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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国翻译理论家Susan Bassnett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中提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现今的翻译也越来越多的将向文化翻译的方向靠拢。诗歌，作为文化翻译中最璀璨并最不容忽视的一种翻译题材被众多国外汉学家和国内翻译家所青睐。本文主要选取岑参的边塞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三个译本，即许渊冲、C. Gaunt和Witter Bynner的译本，在文化翻译的视角下，对其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讨论。文中将文化负载词分为三类（地名官名类、乐器兵器类和自然景物类）进行讨论，主要讨论在这些词的文化意义的传递上，四位译者所采用的策略。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边塞诗；文化负载词；翻译
一、引言
在汉文化的灿烂宝库中，唐诗一枝独秀，是汉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唐诗种类繁多，但以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构成的边塞诗派成为盛唐诗林中璀璨的明珠，与山水诗和田园诗齐名。其中岑参是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积极进取，热衷功名，屡怀而立之年当有作为的壮志”，“因此，为了建功立业，他嫉妒远赴西北边陲，亲身体验了边塞生活的坚信与异域的民俗风情”。（石观海，2013：201）正因他的这些经历，使得他的边塞诗情感豪迈、比喻奇警、想象奇特。“他边塞诗里漫天风石的戈壁、千树梨花的白雪、沉重不翻的红旗、沸浪炎波的热海以鲜丽奇诡的色彩使这一传统主题有了新的活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作。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涉及到了很多具有文化意义的词，“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6：232）它们被统称为文化负载词。“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概括了五种文化因素：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Nida， 2004：91）而这首诗中的文化负载词包括了其中三种，在下文中，笔者将其分为了地名官名类、乐器兵器类和自然景物类三部分，分别对应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和生态文化。这些词汇的英译对整首诗的译文的成败至关重要。
Susan Bassnett认为不应该将翻译视为一个简单的语言活动，它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Bassnett，2004：25）它包含四项内容：翻译不应只依赖于文本，而应将文化也视为一个翻译单位；翻译不是简单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它是一种交流；翻译不应被视为源语的描述，而应视为对目标语文化的功能对等；翻译根据不同的需求应有不同的准则和不同时期的标准。（Bassnett，1990：4）本文主要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对许渊冲、C. Gaunt和Witter Bynner的三个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究对于这种词的不同的翻译策略。
二、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社会文化负载词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礼仪方式以及称谓习惯等方面的词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涉及到社会文化方向的词有“武判官”、“都护”和“轮台”。对于“武判官”，葛兆光先生給出的解释是“不详”（2007：157），而华满元先生给出的注释是“一种官职，唐代节度使等朝廷派出的持节大使，可委任幕僚协助判处公事”（2014：326）。C. Gaunt将其译为“Wu P’an-kuan”，Witter Bynner译为“Field-clerk Wu”，许渊冲先生将其译为“Secretary Wu”。在这三个译本中，C. Gaunt主要是采用拼音的方式，而后两者则都采用官名+姓氏的方式。在葛兆光先生的注释下，直接采用拼音的方式是可取的，而官名+姓氏的方式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方读者更好的传达出这一官职的意义，能让读者更清晰的明白武式的身份。
“都护”指镇守边镇的长官，只有许渊冲先生将其翻译成了“commissioner”，C.Gaunt并未翻出这一官职，Witter Bynner也只是将其模糊为“the men”。“轮台”是地名，今指新疆米泉，对于这个词的翻译，C.Gaunt将它和后面的东门合译为“Eastern Gate”， Witter Bynner和许渊冲先生都翻译为“Wheel Tower”。对于地名和官名的翻译，译者通常采用的是拼音音译法，同时也会采用在名字前加入官职或者音译加意译的方式，目的都是为了让目标语读者对这些地名和官名做更多的了解。
三、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包括衣食住行、日常用品、生产工具等方面的词汇。这一类型的文化负载词在该诗中主要以兵器和乐器的形式出现。边塞诗中兵器是为了衬托出将士的英勇，而乐器通常都是为了烘托出一种或悲凉或雄浑的气势。该诗中唯一出现的兵器是“角弓”，指两端用兽角装饰的硬弓。C.Gaunt在此句的理解上并不准确，也并未译出这一词，Witter Bynner译为“bows”，许渊冲先生译为“rigid bow”，相对而言，许渊冲先生更明了的表现出了“角弓”的特质，并体现出“将军角弓不得控”的含义。
“胡琴琵琶与羌笛”都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乐器，三位译者分别将其译为“lute， guiter， and sweet flute”，“lutes， guitars， harps”和“Tartar lutes， pipas and pipes”。这三者皆有可取之处，胡琴的“胡”字突出了这种乐器的民族性，因此许渊冲先生的“Tartar lutes”更为合适。而对于琵琶，前两者译为“guiter”，取吉他之意，未免有点不妥，许渊冲先生则直接采用拼音的方式译出，在传递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点更可取。“羌笛”的选择上，Witter Bynner采用“harps”意为竖琴则有不妥，因竖琴为弹弦乐器，而羌笛则是一种管乐器，二者并不是非常相似。
