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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什么，“天”意味着什么？这几乎是贯穿于我们一生的疑问，而对于这一疑问的追寻几乎与人类文明史同步。
汤一介在他的《天》中的讲，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他生命的最初，他关于“天”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之类的上古传说。他同我们一样，也会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惊异于汉语语境中“天”和“老天爷”的密切关联，也会惊觉到“天”与个体生命与亘古时空的密切关联。所以，对于汤一介《天》的前四章我愿意将之概括为“日常经验”中的“天”；而其关于“哲学思考”中的“天”的探索，则发生于第五章以降。在“哲学思考”的部分，汤先生的探索以“天”为主线，不断扯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种种抽象概念：他由“天体三说”牵连出对“气”的解读，由“天人关系”引发出对于站在“天”的那一头的“人”的剖析，他告诉我们“天有三意”，随之引申出的是对于“理”的爬梳……而当我们把“天”放在那个由“气”、“理”、“人”、“仁”共同建构起的哲学语境中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古典中国不断自我追寻的“天”的概念。
与汤一介的内省型思考相映衬的，是他恬静而舒缓的文字表达。事实上，汤先生文字间的平静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此时此刻的暮年老人，于少年血气之时也曾与你我一般因愤激骂世而博得了一个“汤八蛋”的花名。然而，在这样的表象背后，我们似乎又可以说，今时今日的汤一介的内核其实与那个少年时入世担当的“汤八蛋”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仅仅是今天的汤一介只是用一种学者的姿态指斥着这个时代他看得惯、看不惯的一切：他告诉我们“天”与“人”并非对立，作为“天”的一部分，保护“天”是“人”的责任；他告知我们，“人”是如何的内在于“天”，而这种内在关联的肯綮便在于贯穿中国哲学思考中的、那个似乎有些为现代人所遗忘的、关键字中的关键字“仁”；他告诫我们，只有在“天人合一”中，“人”的自我超越才能够得以实现。
而汪德迈对于“‘天’是什么”这一提问的回答则更加清晰，他开篇明义地告诉我们，“‘天’是各种文化所表现出的象征意义”。如果说汤一介在他讲述的最初选择了与中国传统文人老庄一派一脉相承的浪漫传说，那么汪德迈的记叙则有着西方医学解剖刀一样的精确。他首先为我们明确的是那个词源学意义上的法国哲人言说中的“Le ciel”，以及犹太基督教中那个由绝对超验建构起的“天空”，然后，又按时间顺序讲到了西方文明的诸种艺术，他讲到了穹顶或者天花板上与天空有关的壁画，他讲到了西方艺术（绘画）中对于天空准确性描摹近乎病态的追求与叛逆化的超脱，也讲到了魏尔兰、马拉美诗篇中的诸种天空意象。
与汤一介的文字相比，汪德迈的文字反而显得飞扬，他的探索似乎很少内求，他的文章中甚至鲜用第一人称的讲述。他的文路放得很开，他可以讲词源、讲美术、讲摄影、讲诗歌、讲物理学上的色度、也讲宗教学上的超验，他总是热切地为他的论点寻找多角度的支撑，与汤一介的内省相比，汪德迈的论说似乎带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外向型”色彩。
同样的天空，不同的读解；同样的探索，不同的思路——是我对于两位先生的《天》的概括与总结。而在我看来，两位先生文章中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西方人心中口中的东方与东方人心中口中的西方了。
一个总体的观感是：汤一介笔下的西方很少，只有两处简短的提及：其一是西方“上帝”与“自然”的二分；其二是西方精神界与物质界的二分。而汪德迈笔下的东方很多，他把东方绘画引作西方古典绘画技巧的一种趣味迥异的对照；他不厌其烦地探讨东西方人们对于天空颜色观感言说的微妙差别；他大段大段地摘引东西方文学巨著中关于“天”的各种片段，然后再大段大段地展开自己的评论。
在我们得出了如此这般的总体观感之后，有读者不免要结论：汪德迈对于多元文化抱持着更为开放接纳的态度，而汤一介对于中国文学的浸淫，似乎限制了他对于西方文化文本的运用。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对话并不仅仅产生于单一文本之内。文本之间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有着比一个人自说自话的“A比B怎样”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而考察这两篇文章于不同写作语境下的裂隙与统一，我们则有了如下的发现：
我们看到，汪德迈将他论题的核心总结为“西方文化中生命的神人同性和中国文化中的人类的宇宙性”。而这一论题中“东方”的一端，又为汤一介言说中的“天”的内在于“人”所应和。而汤一介论及的西方“上帝”和“自然”为二，汪德迈在论说中并无直接的对话，但在他的讲述中，我们看到至少在绘画这一涉及自然真实性思考的例证之处，他承认，区别于中国人“使风景按照宇宙的顺序达到精神的逼真”的思路，西方人相信“自然”可以被准确描摹，在这里，“自然”与“主宰”为二、合一的对比几乎呼之欲出。
