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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11日，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月度经济数据的日子。
“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写稿时就能收到CPI的具体数值。”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记者说。第二天，在他所供职的报纸上，预测的数据通常与官方数据仅有细微的差别。
像一张从讲台被传递至课堂的小纸条，到达记者们手中时已是教室的最后一排；那些活跃在市场一线的投资机构、券商，正是坐在前排的人。
直到2011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谴责提前泄露还在保密期的数据的行为。
然而，几乎没有人把盛来运的表态当真，因为他在去年，甚至包括他的前任李晓超，面对屡屡泄密的经济数据，均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但风暴确已来临。
数据反腐风暴
经济数据在公布前流传到市场上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市场投资者和统计部门。对此，2011年3月“兩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明确表示，数据提前泄露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行。
但是，市场并未解读国家统计局的警戒之语。6月初，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两名副处级工作人员被调查。
记者获知，接受调查的是国家统计局一名副局长的秘书孙振。至今仍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查询到孙振的个人信息：他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2007年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通过笔试、面试等程序，录取为公务员。尽管为副处级，但作为副局长秘书，孙振可以接触到诸多敏感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CPI数据等。
孙振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今年2月24日至25日陪同其上司在南宁考察规模以上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核查工作。此后不久即卷入调查。
诸多细节显示，孙振的落马并非平地起惊雷，其实相应的调查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启动。
不过，国家统计局只是宏观经济数据泄密的一个出口，此番深陷数据泄密而被查的，还有央行研究局宏观经济研究处的人士，其中之一是身为研究处副研究员的伍超明。
个人简历显示，伍超明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此后曾供职于央行金融研究所、央行研究局。他在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网站上的博客，最近一次更新已是2010年12月2日。
数据生产链
关键部委纷纷卷入，已将数据泄密事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接近调查机构的人士向记者透露，该案涉密很深，而与此关联的经济数据生产链条也引人注目。
以CPI数据为例，生产CPI数据的过程历经三个流程。
这三个流程由各省（区、市）调查总队完成，调查总队要在当地抽选调查市县和价格调查点。 而在这三个环节，数据不可能被泄露出去，因为最终的统计结果尚未生成。
知情人士透露，在数据公布之前一周左右，上一月度的CPI数据真正生成。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正是专门负责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分别由两位统计局副局长分管，双方统计数据齐全后，上报国家统计局局长。
此后，再经局长办公会讨论并最终确认当期的统计数据，随即上报国务院分管副总理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并抄送国家发改委。
经济数据从生成到发布，整个链条的内部周转时间比较长，有的数据大约间隔一周左右，有的两三天，容易出现泄密。
如此多的环节以及宽松的监管制度，使得宏观经济数据在发布前已成“公开的秘密”。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不排除私下交易的存在。不过花钱买信息的获益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靠关系网，一些是无意识在公开演讲或者作报告时泄露的。”
这位消息人士还透露，“有个公开秘密，在券商、债市交易员之间，经济数据可以小范围共享，通过MSN或者电子邮件等。”
数据获利者
实际上，一些国外机构提前拿到数据，但并不公布，而作为媒体的路透社是一个例外。
在近两年中，路透社曾七次精确“预侧”到中国CPI数据。这七次报道中，路透社均使用了“消息人士”“官方消息人士”“官员”或“一位关键部门的中国政府官员”等语言来显示其数据来源。而6月8日的CPI数据报道，首次使用“路透最新调查显示”的消息来源。
外资机构“精准的预测能力”同样令市场侧目。2007年5月下旬，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5月30日，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证实了这一传闻。
曾供职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国有投资机构不要与海外投行交手，“因为投行在某些方面比摩萨德还厉害，能拿到摩萨德拿不到的东西。”
此次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亦不乏外资机构的影子。接近办案人员的人士透露，此案泄密很深的原因之一，即有国外机构牵涉。
澳新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分析师透露，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相当敏感。尤其是CPI等经济数据，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据其介绍，投资者可以利用提前获得的数据，在与市场预期的差异间获利。“有些数据甚至来自海外，有时候通过邮件、短信，有时候通过博客或者与客户联络的内部信息系统。”
可资参考的市场现象是，当月宏观利好数据发布之时，股市反会下跌；宏观数据差了，股市反会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利空出尽”或者“利好出尽”，其实不是，而是投资者等消息明朗之时已经出局，等数据一出来，赚一笔提前撤退。
另外，在国外数据一发布就有公开的权威解读，政策和市场的方向就明朗了。而中国的数据出来，少有权威人士和机构公开解读，反倒成了“政策市”。
“数据可以告诉谁，告诉到哪一层面，把握什么度，没有严格的界定。其实对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来说，提前几天知道数据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什么利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但是对一些投行、券商，可以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提高首席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声誉和排名。这个与分析师的工资、待遇、地位相关联。” 摘自《畅谈》2011年第13期
