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细胞，你不要太嚣张！”每次妻子闫宏微自言自语时，吴载斌的笑容里总有些许苦涩。从2016年确诊乳腺癌至今，国内所有可用的化疗药物都已用尽，闫宏微的病情却并无好转。女儿才3岁，闫宏微不甘心，吴载斌更无法释怀。抱着向死而生的想法，他们踏上了艰难的赴美求医之路。
　　哪怕坠入癌症暗夜，也总有人在苦苦寻求微光。以下是吴载斌记录的这一路的点滴——

校园恋情童话：该死的病魔来搅局

　　那是社工学院十周年的晚会，作为FREEDOM街舞社团的成员，我和同伴被邀请来表演街舞。
　　晚会开始前，一个穿梭在人群中的女生吸引了我的注意。她语气温柔，冲我伸出手道：“你好，我叫闫宏微，是社工学院的大二学生。你也可以叫我微微。”跟我交代完节目流程后，她又马不停蹄赶去协调其他社团。一个小女生竟然组织起整台晚会，还把所有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不禁心生佩服。
　　这，就是我和微微爱情开始的地方。
　　我叫吴载斌，1986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2004年我考上南京理工大学，并加入了学校的街舞社团“FREEDOM”。然后，就遇上了这场晚会。
　　闫宏微，这个名字一直在我脑海翻滚，我心中冒出个念头：那不如认识一下吧。我走到她面前，“焦急”地向她求救，谎称找不到手机了，请她给我的手机打个电话。“好呀，你赶快找找。”她毫不迟疑地拨通了电话……就这样，我成功“要”到了她的号码。
　　此后，我跟微微渐渐熟识，了解到她比我大一岁，出生在山西省晋中市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她多才多艺，是学校电视台的主持人。
　　那年的平安夜晚会后，表演完节目的我兴奋不已。那天温度很低，与微微并肩走在回宿舍路上，她不停地搓着手哈气。看着她有些红肿的手指，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手覆在她的手上。微微没有闪躲。我们走了一条街，遇见人群时才把手松开。
　　就这样，我和微微认定了彼此。
　　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两个穷学生最爱“穷游”。记得那次去黄山旅游，住在山顶最便宜的“大通铺”里，我们畅快地和天南海北的人聊着天，最后在大家的呼噜声中入睡。第二天清早，我们顶着黑眼圈，坐在山顶沐浴着黄山的日出，大呼“爽哉”。
　　2008年，我大学毕业，进入台积电有限公司任工程师，微微留校硕博连读。2012年，她博士毕业，应聘成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老师。
　　2012年12月12日，我们领证结婚。婚礼过后，微微发了条微博：“吴先森，人海中能够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于我，又何尝不是。
　　2014年，经过打拼，我们在上海按揭买房。当年12月12日，微微生下了女儿。为取名，我们翻烂了字典，后来，微微的奇思妙想打动了我，她提议将我俩的姓贯穿到名字里。最终，女儿取名叫做吴思妍（音同“闫”）。
　　校园爱情修成正果，怕是神仙也要羡慕几分。可正当我坐拥幸福时，厄运却突如其来——
　　2016年年底的一天，海外出差的我接到微微的来电。电话里，她语气慌张，还带着哭腔：“老吳，我的胸部有一处肿块，医生说情况不太妙……”
　　二话不说，我立刻飞回上海，陪着微微前往松江第一人民医院。经过检查，医生告诉我，微微查出患有三阴性乳腺癌，而且是三期。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做梦！掐了掐自己的胳膊，生疼。那一刻，我眼前一黑。可是，我不能倒。

