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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光复以来,台湾当局、学生及家长整个社会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从盲目到理性的历史转变。形成台湾早期盲目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弊端。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理性转变,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积累了不竭的动力,同时,也为目前大陆掀起的留学教育热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 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 盲目性 理性转变
留学教育价值观涉及对为什么留学、学什么、去哪个国家留学、如何看待留学等一系列留学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判断,对留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台湾光复以来,留学教育发展迅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台湾当局、学生、家长、社会各阶层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从盲目到理性的转变,促使留学教育朝着规范化、理性的方向发展,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从而真正实现留学教育的意义,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
一、早期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盲目性
20世纪50至80年代,台湾兴起了一股留学热潮,青年学生留学热情高涨,络绎不绝地大规模赴美留学。当时社会流行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出国留学,尤其是赴美留学,是台湾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首要选择。据统计,1950年台湾留学生共计216名,其中,留美者有213人。1960年,留学生增为643名,留美者由531人。1970年时,留美人数增加到1825人。[1]在令狐萍与一些台湾留美学人的口述访谈中,也提到了这一时期的“留学热”现象。Y女士是淡水大学1968年法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不久即赴美留学,她说:“我们都是在随大流……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到海外留学是件时髦事。所以,每一个大学毕业生,只要有经济能力,或者能得到美国学校的奖学金,都会去留学的。”L女士1961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英国语文文学系,后来到美国某大学学习图书馆学。她说:“当时的潮流是,凡是大学毕业生,都要到美国的研究院学习。因为美国的大学接受较多的外国学生,也给予较多的奖学金。”R女士1967年毕业于台湾一所私立天主教会大学西语系,她选择西语系是因为当时外国语言是热门学科,她回忆说:“我记得刚进入大学后,我回到家告诉父母,大学毕业以后,我要到美国读研究生。从此,我一心一意向这个方向努力。在我离台赴美之前,我母亲说,没有人真的想让你离开家,你现在改变主意也不迟。我说,我已经努力许多年了,如果不去美国,我将来会后悔的。”[2]
从这些访谈录可以看出早期台湾留学生盲目从众的留学心态,他们受社会潮流的影响,纷纷投身于庞大的留美队伍中,对留学教育缺乏认识与规划。很大部分的学生是无目的留学,“到了美国以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以后,究竟与中国有什么用处”[3],没有目标,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有的留学生则完全西化,抛弃了中国文化,“对于中国饮食起居和人情物理,一点也不知,所有思想行为和美国人丝毫没有分别”[4],以致造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迷惘和困惑,成为了“无根的浮萍”。还有的学生留学动机不纯,或为了出国镀金,或为了拿绿卡、取得永久居住权。由于当时信息不便,许多学生对留学国的大学并不十分了解,往往只因有少量奖学金,或听亲友介绍,就奔往某一学校报到。
早期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盲目性不仅体现在留学生方面,大多数家长也对留学教育一无所知,无法对孩子起到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台湾当局对留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对留学教育政策的规定反复无常,因而缺乏连续性与严密性。从1954年到1979年,《国外留学规程》共修订了8次,其间不时对留学年限、留学资格与条件进行修改,不利于留学人才的培养。公费生的留学年限由最初的2年改为3年,后又改为4年,最后定为2年与1年两种。而自费留学从先前无需经过任何考试即可留学,进而规定都必须通过统一考试,而后又取消考试,改为提供“留学研习证明书”、“留学国语文能力合格证明书”及学校推荐等方式。不仅如此,对留学生的学科、专业也缺乏统筹安排。据统计,1950年至1979年,台湾共派遣了57138名留学生。其中,学自然科学的有10286名,学工程的有14411名,学医药的有2424名,学农业的有5352名,总计32472名,仅占56%,而学社会科学、人文、法律、艺术、教育的则占44%之多,后者的比例过大。[5]此外,在台湾社会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念:学生只有从小学、中学、大学再到留学阶段,才算完成学业,没有去留学,被认为是一种欠缺。许多人想尽办法,不顾一切去留学。是否留学,以及获得学位的高低成为社会衡量人才的标准,过分注重留学背景与学位,对于留学与没有留学的人,在待遇与任用上差别甚巨,以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将其神化、美化。台湾当局对于从国外获得的学位一概予以承认,不问其实际学识如何,在使用上也是优先安排高学位、洋学位者。
