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李建军以宏观与微观的多重视角,从自我的小说阅读与批评经验出发,探讨了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宏观修辞(视点与控制)、微观修辞(反讽与象征)、小说修辞效果及小说修辞病象分析等技术性分析,体现了修辞理论建构体系的本土革命性实践.他在《小说修辞研究》中不仅强调了修辞内在的和谐性、审美原则及联动,传达了修辞对精神意义的承担与创造,而且探索了抵达哲学之美境界的路径.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建军以宏观与微观的多重视角,从自我的小说阅读与批评经验出发,探讨了小说修辞的主体关系、宏观修辞(视点与控制)、微观修辞(反讽与象征)、小说修辞效果及小说修辞病象分析等技术性分析,体现了修辞理论建构体系的本土革命性实践.他在《小说修辞研究》中不仅强调了修辞内在的和谐性、审美原则及联动,传达了修辞对精神意义的承担与创造,而且探索了抵达哲学之美境界的路径.
其他文献
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的"情感说"曾有力地推动欧洲审美趣味的转向,其观点值得梳理与阐明.20世纪初期,弗莱汲取并修正托尔斯泰的"情感论",提出"艺术是情感交流的手段,以情感本身为目的"的定义.他阐明"情感说"美学意义上的四大突破,提出"以情为目的"的表现原则和"技法与元素——构图——情感"表意途径,其观念基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与中国诗学的"情志说"和立象尽意的表现原则相通.其"情感说"的价值在于:彰显艺术的情感性与表现性本质,阐明其传统性、原创性、突破性和形式性,实现从印象主义到后印象主义的审美趣味转向
《岷县百名花儿歌手调查实录》是近年花儿研究的新突破,该书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没有进入非遗保护名录的百余名歌手,以口述实录的方法,比较全面地记录了花儿之于边缘群体生活、心理情感等影响和意义,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百余名歌手是岷县花儿历史发展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花儿历史文化记忆的承载者,不应该忽视对他们的关注和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将花儿的传承保护还原到具有整体性的原生态文化空间中,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场景还原”是把原初花儿演唱的场景,根据当地习俗、伦理等方面的要求,做出的推导,也就是一种模拟性的还原.本文试图从这还原的场景中去探讨花儿的起源、场景花儿与庙会花儿之间的关系、花儿对社会伦理与秩序的冲击、花儿各种令之间的关系等诸问题.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视角的转换,去探索花儿这种民间文化现象中一些尚未触碰的问题,或者对早已有的结论换一个角度去做审视.
宋人蔡居厚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可见,宋初白居易诗歌对诗坛影响之巨.宋初白体诗人王禹偁,其诗风既有宋初白体悠游闲适,平易清丽的共性,也有潇洒散淡,纵横沉郁甚至苍凉厚重的个人特质;在诗歌创作方式方法与技巧上,王禹偁既有宋初白体诗人喜酬唱,擅近体,求平易,不讲究技巧的一面,但他以自己坎坷的经历与独特的诗才,在上述方面又极大开拓了宋初白体诗的创作技法.这不仅使王禹偁成为宋初白体诗创作的集大成者,也让他成为引领宋代诗坛走向的重要旗手,并为宋诗健康发展增加了艺术积淀.
松鸣岩花儿是民族融合背景下,多民族民歌融合的产物.羌族民歌是其母体,古鲜卑人民歌、匈奴人民歌、吐蕃人民歌和蒙古族民歌都给它注入了新鲜血液,最终形成了既有忧伤凄婉之风,又有欢快明朗之调的多民族民间音乐艺术.
李建军多年从事文学批评实践,并形成了自有的理论谱系.其文学批评的斗争性与鲁迅的“蔷薇”精神一脉相承,但讲求文体形式的精美与批评本身的温暖表达又和帕乌斯托夫斯基有些类似.同时,他的批评思想的复杂性也有待于深入研究.他既信服经典的参照性,又质疑那些“症候性经典”.他既注重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伦理批评,又强调不能只以伦理为唯一评判标准.他既有独立于作品之外的理性思辨,又时常被文学精神所缚.李建军批评始终指向三大问题:一是经典体系的建构与传承,二是批评场域的良性运行,三是建构伟大作家的文格与品格.从批评内容、批评方
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相较于当代其他文学批评家,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文学批评标准上,坚持“肯定指向”.他通过对作品人物和作家态度的的肯定性指向的发现与揭示,来宣扬文学作品中有可能被转化成的积极力量和有可能被升华成真正人性的东西.二是坚持说真话的批评律令.李建军在与作家作品之间进行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和审美沟通都体现了可贵的求真精神.三是在文本细读上,肯下“笨”功夫.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用细节说话,其文学感受细腻而敏锐.四是批评语言雅驯蕴藉,既古典纯净,又优美灵动.因而,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呈
王梵志诗中有部分涉及死亡的诗句被解读为梵志诗“忧生乐死”思想的反映,学者多认为这是受现实苦难压迫而展现出的一种反常思维.作为“菩萨示化”的王梵志为引导众生脱离苦海,故以“念死”这样的激切之法为接引众生之方便,显示出一位“大修行人”的渡世之心和通达之智.以王梵志诗为依据,通过对王梵志佛教身份和地位的简要分析,从佛教本位的角度阐释其“忧生乐死观”产生的原因和劝世度人的根本目的.
莫言的近作《晚熟的人》是一部“回归”和“致敬”的作品.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莫言重新返回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方法上,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设置以及整体精神特征又颇具有鲁迅小说的影子,表现出和鲁迅超越时代的交叠性.但历经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方法深刻影响的莫言,又表现出和鲁迅的明显分殊,这种分殊在本质上并非由于小说表现时代的不同,也不是源于小说所诞生时代的差异,更多的是两个作家不同的审美趋向和对小说艺术的不同追求.
影像见证历史,同时,作为新时代共同体叙事的中国民族影视可以传承民族基因,塑造情感结构,重铸民族性格.以影视资源辅助教学,有利于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利用影像叙事可以促进专业优化,夯实课程体系,更好地实现文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