誓死一搏的决绝：孤胆赴美求医之路

　　很快，我把微微转到上海红房子医院。第一天化疗，微微就服用了55颗地塞米松，吊了14个小时的盐水。此后的每一天，都像渡劫。
　　病房里的微微疲惫而脆弱，她在朋友圈却是另外一番模样：“我已经调整好了状态，连心情也是棒棒哒。回家过年，年后再战！”
　　一周一次化疗，42天一次复查。微微将她的“小强”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脱发、恶心、腹泻，一切生理上的痛苦，都没有影响到她的斗志。
　　唯一让她稍感沮丧的是，每次化疗后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化疗失败，意味着要更换方案。那段时间，我整天都在网上查阅资料，寻找方案。
　　化疗期间，微微用到一种叫“环磷酰胺”的化疗药品，它是红色的，被微微称作“小红”，每次注射时她都呕吐得不行。于是，在注射其他药物时，她总会云淡风轻地安慰我：“‘小红’我都扛过来了！这些都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种药品叫做升白针，微微叫它“小白”，用于提高体内白细胞的数量。有一次，她打“小白”的剂量比较大，晚上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我多希望能代替她去承受这种痛苦，可我除了一遍遍地搓搓她的身体，紧握着她的手外，其余无能为力。
　　一年中的52个星期，微微有36个星期都在化疗。即便如此，微微的肿瘤不仅没缩小一分，还转移到了肺部。她大大咧咧地冲癌细胞“喊话”：“臭家伙，你要是聪明，就别长太快，我要是死了，你不也死了么？还不如咱们友好共存呢！”可这些癌细胞是笨蛋，它们明显没有听进去。微微持续地脱发，呕吐，肤色变黑，指甲也腐烂脱落。她依然乐观：“我打了这么多化疗药，血管都打没了，不愧是我的癌细胞，真牛！”
　　渐渐地，微微的身材变得臃肿，我打趣她是“发福的段子手”。一次，我为微微做了鸡腿，她一口气连吃三个，还假装“害羞”地表示：“其实我还可以吃第四个呢，怕吓到你！”过后，她还专门发了条朋友圈：“吃完三个大鸡腿还有一碗海参粥，元气满满，可以省下一万六的升白针啦。” 　　有时在网上看到帖子，说吃哪种水果可以抗癌，我会马上买来。无数的偏方中药，微微也尝试了许多次。我和微微就像准备清考的学渣，在生命这张考卷上不放弃一丝可以及格的机会。
　　而自从微微生病后，小思妍仿佛一夜长大。过去，她最爱黏微微身上。微微生病后，思妍会主动摇着手，奶声奶气道：“妈妈，妍妍不用你抱。”她还总拿着玩具“听诊器”给微微看病，问“妈妈的病能好吗”，微微认真地回答她：“肯定能。”
　　几年化疗下来，随着肿瘤边化疗边进展，微微的化疗药很快从一线进展到三线。铂类、紫衫、三滨、蒽环全都用遍，她的病依然没有好转。最严峻的问题出现了：对于她，国内已经无药可医。
　　这条路，该怎样走下去？望着微微眼中些许的茫然，我咬牙决定：“咱们去国外试试！”微微摇头，担心人财两空。我拥住她说：“没有了你，有再多钱又有多少意义呢？”微微红了眼圈。
　　2018年的大雪过后，我们决定赴美就医，并报名参加了美国安德森医院的临床试验。此时，微微的癌细胞产生了变异。这意味着，哪怕我们筹到钱，也会因为不符合标准而无法参与试验。
　　微微问我还去不去，我斩钉截铁回答：“去！”随后，我们东挪西凑，筹到了2.4万美元，希望可以去安德森医院至少拿到一个治疗方案。
　　办理签证前，病友提醒我们，说为了防止移民倾向，签证官可能会问一些刁钻的问题。微微用心准备了各种预案，我打包票道：“放心吧，到时签证官看到我，肯定直接一个章摁下去，通过！”微微大笑：“少年，你的自信从何而来？”所幸，我们遇到的签证官很nice（友好），爽快放行。我吹爆我的魅力指数，微微笑着看我，有如初恋。前往美国前，在微微的坚持下，我们带着女儿去了趟派出所。微微要给女儿改名字。在她看来，重病面前，女儿的名字寓意不太好。她说，她要好好活下去，不让我思念她。最后，女儿改名叫做吴怡臻。微微自我解嘲道：“我一个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竟也会信这个！”我又好笑又微酸。
　　臻臻知道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担心地问微微：“妈妈，你回来还能找到家吗？”微微拍胸脯说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大人啊，我认识路，特别是回家的路。”说完，母女俩拉了拉钩。
　　2018年12月22日，我们飞到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这里环境格外舒适，就像酒店一样。与之相匹的则是高昂的医药费：一次体检要2000多美元，一个小时问诊要花掉649美元。
　　我们竭尽全力省下每一分钱，租的是最简陋的出租房，出门能坐公交绝不打车。去超市购买食物，必须反复计算选择最优惠的食材。那时，医院附近经常举办讲座，主办方会为听众提供免费午餐。我和微微经常跑去听讲座，嗯，其实是去蹭饭。
　　尽管如此，没有美国医保的我们经济压力依然很大。有次，我和微微就因为8美分吵了起来。
　　那天，我们在医院食堂吃饭。我想为微微打一杯8美分的饮料，微微却不愿意，要去外面接免费的饮用水。我让她不要那么省，她言之凿凿道：“在美国哪里不用花钱？能省则省，有钱在手才是硬道理。”这话一说，气得我差点要绝食抗议，但又感到无奈。可这条路，我们必须要走下去。
　　到美国第17天，微微需要进行一次肺部穿刺手术时，医院提醒我们，账户余额不足。
　　艰难而困窘的日子还在继续。但我始终告诉微微：“你來这边只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把病治好。”后来，我忽然想到，如果我申请到美国硕士研究生，以留学生的资格，就可以购买保险了，这个保险也能覆盖到微微身上。于是，在照顾微微的空闲时刻，我开始疯狂刷题，像是回到学生时代。
　　待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会诊的机会。好消息是，安德森的医生认为微微得的可能不是典型的三阴性乳腺癌，因为其他同类型患者进行到这个阶段，情况都非常的不妙，而微微的状态仍处于良好。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的星星之火。
　　2018年12月14日晚上，微微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说想听歌。我想了想，放出一首《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闭上眼，我们似乎真的回到了过去。在南理工的校园里，我们牵手走遍大街小巷;在上海的小屋中，我们和臻臻欢笑打闹，我们还一起度过了好多个“双十二”，那不是淘宝购物节，那是我们牵手的日子、结婚的日子，也是臻臻诞生的日子。

