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点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关键就是能通过科举制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层依赖宗族士绅播导教化。“皇位”就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
　　晚清“新政”时，舆论界一片骂倒科举制的呼声，好像无论立宪还是革命，科举都是个必须清除的障碍。结果，科举制一废，皇权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后诸事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赖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为皇权辩护，而是想反思它作为维系政教关系的符号作用到底有多大。换个角度说，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废除科举是最大的败着。科举既废，教化人才的配置系统随之崩解，学堂只训练技术人才，不训练教化人才。宗族教育本与科举相连，科举原有培养基层士绅之功，不参加科考，士绅制度自然瓦解，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助，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满脑子争权夺利的念头，晚清的管理系统就像缺胳膊少腿的伤鸟，再也无力腾飞。立宪人才的训练同样缺乏总体构思，全靠临时拼凑。科举进阶是有道德考量在里面的，一旦废除，立宪运动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凭关系门路，各显其能，于是贿选横行，政坛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骂民国初年政坛龌龊之事横行，比晚清还不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皇权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体制正统性崩毁，如一串玉珠滚散一地，无法收拾。一切试图恢复帝制的尝试自然是逆潮流而动，不得善终。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扬扬自得，自以为最有承继清朝大统的资格，其实他的汉人身份就不具有当年满人皇帝统合各族群的符号性。加上军事强人当道，政教体系瓦解，都无法使他顺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权威，他只能在一片谩骂声中郁郁而终。袁氏称帝在一个普通汉人士绅的眼里都是不齿的事情。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有一段描写，说他梦到袁世凯称帝，在山西崇修书院升堂，刘大鹏被迫随着身着朝服的官员拜舞，觉得羞耻至极，欲死不能，当袁氏秉笔书写他的名字准备封赠官职时，他猛然梦醒。刘大鹏赞成复辟，却主张宣统帝复位，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可见在一般汉人心目中，满人当皇帝仍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着对皇帝凝聚多民族符号作用的认可。可见，皇帝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