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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25日晚上9时45分，
日本海陆军联合发表文告，宣布香港的投降。
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从此时此分开始计时
谈到香港历史，有这样一个名词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三年零八个月”。
1941年12月25日晚上9时45分，日本海陆军联合发表文告，宣布香港的投降。略谓：“困守香港之敌军，不复能抵抗日军之继续袭击，已于1941年12月25日下午5时50分投降日军，并于晚上7时30分下令停战。”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从此时此分开始计时。
铁蹄入城
1941年12月28日，日军举行入城式，香港市民惊恐地目睹着占领军耀武扬威的情景。参加入城式的2000多名日军行进的路线从跑马地到上环，空中有三四十架军机做飞行表演。路边挂着太阳旗，播放着音乐，一些黑帮堂口组织的马仔拿着彩旗，举着“胜利友”的牌子夹道欢呼着。
唐海在《香港沦陷记》一文中写道：
敌军在夺得香港后二天，举行规模盛大的“入城式”：
队伍排列过无数条马路，包括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一起，受指挥官的检阅;军乐队的喇叭吹得特别的响，铜鼓也敲得特别的有劲。头上，三四十架飞机，排成队形，在低空飞过，丢下了大批传单。有一架飞机在九龙上空做种种技术表演，翻跟斗，打圈子，玩了一大堆花样，就在这个时候，三艘小型兵舰也缓缓驶入香港和九龙间的海面，舰上挂满了旗帜，算作庆祝的意思。
这就算是“皇军”规模盛大的“入城式”，算作海陆空一齐进军。“那难道是日本的凯旋式吗？”假如他们没有忘记在地上观看的100万以上的中国人，他应该知道这百万以上的中国人，他们都会设法脱离这魔鬼统治的孤岛，回到内地去，和作战已有5年的祖国兄弟，一齐向着今天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敌人作一个致命的攻击！
早在入城仪式之前几天，日本占领者就开始了筹备工作，比如向市民派发布质的太阳旗，有的妇女趁机将旗上的太阳挖下来，再对折缝成一个小孩穿的开档裤。不过，这种泄愤的方式很快就被日本人发现，声称侮辱国旗是严重罪行，违者予以重刑。
与此同时，一队日军闯进了慈幼会前沿急救站，枪杀了里面的伤员。日军士兵命令医生和一个英军上尉军官、一个士兵等十几个人脱光衣服，并排站在水沟旁，用刺刀刺杀他们，军官用军刀劈斩着他们赤裸裸的身体。
还有一些日本兵在大街上肆意刺倒路人，用绳索穿过刺刀刺通的伤口，几个人被串在一起，然后一起推进大海。日本侵略军驻香港“副总督”平野茂后来写了《我们在香港的苛政与暴行》，承认日军对香港人“进行了残酷的掠夺、抢劫、杀人”。他进入港九时，看到“港九的街道上还有许多尸骸未曾清理”，“海面上浮着数不清的死尸”。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日本占领军司令官酒井隆以代理香港总督的身份，成为临时的香港最高管理者。
原港督杨慕琦被囚禁在半岛酒店，原辅政司詹逊和原驻港英军司令马尔比被分别关押在赤柱和深水埗集中营。原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等多名外籍高级官员，被迫协助日军清算汇丰银行，他们被囚禁于上环干诺道中121号的下等客栈新华旅店。
杨慕琦写信给詹逊说：“你的履新真是不合时宜，刚刚上任就要品尝铁窗滋味，对此，我同样十分无奈。这也许就是帝国赋予我们的使命，享受他的荣光，也为他承受苦难。日本人目前对我还算礼貌，但是以后的日子就难以预料了。可能很快就要到真正的监狱里生活，而且日子不会太短。……”
成为战俘的杨慕琦开始还受到日军的“礼遇”，很快就被移送赤柱集中营，日军还曾经在他面前虐杀英军战俘，后来又辗转台湾关押，其间受尽虐待，曾经被关进竹笼，之后又被日军转移到辽宁沈阳战俘营关押。日本投降后，杨慕琦音信全无，后来被解放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发现。英廷向杨慕琦颁授GCMG勋衔，以褒奖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
血腥的“归乡政策”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日本政府任命的首任港督矶谷廉介就职，结束了军政府统治时期。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当时香港最高行政机关，也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总部设于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
日本统治时期，为防止抗日武装活动，日军在夜间实行全面宵禁，如有行人出没，格杀勿论或放出狼狗咬死。日军平日对于居民的户口调查极为频繁，每家必须备好一张全家福，一一核对良民证，如果有家庭成员不在，就会以通游击队的罪名，全家被刑讯。日本宪兵和华人汉奸组成的“宪查”密探严密控制着市面上的风吹草动。
卢沟桥事变之后，陆续有大量难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在几年之内从100万人，增加到了最高峰时的190多万。面对人口膨胀和粮食短缺，日本政府成立了递解部，执行所谓的“归乡政策”，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将大量市民驱逐到内地。
1942年1月，由日本当局民治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制性驱逐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费自理，更多人负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走回内地老家，路上还经常会遇到劫匪。
至1942年7月，虽然有不少市民自動离港，或被迫遣返内地，本港依然有120万人口。到当年12月，已有60万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在回乡路上妻离子散，途中饿死、病死或遭到洗劫。