让我们回到那个不仅仅贯穿于《天》，更贯穿于亘古的提问——“天”是什么，“天”意味着什么？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东西方的先贤们面对自我，给出了他们在封闭语境中的回答，他们的回答被记录在《论语》、《孟子》、《理想国》中，他们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初的思路。而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他们任何平视或者超越的企图似乎都不得不借由“对话”而得以发生（这似乎是我们之于他们唯一的优势）。而《天》带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两个可能的答案，不如说是一种建构我们回答方式思路的可能。而这对这一可能思路的不断追寻，或许便是《天》能够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了。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任祥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版，36.00元
作为中国抗战史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抗战时期云南的高等教育占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该书基于抗战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云南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考察，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教育思潮、教育宗旨及方针政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变化、内迁高校及云南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该书把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精神表征，通过战时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内在运行规律以及战时云南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社会改造及其深刻影响的内在原因，从一个更为直观的角度反映出战时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对于抗战时期特定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有指导意义。
汤一介在他的《天》中的讲，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他生命的最初，他关于“天”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之类的上古传说。他同我们一样，也会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惊异于汉语语境中“天”和“老天爷”的密切关联，也会惊觉到“天”与个体生命与亘古时空的密切关联。所以，对于汤一介《天》的前四章我愿意将之概括为“日常经验”中的“天”；而其关于“哲学思考”中的“天”的探索，则发生于第五章以降。在“哲学思考”的部分，汤先生的探索以“天”为主线，不断扯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种种抽象概念：他由“天体三说”牵连出对“气”的解读，由“天人关系”引发出对于站在“天”的那一头的“人”的剖析，他告诉我们“天有三意”，随之引申出的是对于“理”的爬梳……而当我们把“天”放在那个由“气”、“理”、“人”、“仁”共同建构起的哲学语境中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古典中国不断自我追寻的“天”的概念。
与汤一介的内省型思考相映衬的，是他恬静而舒缓的文字表达。事实上，汤先生文字间的平静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此时此刻的暮年老人，于少年血气之时也曾与你我一般因愤激骂世而博得了一个“汤八蛋”的花名。然而，在这样的表象背后，我们似乎又可以说，今时今日的汤一介的内核其实与那个少年时入世担当的“汤八蛋”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仅仅是今天的汤一介只是用一种学者的姿态指斥着这个时代他看得惯、看不惯的一切：他告诉我们“天”与“人”并非对立，作为“天”的一部分，保护“天”是“人”的责任；他告知我们，“人”是如何的内在于“天”，而这种内在关联的肯綮便在于贯穿中国哲学思考中的、那个似乎有些为现代人所遗忘的、关键字中的关键字“仁”；他告诫我们，只有在“天人合一”中，“人”的自我超越才能够得以实现。