形成台湾早期盲目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迁台的大陆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场留学热潮。20世纪40年代末期,许多大陆青年学生举家迁往台湾,他们多出身于军官、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当时台湾高等教育十分薄弱,在家庭经济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大多选择留学海外。如访谈中的R女士,出生于重庆,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生活条件优越,家庭氛围也较为民主,虽然她是家中的次女,父母也不反对她去留学。有些迁台大陆人员担心政局不稳,不惜向国外某些大学捐资,以换取奖学金,让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同时也希望子女学成后留在国外,为他们找个退路。[6]还有很多来台的大陆人士已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台湾却缺乏继续深造的途径,他们也大都选择离台留学。在这些群体的带动下,许多台湾本土青年也紧随其后加入了这支庞大的留学队伍,从而兴起了一股留学热潮,经久不衰。其次,美国提供的强大的资金支持与优惠倾斜政策,对台湾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们的留学热情。从1951年至1964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15亿美元的非军事性援助,平均每年1亿美元。[7]其中就包括了教育交换活动。这一时期,台湾留学生比较容易申请到美国大学院校的奖学金,再加上台湾社会条件,高校师资、设备、经费,以及科研环境与美国的悬殊差距,因此,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台湾留学生最为向往之地。据统计,从1950年到1989年,台湾留美学生已超过十万人。此外,40年代末期,台湾“人口激增,生产设备破坏,物资奇缺,人们生活穷困,物价高涨,财政赤字,外汇枯竭,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真是一段黯淡的日子”。[8]当局急于培养所需的专业人才,积极鼓励青年留学。而返台服务的留学人才却相当稀少,造成社会上“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取向,以及以出国留学、留居美国为荣的思想。
台湾早期盲目的留学教育价值观在后来产生了诸多弊端。由于绝大多数留学生属于自费留学,他们孤身在外,必须依靠国外大学发放的奖学金,或者利用假期、课余时间打工赚取学费,那些没有奖学金的留学生生活更是艰辛。许多美国中餐馆自诩为“留学生的摇篮”,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纽约客》中,描述了一位台湾留学生为了生活,每天夜晚开着货柜车去送货。在沿着西海岸的州际公路上,他绝望地开着车。路的一边是沉睡的城市,另一边是呼啸的大海。这一系列“留学生文学”生动反映了台湾留学生孤独寂寞、没有退路、背水而战的尴尬境况。一些女留学生“到必念的书念完了,手里捧着一顶黑色的方帽子,心里会突地一空:何去何从?大公司的小职员,小公寓里的长期住客?结婚似乎比念书更必然而且自然,不结婚做什么呢?不结婚既不逻辑,又不安全”。[9]艰难的生存现实使最初的留学热情消磨殆尽,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又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与困惑。过度将人才培养依赖于留学教育,一度忽视本土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独立性,沦为留学教育的预备补习班。由于对留学的学科、专业缺乏全盘规划,造成社会实际需求的科技、管理人才紧缺,而其他领域人才却相对过剩的状况,直接导致台湾青年人才供需严重失调的局面,不少留学生回台后从事的职业多是用非所学。1986年,回台留学生专业与台湾人力市场供需脱节情形日益严重,文商类回台人数是实际需求的5.5倍,而电子工程及电机工程却几乎求才无门,因此,有些人学成返台后难觅适当职业,甚至出现留美教育学研究生角逐小学教师职务的现象。[10]这不仅耽误了留学生本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台湾工业化的进程。以是否具有留学背景作为优先选拔任用的条件,缺乏对实际能力的考察,导致一些台湾留学生以获取“洋学位”为目的,把留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重要途径。陈果夫对此曾提出批评:“过去留学之博士论文,不少是把本国之宝贵资料,贡献给外国学校,这无异把中国之秘密文献,泄漏出去……惟不加取缔,反而替他捧场,特别恭维他,甚至他得之博士,博些什么?做了几十年,始终还不知道。”[11]
二、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理性转变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台湾经济、社会、政治的不断转型,留学教育价值观逐渐从盲目趋于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青年学生留学海外不再盲目从众,在专业选择上,紧跟社会发展、就业需求导向。总体而言,出国学习商业、管理与工程者较多,随着近年来台湾工业的进步,出国学习工科者的比例也日渐增多。学习自然科学者,虽然仍有增长,但比例已较以往低了许多,主要是受到就业因素的影响。学习农业、医学者人数几乎维持在原有水平,但相对的其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学习教育、人文、艺术、法律者人数急剧下降。在留学国别的选择上,也不再仅局限于美国,如今,台湾留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主要留学国家包括美国、澳洲、英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等。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人数逐步呈上升趋势。据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英国、澳洲、加拿大、日本、纽西兰、法国、德国的留学生人数共有16674人,比1994年多出5537人。[12]