日本当局的遣返理由包括：失业、无米票或身份证明，居无定所，学生无佩戴校徽，街上的闲散人员等。而这些所谓的闲散人员是因为居所被日军强行没收，以至于流落街头。
1943年1月，日本当局下达了70万人的人口目标，迫令“无生产力”及“游手好闲”的人立即“归乡”;12月，位于渣甸洋行的“归乡事务所本部”和位于西洋菜街26号的九龙分部，招募工人到婆罗洲当劳工。 1944年4月，矶谷廉介发出公告：因粮食不足，人口须由75万，减至55万。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抓人强行押解离境，用帆船强行拖至公海，然后斩断绳索任其漂流，有的干脆放火烧毁，或者开炮击沉。
据战后香港军事法庭对矶谷廉介的判决书列举证人的陈述事实，当时日军对港人有三次大规模放逐。
1942年5月18日，欧莲与做泥水匠的丈夫曾茂庭在家中吃午饭时被日军抓走，当时他们有正当职业和米证等证明文件，不属于强迫遣送之列。日军把他们强行押解到湾仔，又送往西环一处近万人的羁押处，随后被强令上船。
当时日军征用了19艘由拖轮拖曳的无动力旧木船，晚上7时，这19艘连成串的木船被拖出海，正遇上风浪，拖轮上的日军斩断了缆绳，任这19艘船漂走。
曾茂庭、欧莲夫妇所乘的船在海上漂了四天四夜，他们亲眼看到有木船翻沉，上千人葬身大海。后来，只有三艘船幸存，他们辗转返回香港。两年后，曾茂庭又被日军抓走，关在北角的难民营，开始还可以送饭、送钱，要求保释，半个月后欧莲就再也没见到丈夫。
另一位出庭做证的渔民彭任升讲述了当年在北角难民营的遭遇。有一天，难民营里的100多人被日军押送到两艘帆船上，由一艘机动船拖到海上。日军的机动船砍断缆绳返航，难民乘坐的帆船遇到风浪。帆船进水，有50多个老人和病人死去，被扔到海里。彭任升只好弃船游水逃走，以后再没有那两艘帆船的消息。
当时的法庭证词还提到一件惨案。日军曾经将两艘船上的几百名难民押送到赤柱对面的螺洲岛，企图让他们在这个孤岛上自生自灭。一些渔民曾经泅水逃走，都被淹死。后来的螺洲岛上白骨累累，曾经发生过人食人的惨剧。
1944年12月1日下午，庄娣和两名老妇在香港仔山边拾柴，被日本宪兵拘捕，被押解到北角难民营。庄娣后来被赶到一艘船上，囚禁在船舱里，无水无粮。船行一日一夜，他们被赶出舱。全部排队，4个日本宪兵挑出一些身体强健的人，然后挥刀砍杀那些被淘汰的弱者，扔进大海。据庄娣证实，那一次有男女老幼70人被宪兵杀死。
1945年7月，日本当局停办免费归乡，“陶园”和“太平”两个“宿泊所”关闭，所内不少人死亡。
澳洲军司令司各脱后来回忆，他在安邦岛（荷属印度西里伯岛）被日军移送到海南岛战俘营，得知有5万香港华工被运到海南岛，从事筑路和采矿的苦役，其中九成死于劳累和虐待。有一次，日军在俘虏营几百米外刺死120名华工，然后将尸体埋在事先准备好的大坑中。
强化归乡的政策直至1945年8月17日才由宪兵队长金泽朝雄宣布停止，并释放拘留于收容所内尚未遣返的市民。9月，临时总督夏悫宣布：华人回港不受限制。
在整个日治时代，香港人口从1941年的191万减少至1945年的60万。
食人惨剧
日军占领香港后，将香港储备粮中的95万担存米，抢走80万担用作军粮，导致令人恐慌的大粮荒。
从1942年起，日本占领军对市民实行定额配给制度。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都定额供应。每个家庭发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買六两四的白米。后来白米也供不应求，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充粮。市民经常要排长队轮流买米，不守秩序者会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尸体就直接扔到海里。
尽管有慈善机构施粥，但远远无法满足大批饥民的需求。在街头经常可以见到喝醉酒的日本兵，当他们呕吐之后，立即有饥民跑过来，抢着吃地上的呕吐物。
那时，树叶、树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麸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已经被香港人吃尽。因为粮食日益稀缺，日本当局被迫取消定额配给制，改为粮食自由买卖，但是疯狂上涨的米价导致很多人活活饿死。日本当局把一些流浪的乞丐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送到大屿山，让他们在那里饿死，以节省收尸的成本。
东江纵队老战土刘华胜曾经在沦陷时期的香港度过了一段流浪儿的生活，他在晚年一直对那个年代的饥饿生活刻骨铭心：
你很难想象，在香港谋生是如何填饱肚子的。我那时经常在路边盯着过往行人，渴了，就喝公共自来水;饿了，就沿着马路走，寻觅着，翘起鼻子仔细地搜索着。见到生果档削下的雪梨皮、苹果皮，拾起来就吃。后来，水果皮也难找到。在小摊上买水果的人也不是很富裕，水果连皮照吃，偶有水果皮，也有很多人抢。有一次，我捡到别人扔掉的芭蕉皮，剥开后里面的一块瓤可以吃，这一发现让我非常惊喜。
我每天设法钻进酒楼里去找吃的，喝别人刚剩下的汤水，被人发现就要轰出来。汤水喝完了，我发现地上有垫在点心下面的纸，上面还沾着一些面渣，拾起来就吃进去。那面渣黏黏的，像糨糊，很香，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整个纸吞下去，肚子还是填不饱。
我四处寻觅着空气中哪里有香味飘荡，就本能地朝着那个方向走。顺着香味，我看到卖潲水饭的。
那时，酒楼里剩下的饭菜对穷苦人家来说也是很奢侈的，很能卖钱。有些小本钱的小贩，只能从酒店和收购潲水的大户那里再买来，将有肉和骨头的分一份，饭和面等等残羹分一份，光是菜水或浓汤再分一份，按三种价钱卖给穷人。能吃到潲水饭，身上也要有几个钱啊！就连潲水汤也有人买回去加上青菜等煮着吃，上面毕竟飘着几颗油星啊！
在今天衣食无忧的人看来，潲水饭之于人的味觉反应无疑是令人作呕的，简直如同垃圾甚至粪便，这就是饥荒年代与幸福和平的时代让人无法相互理喻的道理。
有一次，我看见一条从楼上厨房通下来的水渠，富人家的房屋连水渠都不止一个，有流脏水的，有一条专流厨房里的洗碗水。洗碗水里有漏下的饭粒！我往下水道的口一瞧，果然，那上面沾着几颗米粒。