四、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生态文化负载词包括自然环境、地域特征、动物植物、气候状况等方面的词汇。边塞诗中常借用景物描写来烘托大漠风光和战事气氛，岑参在这些词的运用和描写上更是技巧高超，这里主要对“白草”和“胡天”的翻译进行讨论。 白草又名芨芨草，生于戈壁滩沙漠中。三位译者的翻译分别为“grass sere”，“white grasses”和“pallid grasses”。“北风卷地白草折”这句话中的白草折主要是表现北风的寒烈和边疆环境的荒凉，在这层意义上，C.Gaunt和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更能体现出这层意味，而“white”这个词就相对有点单薄。
胡天指塞北的天空，这个词一个是体现出地点，即胡地，另一个与北风相对，体现出大漠的荒凉之感。三位译者的翻译分别为“sky”，“Tartar sky”和“Tartar sky”。在这一词的选择上，Witter Bynner和许渊冲先生都选择了“Tartar”来表现出“胡”字的意味，让读者更明确的了解这首诗写作的地点和大漠荒凉之感。
五、结语
Susan Bassnett认为“在文学翻译领域，翻译研究中投入更多的时间探讨诗歌翻译问题，而不是其他的文学体裁”。（Bassnett，2004：83）诗歌翻译除了本身的文学价值和音韵价值，其中所含有文化价值也非常值得关注，文化负载词在这一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边塞诗以其气势磅礴之式和离愁别绪之感向读者传达着边疆将士金戈铁马的豪壮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边塞诗中特有的官名地名、兵器乐器和自然景物的词描写对整首诗的氛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带有中国文化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一方面向读者传达中国边塞诗中的文化，一方面让读者更好的了解边塞诗所体现出的意境和精神。
在官名地名的翻译上，三位译者主要采用的是音译、官名+姓氏或音译+意译的方式；在兵器乐器的翻译上，C. Gaunt和Witter Bynner主要偏向于归化，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译成西方读者能接受并熟知的词，而许渊冲先生则更偏向于异化，这样的译本更能体现出边塞诗的异域风情，有助于文化的传递；在自然景物的翻译上，译文主要是表现文化负载词所体现的意境，以及对整首诗意境的传达，因此，三位译者都是在对原词和原文理解的基础上，对其意象进行保留翻译，这样的译文既不失原词意思，又传达了原文意境。
参考文献：
[1] Nida，Eug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Bassnett，S.（2004）.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 Bassnett，S & Lefevere，A.（1 990）.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York：Pinter Publishers.
[4]石观海. 中国文学简史[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5]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6]葛兆光. 唐诗选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7]華满元， 华先发. 汉诗英译名篇选读[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汉英对照[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关键词：文化翻译观；边塞诗；文化负载词；翻译
一、引言
在汉文化的灿烂宝库中，唐诗一枝独秀，是汉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唐诗种类繁多，但以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构成的边塞诗派成为盛唐诗林中璀璨的明珠，与山水诗和田园诗齐名。其中岑参是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他“一生积极进取，热衷功名，屡怀而立之年当有作为的壮志”，“因此，为了建功立业，他嫉妒远赴西北边陲，亲身体验了边塞生活的坚信与异域的民俗风情”。（石观海，2013：201）正因他的这些经历，使得他的边塞诗情感豪迈、比喻奇警、想象奇特。“他边塞诗里漫天风石的戈壁、千树梨花的白雪、沉重不翻的红旗、沸浪炎波的热海以鲜丽奇诡的色彩使这一传统主题有了新的活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作。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涉及到了很多具有文化意义的词，“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6：232）它们被统称为文化负载词。“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概括了五种文化因素：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Nida， 2004：91）而这首诗中的文化负载词包括了其中三种，在下文中，笔者将其分为了地名官名类、乐器兵器类和自然景物类三部分，分别对应社会文化、物质文化和生态文化。这些词汇的英译对整首诗的译文的成败至关重要。
Susan Bassnett认为不应该将翻译视为一个简单的语言活动，它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Bassnett，2004：25）它包含四项内容：翻译不应只依赖于文本，而应将文化也视为一个翻译单位；翻译不是简单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它是一种交流；翻译不应被视为源语的描述，而应视为对目标语文化的功能对等；翻译根据不同的需求应有不同的准则和不同时期的标准。（Bassnett，1990：4）本文主要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对许渊冲、C. Gaunt和Witter Bynner的三个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究对于这种词的不同的翻译策略。
