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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发言的题目是“怎样抑制通货膨胀并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难题。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经历过通货膨胀，但那时的通货膨胀都是需求拉动性的，主要是由于投资过高，信贷膨胀造成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进而带动价格全面上涨，于是就采取宏观紧缩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然而，这次通货膨胀就不一样了。这次通货膨胀是综合性的，从需求拉动部分讲，这次通货膨胀之前我们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应付国内的一些失业问题采取了刺激计划，仅中央有四万亿元投资下去，此外还有地方配套的大量投资，因此信贷随之扩大了，产生了需求拉动这个因素。
另一个因素方面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对中国完全是新的。在世界上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出来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发生滞胀，大家感到奇怪，理论上讲经济停滞就不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不应有经济停滞，经济停滞要刺激需求，通货膨胀要压缩需求。美国经济学家就研究，滞胀是成本推进型的。这里面有两个势力很大的集团，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垄断企业。工会坚持工资刚性，工资只升不降。而垄断集团有价格刚性，因为他们可以操纵价格，只能升，不能降。这两个集团较劲，西方经济学用了一个词“青蛙跳”来形容，工资与价格连续上涨，这是属于成本推进型的。这时的宏观调控政策，松也不行，紧也不行，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供给学派，要增加供给。怎么增加供给呢？减税。当下的中国就是这样，尽管中国成本推进的原因比美国复杂的多。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基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有的。二战之前主要是商品经济影响，二战后除了商品渠道国际传递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渠道：资本流动渠道。资本向什么地方流动呢？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率差别，根据利差，向利率高的方向流动；另一个是利润率的差别，各国发展的远景不一样，向利润率高的地方流动。
目前，中国需求拉动、国际输入、成本推进三种通货膨胀因素都存在。此外还有石油涨价和国际粮价上涨的影响，石油持续涨价，肯定对中国经济有影响，粮价更是如此。对中国目前而言，要破解这个难题，应主要从治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入手。中国的成本推进实际上是四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原材料短缺引起的价格上涨。原材料和燃料如果供给不足，必然引起价格上涨。煤的价格为什么上涨？由供给不足引起的。而煤是一级企业生产的成本。
第二个因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各种原因，气候不好，减产是一个原因。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距离太长，存在很多中间环节，成本自然就上去了。还有人为炒作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用工成本，用工成本上升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的农民跟过去的农民不一样了，八十年代出来的农民工，只要城里工资比农村收入多，就要进城，进城以后赚了钱盖房子，讨老婆，生儿育女。现在是80后、90后的民工出来了，他们跟上一代是不一样的，他不仅在乎收入差别多少，更懂得收入跟成本对比。我花了多大成本出来，旅费、两地分居、孩子的教育。考虑到这些问题他们愿意就近就业或就近创业。什么叫就近创业？因为林地包产到户，七十年不变，林地可以抵押，林木可以抵押，可以发展林业，种蘑菇，种中药材，他们上山创业去了。这样的话，城市农民工供给不足，用工成本自然就上升了。所以中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有的经济学家说，这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了。有的经济学家就预言，十年之后，中国将招不到蓝领工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个因素是房价、地价上涨，房价地价上涨跟需求拉动有关，需求拉动造成影响后，就产生成本推进因素。城市周围土地没有种菜的了，每天菜从哪儿来？少部分是从河北来，大部分是从山东来，远的从海南来。菜价怎么办？北京，我读大学时，那时刚解放，没几栋房子，那时候什么情况？全是菜地，现在你去看，还有菜地吗？四环以内没有了，五环以内很少了。所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摆在我们面前，怎么抑制通货膨胀？怎么兼顾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紧缩政策只对需求拉动型有用，对成本推进是没用的，即便如此，还要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到稳健的货币政策。
前一段为了拉动投资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量很大，至今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因此央行一再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让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样的话利率提高了，贷款利率相应提高也有抑制流动性作用。采取调整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以促使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仅有这个是不够的，还有采取针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对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投资结构化。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存款准备金率、基本利率一提高，全国一样，总量调控的缺点在哪？微观千变万化，统一的政策一刀切，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影响就不一样。所以应探索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利率问题，行业不同，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一种利率，对于平衡的产业一种利率，对产能不足的短板行业又是一种利率，这个当前可以做到的，并且是有效的。
