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不仅因为人多带来便宜的劳动力，还因为人多带来的多样性是创新之源。所以蒂伯特模型就提出，地方政府会为了竞争人口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背后的道理是如果人口可以自由流动，那么人就会“用脚投票”，转到一个能满足其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地方去，代价是支付相应的税收。当享受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收益与支付税收的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时，人口流动就处于均衡状态。
　　蒂伯特模型对当下中国的人口流动有很大启示。首先，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所以各个地方供给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千差万别，这种差异性有助于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比如，“北上广”在提供教育和医疗资源方面很有吸引力，因此尽管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非常多，依然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朝这些城市集聚。
　　其次，“北上广”涉及的是跨省市流动。在同一省市内部，差异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会造成人口流动。学区房的例子表明家长对教育质量的微小变动都有很强的反应，不惜支付极高成本去获得高质量的教育。这种在一个省市内的人口流动，其重要性常被低估。特定区域内的地方竞争也有利于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再次，中国地方政府处于特殊的地方竞争状态。尽管省部级行政长官的选拔不遵循官员竞争竞标赛模式，但中下层官员在任时的政府绩效会极大影响其升迁。这种“特殊国情”创造了地方竞争的空间。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有经济绩效和税收收入就需要吸引人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去吸引人，同时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被看做是重要的地方政绩，因此地方有激励去提供差异化的公共品来吸引外来人口，以获得增长与收入。
　　最后，地方政府之间可以开发合作渠道来促进人口流动，实现共赢。当前的分税制模式下，中央政府来协调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耗时耗力，而且成本高浪费大，还有可能形成制度漏洞造成腐败。因此，减少中央的成本和控制腐败可以促进地方间的合作。例如在对口支援和安置移民方面先由地方政府自己来协商，实现土地、人口和资金的交换。
　　甚至可以考虑“飞地模式”，在“飞地”里提供差异化的公共品。例如欠发达地区提供用地引入发达地区的管理经验，在欠发达地区内的人口和其他外部人口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飞地”。
　　总之，人口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是地方政府先知道，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之后，各地实施细则的时間和力度差异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放开得更快更多。而在促进人口流动上，中国的地方政府除了竞争还可以合作。即使在现行户籍制度未能有大变动的情况下，以创新方式促进人口流动，地方政府也是大有可为的。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