留学目的日益明确,是为取经而非镀金。留学只是训练、培育人才的一种途径。出国留学不再是获得高薪的凭借,也不是谋取职业的可靠保证,必须学有所专、具有真才实学、为台湾所缺者才有其价值。与早期留学生有如天之骄子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是否曾经留学已不是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而是以成就表现为依归。即使确实从国外学到一些新知回来,头顶留学人员的光环,一开始固然光鲜亮丽,但这些学识若没有在台湾生根发展,则其光环将迅速褪色。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也反映了台湾人的自信心态。随着台湾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本土研究所培养的高级人才日益增多,他们的实力与返台留学人员已不分伯仲,针对留学生的优惠政策在社会上引发了所谓“土洋”不平等待遇的争议。尤其是留学生无需经过考试程序就可以获得公务员的职位,其公平性屡遭质疑,这些“特别优待”举措逐渐被取消。为了“公平竞争”,1993年底台湾有关部门分别致函台湾各银行,禁止台湾银行等金融机构未经统一考试就自行安排测试,录用海外归台学人。自1996年1月起,“青辅会”取消对海外留学生返台服务的旅费补助。返台服务的留学人员与本土培养的研究生相比,在人才市场与就职、提升等方面已不具有太大优势。从就业需求来看,以1996年为例,“青辅会”受理就业登记的高级人才,共有5535人,其中国外回台的有2760人,岛内受教育者2775人。具有博士学位487人,硕士学位5048人。而同时期“青辅会”募集到的就业机会有10165个,其中,需求博士2112人,硕士5655人,硕、博士均可者2398人,平均每个人约有1.83个工作机会。[13]留学返台人员日益增多,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贵族,他们必须同本土的高级人才平等参与激烈的就业竞争,才能获得就业机会。
由于实行开放的留学教育政策,造成人才大量外流。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自己培养且保留一部分的优秀青年;我们不能再不加思考的继续每年送掉我们的优秀学生……”[14]台湾当局逐渐意识到人才的培养不能过度依赖留学教育来完成,关键还在于本土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借助留学教育的途径推动本土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高台湾教育的整体素质与水平,鼓励外国学生来台留学,促进教育学术的交流与合作。此外,还加强了出国留学辅导,通过举办留游学宣导会、留学讲座,协助美国、澳洲、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来台举办留学教育展等方式,协助有意留学的学子取得留学资讯,从而克服留学的盲目性。
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后立即出国留学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台湾高等教育品质的提升,“海归”的风光不再,大学生出国留学的热情有所降温,留学出现了减缓的趋势。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先工作几年,再按个人兴趣或工作需要出国充电的理智型留学人数在不断增长。受台湾政局不稳、经济低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岛内出现的“高学历、高失业”现象,也使留学海外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不再成为个人发展的必需。台湾青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在急剧减少。据台湾“托福”考试的语言中心称,参加2005年2月托福考试的人数仅有3000人,而过去每次至少有五六千人报考。有关人士指出,近年来台湾托福市场至少萎缩了50%。[15]相反,台湾青年现在更感兴趣于到海外进行短期观光旅游,或暑期到海外的语言学校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拼命工作,积累资金,是为了到世界各地名胜古迹游览。还有一些人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也迫于台湾社会经济国际化的压力,纷纷参加海外暑期语言学校。一些调查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8000名台湾青年男女,奔赴海外暑期语言学校进修深造,创造了6500万美元的消费市场,许多专为暑期海外语言班注册、住宿及旅行的咨询中心应运而生。根据一项市场调查,在海外暑期语言班的全部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交通费及文化活动的费用,约2500美元至5000美元不等。[16]