人间世的美丽与遗憾：此生永不说再见

　　原本我们一直憧憬着等我申请到研究生，把臻臻带来美国团聚。可时不等人，微微病情进展迅速。
　　一次血常规检查，一次肺部穿刺手术费用，见了两次主治医生，2.4万美元全部花完。一再超出意料的预算后，加上医生建议微微应该把剩余的时间多花在孩子身上，我们决定回国。
　　回国前一天，我们收到安德森主治医生的邮件，称穿刺报告显示，微微的肺部转移灶雌激素受体呈阳性，这意味着微微肺部的癌细胞可能发生了变化，可以采用内分泌疗法。
　　命运似乎打开了一扇窗，我们马不停蹄地回沪。可在复旦肿瘤附属医院，主治医生做了FESPET检查后，经过一再会诊，最终考虑是安德森的检查结果可能有误，而微微的病灶已经扩大。
　　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听从美国医生的建议，采用内分泌治疗法，去香港或外国购买靶向治疗药;第二条，继续留在肿瘤医院治疗。
　　两条路不一定能走通，但我决定两条路都要走一走。于是，我们先采用美国医生的治疗方案，去香港购买了靶向药帕博西尼。一盒帕博西尼，21粒，大约3万人民币。可以说是比金子还贵。
　　因为服用靶向药，不用再去医院化疗。每天清晨，微微会和邻居们一起在广场练操，有时间就散散步。更重要的是，可以陪在我和臻臻身边。 　　服用靶向药后的第二个月，血液检查显示，结果还不错。我们激动地相拥而泣。然而一周后，CT结果出来，显示最大和第二大病灶已扩大，转移灶非常多。这意味着：靶向治疗失败了。
　　后来，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又去美国治疗了半个月。在那里，微微肺部和肝脏的肿瘤都控制得不错。我们本以为这场持久战可以接着打下去，孰料年底的一次检查却发现，微微的癌细胞发生了脑转移。
　　2019年新年，我们一家人陪着微微在医院度过。臻臻听说妈妈看到锦鲤就会好起来，天天画小鱼，还表示要给妈妈的好朋友（病友）都送一只。
　　2月5日这天，臻臻学了一个新成语：破釜沉舟。她好奇地问，这是个好成语还是坏的？我说是好成语，是一定要，就要的意思。臻臻想了想说：
　　“那就是妈妈要破釜沉舟的病好起来啦！”我和微微对视，嘴角微微一翘，想笑，又那么想哭。
　　之后，肿瘤转移到脑部。微微的状态越来越差。在最后的时光里，微微给家人各留了一封信。其中她写道，她的人生虽然短暂，但是却精彩而圆满，希望来生还能一起走。而我也想说，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我真的希望，下辈子还能相遇。
　　2019年3月18日，微微离开了我们。
　　微微走后，我常梦见她。有时看到家里摆着的小凳子、窗台前的牙刷杯，我总不由地想起她。
　　我开始学着和面、擀面、煮面，做一份小臻臻能吃得惯的饭，是目前的首要任务。一个不靠谱的爸爸，和一个调皮的宝宝，我想起了《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一些画面。不过，我要给臻臻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会成为她今生的依靠。
　　臻臻以为妈妈还待在医院，很认真地照顾着她的小金鱼们。这让我不禁想到有一回，一条小鱼濒临死亡时，臻臻也像照顾妈妈一样，要给小鱼听诊器治疗。后来小鱼死了，我们一起埋葬了它。
　　我认真地告诉臻臻：“死掉了就是这样子，再也不能动了。它会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们不能再打扰她，也要更努力地珍惜生命。”
　　微微走后，我把她的照片挂在墙上，告诉自己：微微去了另一个平行世界，那里没有疾病，如同曾经的我们，一定会很幸福。
　　万物皆有缝隙，那是光照進来的地方。回想陪微微抗癌的这一路，我从不后悔。至少我们勇敢过，努力过，也从不曾说过再见。因为，她永远在我心里。因为，来生一定会再见。
　　编辑/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