而汪德迈对于“‘天’是什么”这一提问的回答则更加清晰，他开篇明义地告诉我们，“‘天’是各种文化所表现出的象征意义”。如果说汤一介在他讲述的最初选择了与中国传统文人老庄一派一脉相承的浪漫传说，那么汪德迈的记叙则有着西方医学解剖刀一样的精确。他首先为我们明确的是那个词源学意义上的法国哲人言说中的“Le ciel”，以及犹太基督教中那个由绝对超验建构起的“天空”，然后，又按时间顺序讲到了西方文明的诸种艺术，他讲到了穹顶或者天花板上与天空有关的壁画，他讲到了西方艺术（绘画）中对于天空准确性描摹近乎病态的追求与叛逆化的超脱，也讲到了魏尔兰、马拉美诗篇中的诸种天空意象。
与汤一介的文字相比，汪德迈的文字反而显得飞扬，他的探索似乎很少内求，他的文章中甚至鲜用第一人称的讲述。他的文路放得很开，他可以讲词源、讲美术、讲摄影、讲诗歌、讲物理学上的色度、也讲宗教学上的超验，他总是热切地为他的论点寻找多角度的支撑，与汤一介的内省相比，汪德迈的论说似乎带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外向型”色彩。
同样的天空，不同的读解；同样的探索，不同的思路——是我对于两位先生的《天》的概括与总结。而在我看来，两位先生文章中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西方人心中口中的东方与东方人心中口中的西方了。
一个总体的观感是：汤一介笔下的西方很少，只有两处简短的提及：其一是西方“上帝”与“自然”的二分；其二是西方精神界与物质界的二分。而汪德迈笔下的东方很多，他把东方绘画引作西方古典绘画技巧的一种趣味迥异的对照；他不厌其烦地探讨东西方人们对于天空颜色观感言说的微妙差别；他大段大段地摘引东西方文学巨著中关于“天”的各种片段，然后再大段大段地展开自己的评论。
在我们得出了如此这般的总体观感之后，有读者不免要结论：汪德迈对于多元文化抱持着更为开放接纳的态度，而汤一介对于中国文学的浸淫，似乎限制了他对于西方文化文本的运用。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对话并不仅仅产生于单一文本之内。文本之间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有着比一个人自说自话的“A比B怎样”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而考察这两篇文章于不同写作语境下的裂隙与统一，我们则有了如下的发现：
我们看到，汪德迈将他论题的核心总结为“西方文化中生命的神人同性和中国文化中的人类的宇宙性”。而这一论题中“东方”的一端，又为汤一介言说中的“天”的内在于“人”所应和。而汤一介论及的西方“上帝”和“自然”为二，汪德迈在论说中并无直接的对话，但在他的讲述中，我们看到至少在绘画这一涉及自然真实性思考的例证之处，他承认，区别于中国人“使风景按照宇宙的顺序达到精神的逼真”的思路，西方人相信“自然”可以被准确描摹，在这里，“自然”与“主宰”为二、合一的对比几乎呼之欲出。
让我们回到那个不仅仅贯穿于《天》，更贯穿于亘古的提问——“天”是什么，“天”意味着什么？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东西方的先贤们面对自我，给出了他们在封闭语境中的回答，他们的回答被记录在《论语》、《孟子》、《理想国》中，他们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个世界的最初的思路。而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他们任何平视或者超越的企图似乎都不得不借由“对话”而得以发生（这似乎是我们之于他们唯一的优势）。而《天》带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两个可能的答案，不如说是一种建构我们回答方式思路的可能。而这对这一可能思路的不断追寻，或许便是《天》能够带给我们的最大收获了。
《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的流变与绵延》，任祥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版，36.00元
作为中国抗战史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抗战时期云南的高等教育占有十分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该书基于抗战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云南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考察，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教育思潮、教育宗旨及方针政策、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变化、内迁高校及云南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该书把抗战时期云南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精神表征，通过战时云南高等教育流变与绵延的内在运行规律以及战时云南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社会改造及其深刻影响的内在原因，从一个更为直观的角度反映出战时高等教育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对于抗战时期特定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