基于传统教育模式与人才培养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许多家长为了给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环境,有规划地为孩子设计出国留学的教育蓝图。《中国时报》民意调查组曾抽样电话访问全台湾地区1000户家庭,针对“小留学生问题”进行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的家庭曾经“想过”要把18岁以下的子女送到国外受教育。一方面是出于语言与学习环境的考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欧美的教育体制相对于台湾而言,更加能够因材施教,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九岁时被送到国外念书的陈颖华“把自己的独立性格、果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归功于从小的教育理念与凡事自行打理的生活”。[17]相形之下,台湾的填鸭式教育和高压升学主义,加上早期低录取率和高门槛的大学联考所衍生的入学竞争,使许多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长,宁可付出“家庭不完整”的代价,也要让孩子早日脱离不分晨昏日夜埋首补习的苦日子。“回首那段‘天未亮出门、天黑后回家’的三年基隆中正国中资优班的生活,杜志刚摇头说:‘压力大得不得了,不爱说话,脾气不好。’当他有机会面临是否继续留在台湾念高中,或出国当小留学生的抉择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原因是:一想到未来三年还要过着跟国中一样没有寒暑假、没有自由时间、只有苛求和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就觉得很没有希望’”[18]。近年来,关于小留学生的成长、心理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反思。
台湾光复以来,台湾当局、学生及家长整个社会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从盲目到理性的历史转变,反映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留学教育日趋成熟,能够更加充分、更好地利用这一途径为本土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而为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积累不竭的动力。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理性转变,为目前大陆掀起的留学教育热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参考文献:
[1][17][18]《经典》杂志编著.台湾教育400年.台北:《经典》杂志,2006:133,164,164.
[2]令狐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08-214.
[3][4][11]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2593,2593,2590-2591.
[5]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30.
[6]曲士培.台湾高等教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39-140.
[7]令狐萍.从台湾社会的发展看台湾留美运动的兴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4).
[8]王作荣.我们如何创造了经济奇迹.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
[9]吉铮.会哭的树.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
[10]台湾《联合报》,1986-8-16.
[12]“中华民国”教育年报,2004:459-460.
[13]李又宁主编.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台北:业强出版社,1999:176.
[14]郑旦华,于超美.台湾教育4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223.
[15]台湾留学人数锐减.教师博览,1996,(3).
[16]Joyce Lin.Summer a Language Opportunity.Taipei Journal,No.26,7 July 2000.4.
关键词: 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 盲目性 理性转变
留学教育价值观涉及对为什么留学、学什么、去哪个国家留学、如何看待留学等一系列留学教育问题的思考与判断,对留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台湾光复以来,留学教育发展迅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台湾当局、学生、家长、社会各阶层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从盲目到理性的转变,促使留学教育朝着规范化、理性的方向发展,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从而真正实现留学教育的意义,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
一、早期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盲目性
20世纪50至80年代,台湾兴起了一股留学热潮,青年学生留学热情高涨,络绎不绝地大规模赴美留学。当时社会流行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出国留学,尤其是赴美留学,是台湾各大专院校毕业生的首要选择。据统计,1950年台湾留学生共计216名,其中,留美者有213人。1960年,留学生增为643名,留美者由531人。1970年时,留美人数增加到1825人。[1]在令狐萍与一些台湾留美学人的口述访谈中,也提到了这一时期的“留学热”现象。Y女士是淡水大学1968年法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不久即赴美留学,她说:“我们都是在随大流……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到海外留学是件时髦事。所以,每一个大学毕业生,只要有经济能力,或者能得到美国学校的奖学金,都会去留学的。”L女士1961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英国语文文学系,后来到美国某大学学习图书馆学。她说:“当时的潮流是,凡是大学毕业生,都要到美国的研究院学习。因为美国的大学接受较多的外国学生,也给予较多的奖学金。”R女士1967年毕业于台湾一所私立天主教会大学西语系,她选择西语系是因为当时外国语言是热门学科,她回忆说:“我记得刚进入大学后,我回到家告诉父母,大学毕业以后,我要到美国读研究生。从此,我一心一意向这个方向努力。在我离台赴美之前,我母亲说,没有人真的想让你离开家,你现在改变主意也不迟。我说,我已经努力许多年了,如果不去美国,我将来会后悔的。”[2]