我找来竹子或铁丝编成一个个网，四处去找洗碗水的下水道，盛接流下来的米粒。每当饭后个把时辰，就去将那些过滤网一一拾回，用舌头将米粒舔到嘴里。那时，打这主意的不止我一人，只要谁先发现的洗碗水渠，别人不会去碰。 有人问我究竟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其实，只要能吃进去，还能拉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吃，一句话，能填肚子的东西就可以吃。宁做盛世狗，不做乱世人啊！
由于物资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炒卖，或以膺品和劣品充斥取代。
那几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市民要生火取暖，只好用家具当烧柴。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及皇仁书院校舍中桌椅等木制品均被抢走当成柴火。因为没有木柴进口，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光，导致狮子山至今林木不茂盛。而蝴蝶谷的生态破坏亦使蝴蝶从此绝迹。
火柴和木炭也实行配给制，市民经常排队买木炭和火柴，往往是排队一夜空手而归。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的供应。1943年，总督部下令：限每天晚上8时至1时才能亮灯。
因为缺电，各大厦的电钟全部停摆。收音机全部停播，因为需要报时，日本当局在大钟楼所在的毕打街悬挂一个时钟，以供市民对时，并设立公共广播报时和播送时事新闻。在酒店里，两间客房共享一个灯泡;理发店停用电吹风。更可笑的一则逸事是，一封祝贺影星陈云袁结婚的电报被电报局退了回去，理由竟然是为了省电。
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一罐“旺三都”牌糖精甚至可以换一栋楼宇。在物资匮乏时期走单帮，偷运物品往来港澳的私枭，会被剔掉右眉，偷电线等公共设施的人会被判处死刑。
日本政府支持汉奸“胜利友”继续开办赌场、妓院及烟馆。沦陷期间，在香港最吃香的黑社会组织，都主动跟各区的宪兵“密侦队”联系，为了50元军票的奖金，他们不惜出卖潜伏的抗日分子;为了一两烟土，他们不惜拿三条同胞的生命去换取。
香港出现大饥荒，因饥饿而死的人数急剧上升，并导致惨绝人寰的食人悲剧。在日治时期，市民饿死在路边已经司空见惯，每个凌晨都有手推车去沿街收尸。即便是那些皮包骨的弃尸，还经常被人割走大腿上的肉。
在那段时间，关于食人慘剧在坊间纷纷流传。报章上经常有耸人听闻的食人报道，比如有报道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坊间也盛传某食肆的肉包乃是人肉所制，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的肉类。另据香港大学的口述史计划记录的市民回忆，日治时期曾于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
报纸上刊登过这样一个惨剧：饥民在垃圾堆中寻找东西吃，找到什么东西就立即塞到嘴里，狼吞虎咽下去。再找下去，他发现一个死婴的头。饥民一路狂呼：“我儿子死了，我儿子的身体已经被我吃掉了！”
因为当时很多人当街倒毙，日本宪兵队担心会引起瘟疫，要求住户经常清洁地面，如果哪里不够清洁，就会将户主拖出来，有市民曾经目睹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砍杀无辜的户主。
禽兽之师
日军是一支臭名昭著的禽兽军队。
就在日军举行入城式那一天，日军总医官、卫生部长江口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一个原来在上流社会很活跃的德国女士，要求她带路寻找港岛妓院所在地，他要在新年到来之前，为香港4万日军寻找泄欲之所，并在报纸上刊登征召慰安妇的广告。
日军占领香港后的当天晚上，日军官兵连夜出动，挨家挨户搜寻“花姑娘”。第二天早上，在深水涉的大街上、人行道上和楼梯上到处可以见到鲜血淋漓的女性尸体。事实上，日军所到之处，强奸妇女事件从未间断。在九龙一家私人医院，经常有赤身裸体，盖着一条床单被抬进来的女人，她们显然是刚刚被日军强暴的女人。每当接待一个被强奸的女人，医院院长李树芬就在一块小黑板上，用画“正”字的方式来统计数字，他统计了1万多名被强奸的妇女。
养和医院的创办人在记录养和历史时，曾提及当日军要搜查他的医院时，他把女儿用绷带从头到脚包起来，装作烧伤病人，以免被奸污。
一个日本老兵回忆说：本来，每支部队都有属于自己的随军慰安所，而那段时间，随军慰安所被紧急征调到昆明，原计划在香港战事之前返回，但是迟迟不归。为此，日军决定大规模设立“慰安所”，甚至成立了一个叫“港九慰安区推进委员会”的机构。1942年7月，当时的日军“副总督”平野茂，决定在香港及九龙两地，设立“慰安所”共600处，共有1000多名慰安妇，除了被强行抓来的香港妇女之外，还有从广东、朝鲜掠来的妇女。
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最为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在1941年12月26日。当时，杨慕琦已经宣布投降，西部旅的部分守军与外界失去联系，据守在坚固的斯坦利堡防御工事内，继续顽强抵抗日军。
日军用海军舰艇和陆军炮兵分别从海陆炮轰斯坦利堡，仍未能将其攻克。于是，生性凶残的日军指挥官酒井隆，下令残杀俘虏和平民，以迫使在堡内抵抗的英军投降。
这一天早晨，日军占领斯坦利堡外的圣斯蒂芬女校。该学院内设有一所英军野战医院，日军发现后立即冲进医院，用刺刀捅死60多名伤病员，并将大约100名护理员、医生和担架员关在一个房间里，当作迫使英军投降的人质。
当日下午，斯坦利堡的英军依然坚守堡垒，拒不投降。
酒井隆下令将人质中的几个男俘虏肢解，挖眼睛，斩断手脚，最后再将他们杀死。然后，酒井隆又逼迫几个被割耳朵或手指的俘虏去斯坦利堡报告，并威胁说，英军若不投降，他将用同样的方法杀死所有的人质。
当晚，防守斯坦利堡的英军为解救人质，被迫向日军投降。
原日军38师团230联队12队34小队士兵宫本见二，曾在晚年口述他们在圣斯蒂芬女校的暴行：
我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说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和孙子;我不论从自私的角度还是顾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轻易讲出来。
