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突然就想起了自己的高考故事。
　　我当年就读的是一所还不错的高中，但我成绩平平。上海的高考实行“3+1”政策，在语数外三门主课之外，再从文理各三个科目中任选一门作为考试项目。学校会在高三的时候将选择同样科目的学生集中起来重新分班，进行统一教学。
　　到了高二选科的时候，由于文不成理不就，我再三纠结之下最终选择了最有把握的一门：生物。我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选择会让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此纠结。
　　在我高考的那一年，我們的高中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但自建校以来，就从未开过生物和地理这两个高考班。那一年已经是历年来报名生物班人数最多的了，可统计下来，也就十多个。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数字，单开班人数不足，插入别的班级又难以管理。这种尴尬让我们十几个原本不怎么熟悉的学生显得亲近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学校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让绝大多数人改变了初衷，在我第二次回绝班主任的苦口婆心劝说之后不久，发觉除了我之外，其他所有的“战友”都叛变了！
　　我仰天长叹，决定在注定要到来的第三次谈判中稍稍再坚持一下以证明自己的气节，然后无奈妥协，改选历史好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或许由于之前的表态过于顽固，我等来的居然不是班主任，而是校长。
　　在校长室里，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居然同时出席了，说了一大堆诸如选修生物的人如何少、师资力量如何贫瘠、高考时如何困难之类的话，并且把这样的情况渲染为整个上海市背景。
　　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的父亲就是高中教师，且学校里就有生物班，各大高中的生物选修情况在家里早已不知道分析了多少遍。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涌上来的一股气力，极为冷静地开场道“据我所知不是这样的”，然后把自己了解的数据背得一丝不落。说完之后，只剩下对面三位相对无言。
　　后来在大学里跟一个朋友说起这段往事，她几乎把我当作反抗权威的典型来膜拜，我自己也颇为得意。可是在那天，我刚回座位就再无法伪装，趴在桌上泪流满面。我知道，我已经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去了。
　　下课回到家，学校已经跟家里通过电话，晚上又是一场家庭战争。妈妈各种分析规劝，老爸坐在一边几乎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让我“压力山大”。
　　三个人几乎聊了一整晚，最后，老爸终于开腔，问我是不是真的决定死不悔改了。我说是，接着他留下一段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好，我们支持你，尽一切可能给你创造条件，但你要记得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无论有什么后果，你自己承担。即使日后发觉这个决定错了，你也得给我错到底！”
　　第二天，老爸请了假，到我的学校去跟学校谈判。刚开始是谈，据说后来话不投机就拍着桌子吼了一架。我目瞪口呆地得知，原来老爸跟副校长是同学，只不过他从未提起罢了。
　　总之，我的高考选科就这么被确定下来，可对于我来说，高三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老师的选择就是个大难题。学校里有两位生物老师，比较资深的那位明确表示不愿意接收我这个“烫手山芋”，而另一位由于经验不足非常缺乏信心，好说歹说之下，她终于同意试试看。
　　只有一个学生当然不可能单开班，我被转到物理班。别的科目都一样，只是每当其他学生上物理课的时候，如果我的生物老师有空，我就单独去她的办公室进行一对一课程，如果没空，我就留在教室里自习。
　　在这里必须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或许正是由于她完全没有高三教学的经验，才加倍地努力备课，不仅是高中所有的知识点，甚至连初中的课程她都给我认认真真梳理了一遍，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那一年里，一直支撑着我的可能就是那句“错了也要错到底”吧，非常单纯地，我只是不想成为一个笑料。
　　我最终的高考成绩跟我平时的表现一样平平无奇，唯有那门生物，考得尤其好。很搞笑的是，由于只有我一个考生物，导致我校的生物最高分、平均分和最低分都是一致的。那一年我们学校的生物平均分在整个上海市排名第一。
　　后来，我进入了一所普通的本科院校，又修了四年的生物。在母校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回去探望我的生物老师，她已经是专门辅导高三生物班的年级组长。我们谈及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此时正巧有几个她班上的学生进来，她连忙指着我说：“呐呐，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起过的那个学姐，我们学校第一个选修生物的学生。在她成功之后，我们学校才开了生物班呐！”那些学生们瞬间一致投过来的眼神，让我有些羞涩。
　　如今回想起来，在那一年，我所得到的，并非叛逆的快感，而是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的能力，以及为之奋斗的信心和勇气，那才是我一生的财富。
　　（秋水长天摘自《好奇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