农产品价格一定要重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地价上涨，农产品价格不上涨是不可能的。但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合理因素，也有人为炒作的因素。国家只能够控制几种大的农产品，其他农产品是难以控制的。这个要学国外，西方发达国家有两种储备，一个是国家储备，一个是商业储备。法国大型超市都规定商业储备，每种产品，超市得准备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供应量。中国只有政府储备，什么都要政府储备。但政府储备品种有限，不像大超市，这样就难以稳定通货膨胀。自然科学跟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刮风下雨由不得人，农业产业很难规避自然灾害的影响。此外，社会舆论很重要。传言大米要涨价了，一传十，十传百，于是每家都买一袋大米，大米价格马上就上去。商业储备再加上舆论方面配合，让通货膨胀预期逐渐稳定下来。
对于用工成本要正确看待。用工成本上升有合理的部分，合理部分是在哪里呢？多年来物价上涨，到广东打工的工资没调。我在广东调查时，农民工反映，十年前我来最低工资990块钱，现在还990块钱。物价涨这么多后，提到1200元、1500元，后来提到2000元。中国在劳动力方面一定要采取另外的政策，即职业技术教育。中国的熟练工人是不足的，甚至严重短缺。广东职业技术高等学校毕业生，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实现就业，而且工资比较高。机械化是个趋势，纯体力劳动的工作越来越少，所以让更多的民工拥有技术很重要，职业技术教育是重要的。
去年我到日本，大使馆参赞陪我在日本考察，他说二十年来，东京的城市建设规模没有变化，北京则完全不一样，北京这二十年到处都是工地。但是日本的家庭内部都变了，厨房设备、卫生设备全是智能化的高科技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注意这方面。每个家庭智能化后，未来家庭服务员的紧张可能缓解。
房地产价格需要长远考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抑制通货膨胀。要大力增加土地的供应，什么土地？廉租房的土地供应。廉租房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住房要求就缓解了一大部分，能租的租，能买的买。
我们的未来经济增长靠什么保证？靠两个。第一个保证是自主创新。经济增长主要靠企业的竞争力，低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低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那靠什么竞争？靠的就是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这方面国家一定要出台政策，来鼓励民营经济大力发展，让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更好的在自主创新方面合作，让优秀的人才能够进入民营企业。
第二个保证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主要是两个办法。第一是解除老百姓后顾之忧，即社会保障问题。1929年大萧条时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大量增加。当时的经济学家主流派是新古典学派。当时两个经济学家，一个叫罗宾斯，一个叫坎南。他们提出这样的对策，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失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以瑞典尼尔达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应该建廉租房，建立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制度，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社会福利事业就业，更重要的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到了1936年，凯恩斯经济学提出，解决就业问题，应增加财政支出，举办公共工程。于是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派，当了主流派，之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当年瑞典学派跟新古典学派争究竟哪个是对的，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新古典派是错的，它误把一个企业内部解决失业的问题应用到全社会了。一个企业内部为了保证我的工人不失业，企业不裁员，一个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是可行的。但这不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购买力没增加。因此瑞典学派是对的。二战后，西欧国家一方面采取了凯恩斯宏观政策，另一方面吸收瑞典学家观点。中国同样要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有钱不敢花，担心将来老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我孩子要读大学怎么办？还要考虑到我没房子住，我得买房子，这钱都不敢花。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进而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当前最要紧的就是给农民发产权证，住房得有产权证，可是他们没有。我们到农村去调查，农民意见挺大，说城市里土地国有制，房子有房产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房子没房产证，自己盖的房子没房产证，没有产权证就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难。我们问为什么出租不行？农民说，租房人不给房租你怎么办？将来他不搬走怎么办？要有房产证保障合法权益。