人们理解我，说我能够到死忏悔，不理解我的，肯定会指着我的后代说是罪恶之家。其实，我每走到靖国神社，都不敢进去，一是怕他们看出我的心虚，二是心里感到呕吐。 我知道，如果当初战死，也不配到这里占一席之地的。在中国期间，我干了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就是要制造罪恶的。
我是第一个冲进圣斯蒂芬女校的。我们一个中队都扑进去，因为有当地人提供情报，说有90多名英军伤病员躲藏在圣斯蒂芬女校里。这时，上来一群女医生和护士，围住我们并告诉我们这是医院，不允许搜查。
中队长喜多郎少佐下令：把她们全都看管起来，搜捕英军士兵。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均被12小队押进一间大屋子，等待处理。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从医院里搜出90多名英军伤病员。吉田大佐下令，我们用刺刀一鼓作气挑死64名挣扎的英军伤病员。
229联队这时奉命进城换防，也闯进圣斯蒂芬女校，见关押着一群面目姣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围住。我们持枪冲上去，两支队伍对峙起来。
这时双方的长官闻讯走过来，他们先是看看欲火中烧的士兵，又看看惊恐中的中国女人，两人怎么商量的，不知道，总之双方都抽出12个人，把守学院各个通道和大门口。
也就是在这时，中国女人可能察觉我们的企图，趁看守不备，冲出房屋，和警卫厮打成一团，并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前来搭救她们。我们一起涌上去，和她们厮打在一起。
在侵华期间，我共奸污中国女人34人，亲手杀死8个女人，开枪打残3个妇女。
日本投降后，我一直想说出来，可一直也没有胆量。今天，我说出来，是因为我钟爱的儿子、媳妇、5岁的孙子，全都死在北海道的车祸里，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了。
这是报应，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在中国作孽的报应。道光师说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军国主义万万不能再出来。
我们的自卫队，也没有必要到国外去执行联合国任务。我不能说，我对不起中国受害的女人;这不是我这种人说的，我已经不配说这种话了。
我请求死后，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撒到骡马市场，让我被它们踏来踩去，不得安宁，也算是我的赎罪吧;撒到香港斯蒂芬学院的旧址上也行。
慰安妇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是关系到两国友好能否真正地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要让日本政府承认，首先我们这些作恶者能承认。
平日在街头见到日本人，香港市民必须行90度鞠躬礼，否则会遭到殴打、枪杀，甚至会被斩首。日军任意杀人的景象经常出现，或者随时抓人去做苦工劳役。
一个轮船职工经过站岗日军未敬礼，竟然被斩首。此外，日军的酷刑令人发指，其中最常见的是“吊飞机”，或灌水至暴肚，再猛踏肚皮。
在日治时期的史料中，关于刺杀活人为新兵练习的事实已经被许多香港市民所证实。1942年，日军一批新兵进驻九龙，教官吉田负责训练，他教会新兵一些射击和刺杀的基本动作后，决定用活人练新兵的杀人胆量。
一天，吉田将新兵带到一个光秃秃的山岗上，将一名年约35岁的农民捆绑在一根木柱上，教官下令深石去刺杀。深石不忍刺杀手无寸铁不能反抗的受害人，教官换上竹田去刺杀。竹田一枪刺中农民的胸部，拔出刺刀，鲜血直喷，由于没有刺中心脏，农民尚有气息，吉田又命令花井去补刺一刀。
日军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外号“杀人王”，经常在“打靶场”，也就是花园道前美利楼（如今的中银大厦）上端炫耀斩首绝技，这种所谓的绝技叫作“连皮”，就是用军刀将人头砍下之后，人头依然不离身体。
一位陆老伯亲眼所见日军如何玩弄一个掉进水里的苦工：那苦工刚从水里爬起来，就被按头下去，爬起来再按下去，如此不知玩了多少次，最后那苦工被活活折磨死。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内侄孙伯年因汉奸出卖被俘，坚决不投降。日军割掉他的舌头，又给他注射了毒针，致其全身浮肿而死。
对香港下一代推行奴化教育
日军侵占香港的野心，是将这里变成永远的日本殖民地，将香港人的母语变成日语，从根本上改变香港人的思维方式。
日治时代的香港，大部分儿童不能入学读书。矶谷上任之后，立即开始呼吁学校复课，并亲自视察复课的学校。因为复课的学校数量太少，他还召集专门会议，指令华民代表会负责复课事宜，并要求华民慈善总会给予贫困学校免费补助。
其实，日本占领者的目的是对香港的下一代推行奴化教育。港日政府鼓吹“新香港教育方针”，吸收“中日文化优点”，并在所有的学校采用新编课本，强行学习日语。在当时的学校中，已经全部更换日本政府指定的课本。启校典礼等学校各种礼仪全部日本化，包括奉拜日本旗，唱日本歌，以及向日本皇宫遥拜等仪式。
官方语言必须以日语取代英语，中小学每周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除日语教学外，各官办学校更以日本文化和日本礼节作为主要教学科目，彻底实现日化教育。如果学生的日语成绩不好，会遭到殴打，甚至当众打死。
日本当局除了推行日语教育之外，还规定凡政府或企业招聘员工，日语程度较佳者不仅予以任用，而且还能获得额外的粮食配给，以此诱惑市民主动学习日语。为此，当局在各区开设了30多间日语讲习，后来增加到60间，学生有6000多人。为了谋生，不少市民会主动申请到日语学校读书，这样就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二战终于结束了，香港重新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历史，却让港人永远铭记。★