二、社会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社会文化负载词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礼仪方式以及称谓习惯等方面的词汇。《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涉及到社会文化方向的词有“武判官”、“都护”和“轮台”。对于“武判官”，葛兆光先生給出的解释是“不详”（2007：157），而华满元先生给出的注释是“一种官职，唐代节度使等朝廷派出的持节大使，可委任幕僚协助判处公事”（2014：326）。C. Gaunt将其译为“Wu P’an-kuan”，Witter Bynner译为“Field-clerk Wu”，许渊冲先生将其译为“Secretary Wu”。在这三个译本中，C. Gaunt主要是采用拼音的方式，而后两者则都采用官名+姓氏的方式。在葛兆光先生的注释下，直接采用拼音的方式是可取的，而官名+姓氏的方式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方读者更好的传达出这一官职的意义，能让读者更清晰的明白武式的身份。
“都护”指镇守边镇的长官，只有许渊冲先生将其翻译成了“commissioner”，C.Gaunt并未翻出这一官职，Witter Bynner也只是将其模糊为“the men”。“轮台”是地名，今指新疆米泉，对于这个词的翻译，C.Gaunt将它和后面的东门合译为“Eastern Gate”， Witter Bynner和许渊冲先生都翻译为“Wheel Tower”。对于地名和官名的翻译，译者通常采用的是拼音音译法，同时也会采用在名字前加入官职或者音译加意译的方式，目的都是为了让目标语读者对这些地名和官名做更多的了解。
三、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包括衣食住行、日常用品、生产工具等方面的词汇。这一类型的文化负载词在该诗中主要以兵器和乐器的形式出现。边塞诗中兵器是为了衬托出将士的英勇，而乐器通常都是为了烘托出一种或悲凉或雄浑的气势。该诗中唯一出现的兵器是“角弓”，指两端用兽角装饰的硬弓。C.Gaunt在此句的理解上并不准确，也并未译出这一词，Witter Bynner译为“bows”，许渊冲先生译为“rigid bow”，相对而言，许渊冲先生更明了的表现出了“角弓”的特质，并体现出“将军角弓不得控”的含义。
“胡琴琵琶与羌笛”都是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乐器，三位译者分别将其译为“lute， guiter， and sweet flute”，“lutes， guitars， harps”和“Tartar lutes， pipas and pipes”。这三者皆有可取之处，胡琴的“胡”字突出了这种乐器的民族性，因此许渊冲先生的“Tartar lutes”更为合适。而对于琵琶，前两者译为“guiter”，取吉他之意，未免有点不妥，许渊冲先生则直接采用拼音的方式译出，在传递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点更可取。“羌笛”的选择上，Witter Bynner采用“harps”意为竖琴则有不妥，因竖琴为弹弦乐器，而羌笛则是一种管乐器，二者并不是非常相似。
四、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生态文化负载词包括自然环境、地域特征、动物植物、气候状况等方面的词汇。边塞诗中常借用景物描写来烘托大漠风光和战事气氛，岑参在这些词的运用和描写上更是技巧高超，这里主要对“白草”和“胡天”的翻译进行讨论。 白草又名芨芨草，生于戈壁滩沙漠中。三位译者的翻译分别为“grass sere”，“white grasses”和“pallid grasses”。“北风卷地白草折”这句话中的白草折主要是表现北风的寒烈和边疆环境的荒凉，在这层意义上，C.Gaunt和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更能体现出这层意味，而“white”这个词就相对有点单薄。
胡天指塞北的天空，这个词一个是体现出地点，即胡地，另一个与北风相对，体现出大漠的荒凉之感。三位译者的翻译分别为“sky”，“Tartar sky”和“Tartar sky”。在这一词的选择上，Witter Bynner和许渊冲先生都选择了“Tartar”来表现出“胡”字的意味，让读者更明确的了解这首诗写作的地点和大漠荒凉之感。
五、结语
Susan Bassnett认为“在文学翻译领域，翻译研究中投入更多的时间探讨诗歌翻译问题，而不是其他的文学体裁”。（Bassnett，2004：83）诗歌翻译除了本身的文学价值和音韵价值，其中所含有文化价值也非常值得关注，文化负载词在这一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边塞诗以其气势磅礴之式和离愁别绪之感向读者传达着边疆将士金戈铁马的豪壮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边塞诗中特有的官名地名、兵器乐器和自然景物的词描写对整首诗的氛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带有中国文化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一方面向读者传达中国边塞诗中的文化，一方面让读者更好的了解边塞诗所体现出的意境和精神。
在官名地名的翻译上，三位译者主要采用的是音译、官名+姓氏或音译+意译的方式；在兵器乐器的翻译上，C. Gaunt和Witter Bynner主要偏向于归化，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译成西方读者能接受并熟知的词，而许渊冲先生则更偏向于异化，这样的译本更能体现出边塞诗的异域风情，有助于文化的传递；在自然景物的翻译上，译文主要是表现文化负载词所体现的意境，以及对整首诗意境的传达，因此，三位译者都是在对原词和原文理解的基础上，对其意象进行保留翻译，这样的译文既不失原词意思，又传达了原文意境。
参考文献：
[1] Nida，Eug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Bassnett，S.（2004）.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 Bassnett，S & Lefevere，A.（1 990）.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York：Pinter Publishers.
[4]石观海. 中国文学简史[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5]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6]葛兆光. 唐诗选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7]華满元， 华先发. 汉诗英译名篇选读[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8]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汉英对照[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