从这些访谈录可以看出早期台湾留学生盲目从众的留学心态,他们受社会潮流的影响,纷纷投身于庞大的留美队伍中,对留学教育缺乏认识与规划。很大部分的学生是无目的留学,“到了美国以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以后,究竟与中国有什么用处”[3],没有目标,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有的留学生则完全西化,抛弃了中国文化,“对于中国饮食起居和人情物理,一点也不知,所有思想行为和美国人丝毫没有分别”[4],以致造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迷惘和困惑,成为了“无根的浮萍”。还有的学生留学动机不纯,或为了出国镀金,或为了拿绿卡、取得永久居住权。由于当时信息不便,许多学生对留学国的大学并不十分了解,往往只因有少量奖学金,或听亲友介绍,就奔往某一学校报到。
早期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盲目性不仅体现在留学生方面,大多数家长也对留学教育一无所知,无法对孩子起到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台湾当局对留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对留学教育政策的规定反复无常,因而缺乏连续性与严密性。从1954年到1979年,《国外留学规程》共修订了8次,其间不时对留学年限、留学资格与条件进行修改,不利于留学人才的培养。公费生的留学年限由最初的2年改为3年,后又改为4年,最后定为2年与1年两种。而自费留学从先前无需经过任何考试即可留学,进而规定都必须通过统一考试,而后又取消考试,改为提供“留学研习证明书”、“留学国语文能力合格证明书”及学校推荐等方式。不仅如此,对留学生的学科、专业也缺乏统筹安排。据统计,1950年至1979年,台湾共派遣了57138名留学生。其中,学自然科学的有10286名,学工程的有14411名,学医药的有2424名,学农业的有5352名,总计32472名,仅占56%,而学社会科学、人文、法律、艺术、教育的则占44%之多,后者的比例过大。[5]此外,在台湾社会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念:学生只有从小学、中学、大学再到留学阶段,才算完成学业,没有去留学,被认为是一种欠缺。许多人想尽办法,不顾一切去留学。是否留学,以及获得学位的高低成为社会衡量人才的标准,过分注重留学背景与学位,对于留学与没有留学的人,在待遇与任用上差别甚巨,以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将其神化、美化。台湾当局对于从国外获得的学位一概予以承认,不问其实际学识如何,在使用上也是优先安排高学位、洋学位者。
形成台湾早期盲目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迁台的大陆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场留学热潮。20世纪40年代末期,许多大陆青年学生举家迁往台湾,他们多出身于军官、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当时台湾高等教育十分薄弱,在家庭经济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大多选择留学海外。如访谈中的R女士,出生于重庆,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生活条件优越,家庭氛围也较为民主,虽然她是家中的次女,父母也不反对她去留学。有些迁台大陆人员担心政局不稳,不惜向国外某些大学捐资,以换取奖学金,让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同时也希望子女学成后留在国外,为他们找个退路。[6]还有很多来台的大陆人士已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台湾却缺乏继续深造的途径,他们也大都选择离台留学。在这些群体的带动下,许多台湾本土青年也紧随其后加入了这支庞大的留学队伍,从而兴起了一股留学热潮,经久不衰。其次,美国提供的强大的资金支持与优惠倾斜政策,对台湾留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们的留学热情。从1951年至1964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15亿美元的非军事性援助,平均每年1亿美元。[7]其中就包括了教育交换活动。这一时期,台湾留学生比较容易申请到美国大学院校的奖学金,再加上台湾社会条件,高校师资、设备、经费,以及科研环境与美国的悬殊差距,因此,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台湾留学生最为向往之地。据统计,从1950年到1989年,台湾留美学生已超过十万人。此外,40年代末期,台湾“人口激增,生产设备破坏,物资奇缺,人们生活穷困,物价高涨,财政赤字,外汇枯竭,整个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真是一段黯淡的日子”。[8]当局急于培养所需的专业人才,积极鼓励青年留学。而返台服务的留学人才却相当稀少,造成社会上“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取向,以及以出国留学、留居美国为荣的思想。