（责编/林佳 责校/万晶琳 来源/《香港大沦陷1941·12——1945·8》，刘深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圖说香港抗战》，叶曙明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日本海陆军联合发表文告，宣布香港的投降。
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从此时此分开始计时
谈到香港历史，有这样一个名词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三年零八个月”。
1941年12月25日晚上9时45分，日本海陆军联合发表文告，宣布香港的投降。略谓：“困守香港之敌军，不复能抵抗日军之继续袭击，已于1941年12月25日下午5时50分投降日军，并于晚上7时30分下令停战。”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从此时此分开始计时。
铁蹄入城
1941年12月28日，日军举行入城式，香港市民惊恐地目睹着占领军耀武扬威的情景。参加入城式的2000多名日军行进的路线从跑马地到上环，空中有三四十架军机做飞行表演。路边挂着太阳旗，播放着音乐，一些黑帮堂口组织的马仔拿着彩旗，举着“胜利友”的牌子夹道欢呼着。
唐海在《香港沦陷记》一文中写道：
敌军在夺得香港后二天，举行规模盛大的“入城式”：
队伍排列过无数条马路，包括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一起，受指挥官的检阅;军乐队的喇叭吹得特别的响，铜鼓也敲得特别的有劲。头上，三四十架飞机，排成队形，在低空飞过，丢下了大批传单。有一架飞机在九龙上空做种种技术表演，翻跟斗，打圈子，玩了一大堆花样，就在这个时候，三艘小型兵舰也缓缓驶入香港和九龙间的海面，舰上挂满了旗帜，算作庆祝的意思。
这就算是“皇军”规模盛大的“入城式”，算作海陆空一齐进军。“那难道是日本的凯旋式吗？”假如他们没有忘记在地上观看的100万以上的中国人，他应该知道这百万以上的中国人，他们都会设法脱离这魔鬼统治的孤岛，回到内地去，和作战已有5年的祖国兄弟，一齐向着今天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敌人作一个致命的攻击！
早在入城仪式之前几天，日本占领者就开始了筹备工作，比如向市民派发布质的太阳旗，有的妇女趁机将旗上的太阳挖下来，再对折缝成一个小孩穿的开档裤。不过，这种泄愤的方式很快就被日本人发现，声称侮辱国旗是严重罪行，违者予以重刑。
与此同时，一队日军闯进了慈幼会前沿急救站，枪杀了里面的伤员。日军士兵命令医生和一个英军上尉军官、一个士兵等十几个人脱光衣服，并排站在水沟旁，用刺刀刺杀他们，军官用军刀劈斩着他们赤裸裸的身体。
还有一些日本兵在大街上肆意刺倒路人，用绳索穿过刺刀刺通的伤口，几个人被串在一起，然后一起推进大海。日本侵略军驻香港“副总督”平野茂后来写了《我们在香港的苛政与暴行》，承认日军对香港人“进行了残酷的掠夺、抢劫、杀人”。他进入港九时，看到“港九的街道上还有许多尸骸未曾清理”，“海面上浮着数不清的死尸”。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日本占领军司令官酒井隆以代理香港总督的身份，成为临时的香港最高管理者。
原港督杨慕琦被囚禁在半岛酒店，原辅政司詹逊和原驻港英军司令马尔比被分别关押在赤柱和深水埗集中营。原汇丰银行总经理祁礼宾等多名外籍高级官员，被迫协助日军清算汇丰银行，他们被囚禁于上环干诺道中121号的下等客栈新华旅店。
杨慕琦写信给詹逊说：“你的履新真是不合时宜，刚刚上任就要品尝铁窗滋味，对此，我同样十分无奈。这也许就是帝国赋予我们的使命，享受他的荣光，也为他承受苦难。日本人目前对我还算礼貌，但是以后的日子就难以预料了。可能很快就要到真正的监狱里生活，而且日子不会太短。……”
成为战俘的杨慕琦开始还受到日军的“礼遇”，很快就被移送赤柱集中营，日军还曾经在他面前虐杀英军战俘，后来又辗转台湾关押，其间受尽虐待，曾经被关进竹笼，之后又被日军转移到辽宁沈阳战俘营关押。日本投降后，杨慕琦音信全无，后来被解放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发现。英廷向杨慕琦颁授GCMG勋衔，以褒奖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
血腥的“归乡政策”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正式成立，日本政府任命的首任港督矶谷廉介就职，结束了军政府统治时期。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当时香港最高行政机关，也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总部设于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
日本统治时期，为防止抗日武装活动，日军在夜间实行全面宵禁，如有行人出没，格杀勿论或放出狼狗咬死。日军平日对于居民的户口调查极为频繁，每家必须备好一张全家福，一一核对良民证，如果有家庭成员不在，就会以通游击队的罪名，全家被刑讯。日本宪兵和华人汉奸组成的“宪查”密探严密控制着市面上的风吹草动。
卢沟桥事变之后，陆续有大量难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在几年之内从100万人，增加到了最高峰时的190多万。面对人口膨胀和粮食短缺，日本政府成立了递解部，执行所谓的“归乡政策”，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将大量市民驱逐到内地。
1942年1月，由日本当局民治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制性驱逐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费自理，更多人负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走回内地老家，路上还经常会遇到劫匪。
至1942年7月，虽然有不少市民自動离港，或被迫遣返内地，本港依然有120万人口。到当年12月，已有60万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在回乡路上妻离子散，途中饿死、病死或遭到洗劫。