“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写稿时就能收到CPI的具体数值。”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记者说。第二天，在他所供职的报纸上，预测的数据通常与官方数据仅有细微的差别。
像一张从讲台被传递至课堂的小纸条，到达记者们手中时已是教室的最后一排；那些活跃在市场一线的投资机构、券商，正是坐在前排的人。
直到2011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谴责提前泄露还在保密期的数据的行为。
然而，几乎没有人把盛来运的表态当真，因为他在去年，甚至包括他的前任李晓超，面对屡屡泄密的经济数据，均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但风暴确已来临。
数据反腐风暴
经济数据在公布前流传到市场上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市场投资者和统计部门。对此，2011年3月“兩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明确表示，数据提前泄露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行。
但是，市场并未解读国家统计局的警戒之语。6月初，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两名副处级工作人员被调查。
记者获知，接受调查的是国家统计局一名副局长的秘书孙振。至今仍可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查询到孙振的个人信息：他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2007年从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通过笔试、面试等程序，录取为公务员。尽管为副处级，但作为副局长秘书，孙振可以接触到诸多敏感数据，比如国内生产总值、CPI数据等。
孙振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今年2月24日至25日陪同其上司在南宁考察规模以上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核查工作。此后不久即卷入调查。
诸多细节显示，孙振的落马并非平地起惊雷，其实相应的调查在一年之前就已经启动。
不过，国家统计局只是宏观经济数据泄密的一个出口，此番深陷数据泄密而被查的，还有央行研究局宏观经济研究处的人士，其中之一是身为研究处副研究员的伍超明。
个人简历显示，伍超明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在北京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此后曾供职于央行金融研究所、央行研究局。他在央行主管的《中国金融》杂志网站上的博客，最近一次更新已是2010年12月2日。
数据生产链
关键部委纷纷卷入，已将数据泄密事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接近调查机构的人士向记者透露，该案涉密很深，而与此关联的经济数据生产链条也引人注目。
以CPI数据为例，生产CPI数据的过程历经三个流程。
这三个流程由各省（区、市）调查总队完成，调查总队要在当地抽选调查市县和价格调查点。 而在这三个环节，数据不可能被泄露出去，因为最终的统计结果尚未生成。
知情人士透露，在数据公布之前一周左右，上一月度的CPI数据真正生成。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正是专门负责每月发布的统计数据。国民经济核算司和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分别由两位统计局副局长分管，双方统计数据齐全后，上报国家统计局局长。
此后，再经局长办公会讨论并最终确认当期的统计数据，随即上报国务院分管副总理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并抄送国家发改委。
经济数据从生成到发布，整个链条的内部周转时间比较长，有的数据大约间隔一周左右，有的两三天，容易出现泄密。
如此多的环节以及宽松的监管制度，使得宏观经济数据在发布前已成“公开的秘密”。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不排除私下交易的存在。不过花钱买信息的获益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靠关系网，一些是无意识在公开演讲或者作报告时泄露的。”
这位消息人士还透露，“有个公开秘密，在券商、债市交易员之间，经济数据可以小范围共享，通过MSN或者电子邮件等。”
数据获利者
实际上，一些国外机构提前拿到数据，但并不公布，而作为媒体的路透社是一个例外。
在近两年中，路透社曾七次精确“预侧”到中国CPI数据。这七次报道中，路透社均使用了“消息人士”“官方消息人士”“官员”或“一位关键部门的中国政府官员”等语言来显示其数据来源。而6月8日的CPI数据报道，首次使用“路透最新调查显示”的消息来源。
外资机构“精准的预测能力”同样令市场侧目。2007年5月下旬，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由外国投资机构提前透露，精确到“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5月30日，财政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证实了这一传闻。
曾供职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国有投资机构不要与海外投行交手，“因为投行在某些方面比摩萨德还厉害，能拿到摩萨德拿不到的东西。”
此次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亦不乏外资机构的影子。接近办案人员的人士透露，此案泄密很深的原因之一，即有国外机构牵涉。
澳新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分析师透露，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相当敏感。尤其是CPI等经济数据，直接关系到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如果提前得到经济数据，就创造了一个投机性交易的机会。
据其介绍，投资者可以利用提前获得的数据，在与市场预期的差异间获利。“有些数据甚至来自海外，有时候通过邮件、短信，有时候通过博客或者与客户联络的内部信息系统。”
可资参考的市场现象是，当月宏观利好数据发布之时，股市反会下跌；宏观数据差了，股市反会上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利空出尽”或者“利好出尽”，其实不是，而是投资者等消息明朗之时已经出局，等数据一出来，赚一笔提前撤退。
另外，在国外数据一发布就有公开的权威解读，政策和市场的方向就明朗了。而中国的数据出来，少有权威人士和机构公开解读，反倒成了“政策市”。
“数据可以告诉谁，告诉到哪一层面，把握什么度，没有严格的界定。其实对我们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来说，提前几天知道数据没有多大意义，也没有什么利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说，“但是对一些投行、券商，可以提高公司市场占有率，提高首席经济学家或分析师的声誉和排名。这个与分析师的工资、待遇、地位相关联。” 摘自《畅谈》2011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