台湾早期盲目的留学教育价值观在后来产生了诸多弊端。由于绝大多数留学生属于自费留学,他们孤身在外,必须依靠国外大学发放的奖学金,或者利用假期、课余时间打工赚取学费,那些没有奖学金的留学生生活更是艰辛。许多美国中餐馆自诩为“留学生的摇篮”,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纽约客》中,描述了一位台湾留学生为了生活,每天夜晚开着货柜车去送货。在沿着西海岸的州际公路上,他绝望地开着车。路的一边是沉睡的城市,另一边是呼啸的大海。这一系列“留学生文学”生动反映了台湾留学生孤独寂寞、没有退路、背水而战的尴尬境况。一些女留学生“到必念的书念完了,手里捧着一顶黑色的方帽子,心里会突地一空:何去何从?大公司的小职员,小公寓里的长期住客?结婚似乎比念书更必然而且自然,不结婚做什么呢?不结婚既不逻辑,又不安全”。[9]艰难的生存现实使最初的留学热情消磨殆尽,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又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与困惑。过度将人才培养依赖于留学教育,一度忽视本土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独立性,沦为留学教育的预备补习班。由于对留学的学科、专业缺乏全盘规划,造成社会实际需求的科技、管理人才紧缺,而其他领域人才却相对过剩的状况,直接导致台湾青年人才供需严重失调的局面,不少留学生回台后从事的职业多是用非所学。1986年,回台留学生专业与台湾人力市场供需脱节情形日益严重,文商类回台人数是实际需求的5.5倍,而电子工程及电机工程却几乎求才无门,因此,有些人学成返台后难觅适当职业,甚至出现留美教育学研究生角逐小学教师职务的现象。[10]这不仅耽误了留学生本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台湾工业化的进程。以是否具有留学背景作为优先选拔任用的条件,缺乏对实际能力的考察,导致一些台湾留学生以获取“洋学位”为目的,把留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重要途径。陈果夫对此曾提出批评:“过去留学之博士论文,不少是把本国之宝贵资料,贡献给外国学校,这无异把中国之秘密文献,泄漏出去……惟不加取缔,反而替他捧场,特别恭维他,甚至他得之博士,博些什么?做了几十年,始终还不知道。”[11]
二、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理性转变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台湾经济、社会、政治的不断转型,留学教育价值观逐渐从盲目趋于理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青年学生留学海外不再盲目从众,在专业选择上,紧跟社会发展、就业需求导向。总体而言,出国学习商业、管理与工程者较多,随着近年来台湾工业的进步,出国学习工科者的比例也日渐增多。学习自然科学者,虽然仍有增长,但比例已较以往低了许多,主要是受到就业因素的影响。学习农业、医学者人数几乎维持在原有水平,但相对的其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学习教育、人文、艺术、法律者人数急剧下降。在留学国别的选择上,也不再仅局限于美国,如今,台湾留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主要留学国家包括美国、澳洲、英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等。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人数逐步呈上升趋势。据台湾“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英国、澳洲、加拿大、日本、纽西兰、法国、德国的留学生人数共有16674人,比1994年多出5537人。[12]
留学目的日益明确,是为取经而非镀金。留学只是训练、培育人才的一种途径。出国留学不再是获得高薪的凭借,也不是谋取职业的可靠保证,必须学有所专、具有真才实学、为台湾所缺者才有其价值。与早期留学生有如天之骄子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是否曾经留学已不是评价人才的重要标准,而是以成就表现为依归。即使确实从国外学到一些新知回来,头顶留学人员的光环,一开始固然光鲜亮丽,但这些学识若没有在台湾生根发展,则其光环将迅速褪色。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也反映了台湾人的自信心态。随着台湾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本土研究所培养的高级人才日益增多,他们的实力与返台留学人员已不分伯仲,针对留学生的优惠政策在社会上引发了所谓“土洋”不平等待遇的争议。尤其是留学生无需经过考试程序就可以获得公务员的职位,其公平性屡遭质疑,这些“特别优待”举措逐渐被取消。为了“公平竞争”,1993年底台湾有关部门分别致函台湾各银行,禁止台湾银行等金融机构未经统一考试就自行安排测试,录用海外归台学人。自1996年1月起,“青辅会”取消对海外留学生返台服务的旅费补助。返台服务的留学人员与本土培养的研究生相比,在人才市场与就职、提升等方面已不具有太大优势。从就业需求来看,以1996年为例,“青辅会”受理就业登记的高级人才,共有5535人,其中国外回台的有2760人,岛内受教育者2775人。具有博士学位487人,硕士学位5048人。而同时期“青辅会”募集到的就业机会有10165个,其中,需求博士2112人,硕士5655人,硕、博士均可者2398人,平均每个人约有1.83个工作机会。[13]留学返台人员日益增多,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学术贵族,他们必须同本土的高级人才平等参与激烈的就业竞争,才能获得就业机会。
由于实行开放的留学教育政策,造成人才大量外流。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自己培养且保留一部分的优秀青年;我们不能再不加思考的继续每年送掉我们的优秀学生……”[14]台湾当局逐渐意识到人才的培养不能过度依赖留学教育来完成,关键还在于本土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借助留学教育的途径推动本土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高台湾教育的整体素质与水平,鼓励外国学生来台留学,促进教育学术的交流与合作。此外,还加强了出国留学辅导,通过举办留游学宣导会、留学讲座,协助美国、澳洲、加拿大、英国等国家来台举办留学教育展等方式,协助有意留学的学子取得留学资讯,从而克服留学的盲目性。