日本当局的遣返理由包括：失业、无米票或身份证明，居无定所，学生无佩戴校徽，街上的闲散人员等。而这些所谓的闲散人员是因为居所被日军强行没收，以至于流落街头。
1943年1月，日本当局下达了70万人的人口目标，迫令“无生产力”及“游手好闲”的人立即“归乡”;12月，位于渣甸洋行的“归乡事务所本部”和位于西洋菜街26号的九龙分部，招募工人到婆罗洲当劳工。 1944年4月，矶谷廉介发出公告：因粮食不足，人口须由75万，减至55万。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抓人强行押解离境，用帆船强行拖至公海，然后斩断绳索任其漂流，有的干脆放火烧毁，或者开炮击沉。
据战后香港军事法庭对矶谷廉介的判决书列举证人的陈述事实，当时日军对港人有三次大规模放逐。
1942年5月18日，欧莲与做泥水匠的丈夫曾茂庭在家中吃午饭时被日军抓走，当时他们有正当职业和米证等证明文件，不属于强迫遣送之列。日军把他们强行押解到湾仔，又送往西环一处近万人的羁押处，随后被强令上船。
当时日军征用了19艘由拖轮拖曳的无动力旧木船，晚上7时，这19艘连成串的木船被拖出海，正遇上风浪，拖轮上的日军斩断了缆绳，任这19艘船漂走。
曾茂庭、欧莲夫妇所乘的船在海上漂了四天四夜，他们亲眼看到有木船翻沉，上千人葬身大海。后来，只有三艘船幸存，他们辗转返回香港。两年后，曾茂庭又被日军抓走，关在北角的难民营，开始还可以送饭、送钱，要求保释，半个月后欧莲就再也没见到丈夫。
另一位出庭做证的渔民彭任升讲述了当年在北角难民营的遭遇。有一天，难民营里的100多人被日军押送到两艘帆船上，由一艘机动船拖到海上。日军的机动船砍断缆绳返航，难民乘坐的帆船遇到风浪。帆船进水，有50多个老人和病人死去，被扔到海里。彭任升只好弃船游水逃走，以后再没有那两艘帆船的消息。
当时的法庭证词还提到一件惨案。日军曾经将两艘船上的几百名难民押送到赤柱对面的螺洲岛，企图让他们在这个孤岛上自生自灭。一些渔民曾经泅水逃走，都被淹死。后来的螺洲岛上白骨累累，曾经发生过人食人的惨剧。
1944年12月1日下午，庄娣和两名老妇在香港仔山边拾柴，被日本宪兵拘捕，被押解到北角难民营。庄娣后来被赶到一艘船上，囚禁在船舱里，无水无粮。船行一日一夜，他们被赶出舱。全部排队，4个日本宪兵挑出一些身体强健的人，然后挥刀砍杀那些被淘汰的弱者，扔进大海。据庄娣证实，那一次有男女老幼70人被宪兵杀死。
1945年7月，日本当局停办免费归乡，“陶园”和“太平”两个“宿泊所”关闭，所内不少人死亡。
澳洲军司令司各脱后来回忆，他在安邦岛（荷属印度西里伯岛）被日军移送到海南岛战俘营，得知有5万香港华工被运到海南岛，从事筑路和采矿的苦役，其中九成死于劳累和虐待。有一次，日军在俘虏营几百米外刺死120名华工，然后将尸体埋在事先准备好的大坑中。
强化归乡的政策直至1945年8月17日才由宪兵队长金泽朝雄宣布停止，并释放拘留于收容所内尚未遣返的市民。9月，临时总督夏悫宣布：华人回港不受限制。
在整个日治时代，香港人口从1941年的191万减少至1945年的60万。
食人惨剧
日军占领香港后，将香港储备粮中的95万担存米，抢走80万担用作军粮，导致令人恐慌的大粮荒。
从1942年起，日本占领军对市民实行定额配给制度。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都定额供应。每个家庭发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買六两四的白米。后来白米也供不应求，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充粮。市民经常要排长队轮流买米，不守秩序者会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尸体就直接扔到海里。
尽管有慈善机构施粥，但远远无法满足大批饥民的需求。在街头经常可以见到喝醉酒的日本兵，当他们呕吐之后，立即有饥民跑过来，抢着吃地上的呕吐物。
那时，树叶、树根、番薯藤、木薯粉或花生麸等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已经被香港人吃尽。因为粮食日益稀缺，日本当局被迫取消定额配给制，改为粮食自由买卖，但是疯狂上涨的米价导致很多人活活饿死。日本当局把一些流浪的乞丐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送到大屿山，让他们在那里饿死，以节省收尸的成本。
东江纵队老战土刘华胜曾经在沦陷时期的香港度过了一段流浪儿的生活，他在晚年一直对那个年代的饥饿生活刻骨铭心：
你很难想象，在香港谋生是如何填饱肚子的。我那时经常在路边盯着过往行人，渴了，就喝公共自来水;饿了，就沿着马路走，寻觅着，翘起鼻子仔细地搜索着。见到生果档削下的雪梨皮、苹果皮，拾起来就吃。后来，水果皮也难找到。在小摊上买水果的人也不是很富裕，水果连皮照吃，偶有水果皮，也有很多人抢。有一次，我捡到别人扔掉的芭蕉皮，剥开后里面的一块瓤可以吃，这一发现让我非常惊喜。
我每天设法钻进酒楼里去找吃的，喝别人刚剩下的汤水，被人发现就要轰出来。汤水喝完了，我发现地上有垫在点心下面的纸，上面还沾着一些面渣，拾起来就吃进去。那面渣黏黏的，像糨糊，很香，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整个纸吞下去，肚子还是填不饱。
我四处寻觅着空气中哪里有香味飘荡，就本能地朝着那个方向走。顺着香味，我看到卖潲水饭的。
那时，酒楼里剩下的饭菜对穷苦人家来说也是很奢侈的，很能卖钱。有些小本钱的小贩，只能从酒店和收购潲水的大户那里再买来，将有肉和骨头的分一份，饭和面等等残羹分一份，光是菜水或浓汤再分一份，按三种价钱卖给穷人。能吃到潲水饭，身上也要有几个钱啊！就连潲水汤也有人买回去加上青菜等煮着吃，上面毕竟飘着几颗油星啊！
在今天衣食无忧的人看来，潲水饭之于人的味觉反应无疑是令人作呕的，简直如同垃圾甚至粪便，这就是饥荒年代与幸福和平的时代让人无法相互理喻的道理。
有一次，我看见一条从楼上厨房通下来的水渠，富人家的房屋连水渠都不止一个，有流脏水的，有一条专流厨房里的洗碗水。洗碗水里有漏下的饭粒！我往下水道的口一瞧，果然，那上面沾着几颗米粒。
我找来竹子或铁丝编成一个个网，四处去找洗碗水的下水道，盛接流下来的米粒。每当饭后个把时辰，就去将那些过滤网一一拾回，用舌头将米粒舔到嘴里。那时，打这主意的不止我一人，只要谁先发现的洗碗水渠，别人不会去碰。 有人问我究竟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其实，只要能吃进去，还能拉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吃，一句话，能填肚子的东西就可以吃。宁做盛世狗，不做乱世人啊！