2010年6月5号的《上海文汇报》登了一件事情，农民搬进新村以后，每户人家三套住房，一套110平方米、一套80平方米、一套60平方米，规定了每家住两套，出租一套，而且规定三年以后，房子可以自由买卖。我们带了经济调查组到山东威海考察，威海有几个行政村合并后建社区，叫小城故事社区。农民住了社区后，每家两套住房，每套90到100平之间，住一套、租一套，农民高兴得不得了。我去山西，告诉他山东的做法他们就笑了，说我们这里也有，只是我们没有登报。河南说我们也有，各地都有。扩大内需有什么好处呢？扩大内需以后，我们就不再走以投资依赖为主的路线，也不再那么依赖出口。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促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以上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另一个因素方面是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这对中国完全是新的。在世界上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出来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发生滞胀，大家感到奇怪，理论上讲经济停滞就不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不应有经济停滞，经济停滞要刺激需求，通货膨胀要压缩需求。美国经济学家就研究，滞胀是成本推进型的。这里面有两个势力很大的集团，一个是工会，一个是垄断企业。工会坚持工资刚性，工资只升不降。而垄断集团有价格刚性，因为他们可以操纵价格，只能升，不能降。这两个集团较劲，西方经济学用了一个词“青蛙跳”来形容，工资与价格连续上涨，这是属于成本推进型的。这时的宏观调控政策，松也不行，紧也不行，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供给学派，要增加供给。怎么增加供给呢？减税。当下的中国就是这样，尽管中国成本推进的原因比美国复杂的多。
第三个因素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基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有的。二战之前主要是商品经济影响，二战后除了商品渠道国际传递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渠道：资本流动渠道。资本向什么地方流动呢？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率差别，根据利差，向利率高的方向流动；另一个是利润率的差别，各国发展的远景不一样，向利润率高的地方流动。
目前，中国需求拉动、国际输入、成本推进三种通货膨胀因素都存在。此外还有石油涨价和国际粮价上涨的影响，石油持续涨价，肯定对中国经济有影响，粮价更是如此。对中国目前而言，要破解这个难题，应主要从治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入手。中国的成本推进实际上是四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原材料短缺引起的价格上涨。原材料和燃料如果供给不足，必然引起价格上涨。煤的价格为什么上涨？由供给不足引起的。而煤是一级企业生产的成本。
第二个因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各种原因，气候不好，减产是一个原因。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距离太长，存在很多中间环节，成本自然就上去了。还有人为炒作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用工成本，用工成本上升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的农民跟过去的农民不一样了，八十年代出来的农民工，只要城里工资比农村收入多，就要进城，进城以后赚了钱盖房子，讨老婆，生儿育女。现在是80后、90后的民工出来了，他们跟上一代是不一样的，他不仅在乎收入差别多少，更懂得收入跟成本对比。我花了多大成本出来，旅费、两地分居、孩子的教育。考虑到这些问题他们愿意就近就业或就近创业。什么叫就近创业？因为林地包产到户，七十年不变，林地可以抵押，林木可以抵押，可以发展林业，种蘑菇，种中药材，他们上山创业去了。这样的话，城市农民工供给不足，用工成本自然就上升了。所以中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有的经济学家说，这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了。有的经济学家就预言，十年之后，中国将招不到蓝领工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四个因素是房价、地价上涨，房价地价上涨跟需求拉动有关，需求拉动造成影响后，就产生成本推进因素。城市周围土地没有种菜的了，每天菜从哪儿来？少部分是从河北来，大部分是从山东来，远的从海南来。菜价怎么办？北京，我读大学时，那时刚解放，没几栋房子，那时候什么情况？全是菜地，现在你去看，还有菜地吗？四环以内没有了，五环以内很少了。所以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摆在我们面前，怎么抑制通货膨胀？怎么兼顾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紧缩政策只对需求拉动型有用，对成本推进是没用的，即便如此，还要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到稳健的货币政策。
前一段为了拉动投资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量很大，至今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因此央行一再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让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这样的话利率提高了，贷款利率相应提高也有抑制流动性作用。采取调整准备金率和利率政策，以促使货币流通量回归到正常水平，仅有这个是不够的，还有采取针对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对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投资结构化。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存款准备金率、基本利率一提高，全国一样，总量调控的缺点在哪？微观千变万化，统一的政策一刀切，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影响就不一样。所以应探索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利率问题，行业不同，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一种利率，对于平衡的产业一种利率，对产能不足的短板行业又是一种利率，这个当前可以做到的，并且是有效的。