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后立即出国留学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台湾高等教育品质的提升,“海归”的风光不再,大学生出国留学的热情有所降温,留学出现了减缓的趋势。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先工作几年,再按个人兴趣或工作需要出国充电的理智型留学人数在不断增长。受台湾政局不稳、经济低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岛内出现的“高学历、高失业”现象,也使留学海外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不再成为个人发展的必需。台湾青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在急剧减少。据台湾“托福”考试的语言中心称,参加2005年2月托福考试的人数仅有3000人,而过去每次至少有五六千人报考。有关人士指出,近年来台湾托福市场至少萎缩了50%。[15]相反,台湾青年现在更感兴趣于到海外进行短期观光旅游,或暑期到海外的语言学校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拼命工作,积累资金,是为了到世界各地名胜古迹游览。还有一些人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也迫于台湾社会经济国际化的压力,纷纷参加海外暑期语言学校。一些调查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8000名台湾青年男女,奔赴海外暑期语言学校进修深造,创造了6500万美元的消费市场,许多专为暑期海外语言班注册、住宿及旅行的咨询中心应运而生。根据一项市场调查,在海外暑期语言班的全部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交通费及文化活动的费用,约2500美元至5000美元不等。[16]
基于传统教育模式与人才培养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许多家长为了给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环境,有规划地为孩子设计出国留学的教育蓝图。《中国时报》民意调查组曾抽样电话访问全台湾地区1000户家庭,针对“小留学生问题”进行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的家庭曾经“想过”要把18岁以下的子女送到国外受教育。一方面是出于语言与学习环境的考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欧美的教育体制相对于台湾而言,更加能够因材施教,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九岁时被送到国外念书的陈颖华“把自己的独立性格、果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归功于从小的教育理念与凡事自行打理的生活”。[17]相形之下,台湾的填鸭式教育和高压升学主义,加上早期低录取率和高门槛的大学联考所衍生的入学竞争,使许多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长,宁可付出“家庭不完整”的代价,也要让孩子早日脱离不分晨昏日夜埋首补习的苦日子。“回首那段‘天未亮出门、天黑后回家’的三年基隆中正国中资优班的生活,杜志刚摇头说:‘压力大得不得了,不爱说话,脾气不好。’当他有机会面临是否继续留在台湾念高中,或出国当小留学生的抉择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原因是:一想到未来三年还要过着跟国中一样没有寒暑假、没有自由时间、只有苛求和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就觉得很没有希望’”[18]。近年来,关于小留学生的成长、心理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反思。
台湾光复以来,台湾当局、学生及家长整个社会的留学教育价值观经历了从盲目到理性的历史转变,反映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留学教育日趋成熟,能够更加充分、更好地利用这一途径为本土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从而为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积累不竭的动力。台湾留学教育价值观的理性转变,为目前大陆掀起的留学教育热潮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参考文献:
[1][17][18]《经典》杂志编著.台湾教育400年.台北:《经典》杂志,2006:133,164,164.
[2]令狐萍.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08-214.
[3][4][11]刘真主编.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2593,2593,2590-2591.
[5]黄新宪.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30.
[6]曲士培.台湾高等教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139-140.
[7]令狐萍.从台湾社会的发展看台湾留美运动的兴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4).
[8]王作荣.我们如何创造了经济奇迹.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
[9]吉铮.会哭的树.台北:大林出版社,1980.
[10]台湾《联合报》,1986-8-16.
[12]“中华民国”教育年报,2004:459-460.
[13]李又宁主编.华族留美史:150年的学习与成就.台北:业强出版社,1999:176.
[14]郑旦华,于超美.台湾教育4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223.
[15]台湾留学人数锐减.教师博览,1996,(3).
[16]Joyce Lin.Summer a Language Opportunity.Taipei Journal,No.26,7 July 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