由于物资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炒卖，或以膺品和劣品充斥取代。
那几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市民要生火取暖，只好用家具当烧柴。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及皇仁书院校舍中桌椅等木制品均被抢走当成柴火。因为没有木柴进口，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光，导致狮子山至今林木不茂盛。而蝴蝶谷的生态破坏亦使蝴蝶从此绝迹。
火柴和木炭也实行配给制，市民经常排队买木炭和火柴，往往是排队一夜空手而归。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的供应。1943年，总督部下令：限每天晚上8时至1时才能亮灯。
因为缺电，各大厦的电钟全部停摆。收音机全部停播，因为需要报时，日本当局在大钟楼所在的毕打街悬挂一个时钟，以供市民对时，并设立公共广播报时和播送时事新闻。在酒店里，两间客房共享一个灯泡;理发店停用电吹风。更可笑的一则逸事是，一封祝贺影星陈云袁结婚的电报被电报局退了回去，理由竟然是为了省电。
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一罐“旺三都”牌糖精甚至可以换一栋楼宇。在物资匮乏时期走单帮，偷运物品往来港澳的私枭，会被剔掉右眉，偷电线等公共设施的人会被判处死刑。
日本政府支持汉奸“胜利友”继续开办赌场、妓院及烟馆。沦陷期间，在香港最吃香的黑社会组织，都主动跟各区的宪兵“密侦队”联系，为了50元军票的奖金，他们不惜出卖潜伏的抗日分子;为了一两烟土，他们不惜拿三条同胞的生命去换取。
香港出现大饥荒，因饥饿而死的人数急剧上升，并导致惨绝人寰的食人悲剧。在日治时期，市民饿死在路边已经司空见惯，每个凌晨都有手推车去沿街收尸。即便是那些皮包骨的弃尸，还经常被人割走大腿上的肉。
在那段时间，关于食人慘剧在坊间纷纷流传。报章上经常有耸人听闻的食人报道，比如有报道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坊间也盛传某食肆的肉包乃是人肉所制，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的肉类。另据香港大学的口述史计划记录的市民回忆，日治时期曾于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
报纸上刊登过这样一个惨剧：饥民在垃圾堆中寻找东西吃，找到什么东西就立即塞到嘴里，狼吞虎咽下去。再找下去，他发现一个死婴的头。饥民一路狂呼：“我儿子死了，我儿子的身体已经被我吃掉了！”
因为当时很多人当街倒毙，日本宪兵队担心会引起瘟疫，要求住户经常清洁地面，如果哪里不够清洁，就会将户主拖出来，有市民曾经目睹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砍杀无辜的户主。
禽兽之师
日军是一支臭名昭著的禽兽军队。
就在日军举行入城式那一天，日军总医官、卫生部长江口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一个原来在上流社会很活跃的德国女士，要求她带路寻找港岛妓院所在地，他要在新年到来之前，为香港4万日军寻找泄欲之所，并在报纸上刊登征召慰安妇的广告。
日军占领香港后的当天晚上，日军官兵连夜出动，挨家挨户搜寻“花姑娘”。第二天早上，在深水涉的大街上、人行道上和楼梯上到处可以见到鲜血淋漓的女性尸体。事实上，日军所到之处，强奸妇女事件从未间断。在九龙一家私人医院，经常有赤身裸体，盖着一条床单被抬进来的女人，她们显然是刚刚被日军强暴的女人。每当接待一个被强奸的女人，医院院长李树芬就在一块小黑板上，用画“正”字的方式来统计数字，他统计了1万多名被强奸的妇女。
养和医院的创办人在记录养和历史时，曾提及当日军要搜查他的医院时，他把女儿用绷带从头到脚包起来，装作烧伤病人，以免被奸污。
一个日本老兵回忆说：本来，每支部队都有属于自己的随军慰安所，而那段时间，随军慰安所被紧急征调到昆明，原计划在香港战事之前返回，但是迟迟不归。为此，日军决定大规模设立“慰安所”，甚至成立了一个叫“港九慰安区推进委员会”的机构。1942年7月，当时的日军“副总督”平野茂，决定在香港及九龙两地，设立“慰安所”共600处，共有1000多名慰安妇，除了被强行抓来的香港妇女之外，还有从广东、朝鲜掠来的妇女。
香港沦陷期间，日军最为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在1941年12月26日。当时，杨慕琦已经宣布投降，西部旅的部分守军与外界失去联系，据守在坚固的斯坦利堡防御工事内，继续顽强抵抗日军。
日军用海军舰艇和陆军炮兵分别从海陆炮轰斯坦利堡，仍未能将其攻克。于是，生性凶残的日军指挥官酒井隆，下令残杀俘虏和平民，以迫使在堡内抵抗的英军投降。
这一天早晨，日军占领斯坦利堡外的圣斯蒂芬女校。该学院内设有一所英军野战医院，日军发现后立即冲进医院，用刺刀捅死60多名伤病员，并将大约100名护理员、医生和担架员关在一个房间里，当作迫使英军投降的人质。
当日下午，斯坦利堡的英军依然坚守堡垒，拒不投降。
酒井隆下令将人质中的几个男俘虏肢解，挖眼睛，斩断手脚，最后再将他们杀死。然后，酒井隆又逼迫几个被割耳朵或手指的俘虏去斯坦利堡报告，并威胁说，英军若不投降，他将用同样的方法杀死所有的人质。
当晚，防守斯坦利堡的英军为解救人质，被迫向日军投降。
原日军38师团230联队12队34小队士兵宫本见二，曾在晚年口述他们在圣斯蒂芬女校的暴行：
我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说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和孙子;我不论从自私的角度还是顾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轻易讲出来。