农产品价格一定要重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地价上涨，农产品价格不上涨是不可能的。但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合理因素，也有人为炒作的因素。国家只能够控制几种大的农产品，其他农产品是难以控制的。这个要学国外，西方发达国家有两种储备，一个是国家储备，一个是商业储备。法国大型超市都规定商业储备，每种产品，超市得准备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的供应量。中国只有政府储备，什么都要政府储备。但政府储备品种有限，不像大超市，这样就难以稳定通货膨胀。自然科学跟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刮风下雨由不得人，农业产业很难规避自然灾害的影响。此外，社会舆论很重要。传言大米要涨价了，一传十，十传百，于是每家都买一袋大米，大米价格马上就上去。商业储备再加上舆论方面配合，让通货膨胀预期逐渐稳定下来。
对于用工成本要正确看待。用工成本上升有合理的部分，合理部分是在哪里呢？多年来物价上涨，到广东打工的工资没调。我在广东调查时，农民工反映，十年前我来最低工资990块钱，现在还990块钱。物价涨这么多后，提到1200元、1500元，后来提到2000元。中国在劳动力方面一定要采取另外的政策，即职业技术教育。中国的熟练工人是不足的，甚至严重短缺。广东职业技术高等学校毕业生，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实现就业，而且工资比较高。机械化是个趋势，纯体力劳动的工作越来越少，所以让更多的民工拥有技术很重要，职业技术教育是重要的。
去年我到日本，大使馆参赞陪我在日本考察，他说二十年来，东京的城市建设规模没有变化，北京则完全不一样，北京这二十年到处都是工地。但是日本的家庭内部都变了，厨房设备、卫生设备全是智能化的高科技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注意这方面。每个家庭智能化后，未来家庭服务员的紧张可能缓解。
房地产价格需要长远考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增长，又要抑制通货膨胀。要大力增加土地的供应，什么土地？廉租房的土地供应。廉租房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住房要求就缓解了一大部分，能租的租，能买的买。
我们的未来经济增长靠什么保证？靠两个。第一个保证是自主创新。经济增长主要靠企业的竞争力，低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低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那靠什么竞争？靠的就是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这方面国家一定要出台政策，来鼓励民营经济大力发展，让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更好的在自主创新方面合作，让优秀的人才能够进入民营企业。
第二个保证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主要是两个办法。第一是解除老百姓后顾之忧，即社会保障问题。1929年大萧条时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大量增加。当时的经济学家主流派是新古典学派。当时两个经济学家，一个叫罗宾斯，一个叫坎南。他们提出这样的对策，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失业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以瑞典尼尔达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应该建廉租房，建立医疗保险和失业救济制度，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社会福利事业就业，更重要的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到了1936年，凯恩斯经济学提出，解决就业问题，应增加财政支出，举办公共工程。于是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派，当了主流派，之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当年瑞典学派跟新古典学派争究竟哪个是对的，经过讨论，一致认为新古典派是错的，它误把一个企业内部解决失业的问题应用到全社会了。一个企业内部为了保证我的工人不失业，企业不裁员，一个工作两个人做，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是可行的。但这不解决社会问题，因为购买力没增加。因此瑞典学派是对的。二战后，西欧国家一方面采取了凯恩斯宏观政策，另一方面吸收瑞典学家观点。中国同样要解决这个问题，老百姓有钱不敢花，担心将来老了怎么办？失业了怎么办？我孩子要读大学怎么办？还要考虑到我没房子住，我得买房子，这钱都不敢花。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进而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当前最要紧的就是给农民发产权证，住房得有产权证，可是他们没有。我们到农村去调查，农民意见挺大，说城市里土地国有制，房子有房产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房子没房产证，自己盖的房子没房产证，没有产权证就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难。我们问为什么出租不行？农民说，租房人不给房租你怎么办？将来他不搬走怎么办？要有房产证保障合法权益。2010年6月5号的《上海文汇报》登了一件事情，农民搬进新村以后，每户人家三套住房，一套110平方米、一套80平方米、一套60平方米，规定了每家住两套，出租一套，而且规定三年以后，房子可以自由买卖。我们带了经济调查组到山东威海考察，威海有几个行政村合并后建社区，叫小城故事社区。农民住了社区后，每家两套住房，每套90到100平之间，住一套、租一套，农民高兴得不得了。我去山西，告诉他山东的做法他们就笑了，说我们这里也有，只是我们没有登报。河南说我们也有，各地都有。扩大内需有什么好处呢？扩大内需以后，我们就不再走以投资依赖为主的路线，也不再那么依赖出口。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促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以上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