人们理解我，说我能够到死忏悔，不理解我的，肯定会指着我的后代说是罪恶之家。其实，我每走到靖国神社，都不敢进去，一是怕他们看出我的心虚，二是心里感到呕吐。 我知道，如果当初战死，也不配到这里占一席之地的。在中国期间，我干了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就是要制造罪恶的。
我是第一个冲进圣斯蒂芬女校的。我们一个中队都扑进去，因为有当地人提供情报，说有90多名英军伤病员躲藏在圣斯蒂芬女校里。这时，上来一群女医生和护士，围住我们并告诉我们这是医院，不允许搜查。
中队长喜多郎少佐下令：把她们全都看管起来，搜捕英军士兵。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均被12小队押进一间大屋子，等待处理。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从医院里搜出90多名英军伤病员。吉田大佐下令，我们用刺刀一鼓作气挑死64名挣扎的英军伤病员。
229联队这时奉命进城换防，也闯进圣斯蒂芬女校，见关押着一群面目姣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围住。我们持枪冲上去，两支队伍对峙起来。
这时双方的长官闻讯走过来，他们先是看看欲火中烧的士兵，又看看惊恐中的中国女人，两人怎么商量的，不知道，总之双方都抽出12个人，把守学院各个通道和大门口。
也就是在这时，中国女人可能察觉我们的企图，趁看守不备，冲出房屋，和警卫厮打成一团，并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前来搭救她们。我们一起涌上去，和她们厮打在一起。
在侵华期间，我共奸污中国女人34人，亲手杀死8个女人，开枪打残3个妇女。
日本投降后，我一直想说出来，可一直也没有胆量。今天，我说出来，是因为我钟爱的儿子、媳妇、5岁的孙子，全都死在北海道的车祸里，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了。
这是报应，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在中国作孽的报应。道光师说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军国主义万万不能再出来。
我们的自卫队，也没有必要到国外去执行联合国任务。我不能说，我对不起中国受害的女人;这不是我这种人说的，我已经不配说这种话了。
我请求死后，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撒到骡马市场，让我被它们踏来踩去，不得安宁，也算是我的赎罪吧;撒到香港斯蒂芬学院的旧址上也行。
慰安妇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是关系到两国友好能否真正地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要让日本政府承认，首先我们这些作恶者能承认。
平日在街头见到日本人，香港市民必须行90度鞠躬礼，否则会遭到殴打、枪杀，甚至会被斩首。日军任意杀人的景象经常出现，或者随时抓人去做苦工劳役。
一个轮船职工经过站岗日军未敬礼，竟然被斩首。此外，日军的酷刑令人发指，其中最常见的是“吊飞机”，或灌水至暴肚，再猛踏肚皮。
在日治时期的史料中，关于刺杀活人为新兵练习的事实已经被许多香港市民所证实。1942年，日军一批新兵进驻九龙，教官吉田负责训练，他教会新兵一些射击和刺杀的基本动作后，决定用活人练新兵的杀人胆量。
一天，吉田将新兵带到一个光秃秃的山岗上，将一名年约35岁的农民捆绑在一根木柱上，教官下令深石去刺杀。深石不忍刺杀手无寸铁不能反抗的受害人，教官换上竹田去刺杀。竹田一枪刺中农民的胸部，拔出刺刀，鲜血直喷，由于没有刺中心脏，农民尚有气息，吉田又命令花井去补刺一刀。
日军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外号“杀人王”，经常在“打靶场”，也就是花园道前美利楼（如今的中银大厦）上端炫耀斩首绝技，这种所谓的绝技叫作“连皮”，就是用军刀将人头砍下之后，人头依然不离身体。
一位陆老伯亲眼所见日军如何玩弄一个掉进水里的苦工：那苦工刚从水里爬起来，就被按头下去，爬起来再按下去，如此不知玩了多少次，最后那苦工被活活折磨死。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内侄孙伯年因汉奸出卖被俘，坚决不投降。日军割掉他的舌头，又给他注射了毒针，致其全身浮肿而死。
对香港下一代推行奴化教育
日军侵占香港的野心，是将这里变成永远的日本殖民地，将香港人的母语变成日语，从根本上改变香港人的思维方式。
日治时代的香港，大部分儿童不能入学读书。矶谷上任之后，立即开始呼吁学校复课，并亲自视察复课的学校。因为复课的学校数量太少，他还召集专门会议，指令华民代表会负责复课事宜，并要求华民慈善总会给予贫困学校免费补助。
其实，日本占领者的目的是对香港的下一代推行奴化教育。港日政府鼓吹“新香港教育方针”，吸收“中日文化优点”，并在所有的学校采用新编课本，强行学习日语。在当时的学校中，已经全部更换日本政府指定的课本。启校典礼等学校各种礼仪全部日本化，包括奉拜日本旗，唱日本歌，以及向日本皇宫遥拜等仪式。
官方语言必须以日语取代英语，中小学每周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除日语教学外，各官办学校更以日本文化和日本礼节作为主要教学科目，彻底实现日化教育。如果学生的日语成绩不好，会遭到殴打，甚至当众打死。
日本当局除了推行日语教育之外，还规定凡政府或企业招聘员工，日语程度较佳者不仅予以任用，而且还能获得额外的粮食配给，以此诱惑市民主动学习日语。为此，当局在各区开设了30多间日语讲习，后来增加到60间，学生有6000多人。为了谋生，不少市民会主动申请到日语学校读书，这样就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二战终于结束了，香港重新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历史，却让港人永远铭记。★
（责编/林佳 责校/万晶琳 来源/《香港大沦陷1941·12——1945·8》，刘深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圖说香港抗战》，叶曙明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