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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物的存在方式及人物关系等角度研究书信体小说人物的叙事类型，可以发现书信体小说人物具有自造性和他造性的存在特征，由此形成自造性人物和他造性人物。其人物关系体现为多重交流模式。在书信体小说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反馈式的。通常，每一封有明确指向的发信都会有相应的复信，由此形成双向交流。在交流中出现的善意误读与恶意曲解会对小说人物的性格塑造和情节建构产生影响。
关键词：书信体小说；人物叙事特征；交流模式
作者简介：张鹤（1970—），女，黑龙江鹤岗人，文艺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０118－０6 收稿日期：2007-10-16
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在进行人物理论的建设时，曾颇有感慨地说道：“人物类似于人。文学是由人而写，为人所写与写人的。这成了老生常谈，往往被人淡忘，同时它又那样令人疑惑难解，因而同样会使人避而不谈。另一方面，文学中所涉及到的人又不是真实的人。它们是模仿、想象与虚构的创造物：没有血肉的纸人。可能正是由于人的这一特定方面，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建立起完整的、合乎逻辑的人物理论。”［1］（P91）可见，人物理论的构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无论如何不能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1］（P91）。本文试图对特定文体书信小说中人物叙事特征进行可能的界定与总结，所借用的理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针对这一特定文体而选择的，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具体文本的内在差异，因此，这种尝试不免带有较强的实验色彩。
本文准备从两个方面探讨书信体小说的人物特征，即在书信体小说中，人物是如何存在的。人物做了什么和如何做的。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讨论中，笔者绕过了人物观中关于真人与文学人物之间的差异、界限，人物是如何被类人化的等等问题，而把它们当做是已经有效而合理地解决了的理论问题。本文关注的仍然是叙事文本系统中的人物在叙事故事层面中，作为一种行动的角色所具有的行动性，但在具体文本的分析中，也会将行动者视为具有类人性质的人物，并深信某个人物被赋予的某种人格特征对于故事情节的走向和主题的意义会产生影响。
一、自造性人物与受造性人物——书信体小说人物的存在形态
以是否参与书写—叙述行为来确定人物的存在方式，主要是从书信体小说的基本特征出发考虑的，由此可以将书信体小说中人物的存在形态分为两大类，即“自造性人物”与“受造性人物”。
所谓“自造性人物”指的是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作者，他/她依靠自己的书写—叙述“天然地”存在着， 他/她虽然也会出现于其他人物作者或者故事外叙述者的笔下，但并不影响其自造的性质，因为这种自造性人物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书写—叙述获得存在权的。比如维特、帕梅拉及其父亲、朱莉与圣普乐及表妹克莱尔、克拉丽莎与拉夫雷斯、无名的陌生女人甚至包括写匿名信的人等等，在小说中，只要一个人物开始动笔写作，成为人物作者，便会因书写—叙述而获得自造的机会。如果以自造性人物的书信写作数量来划分，大约可以分为主要自造者、次要自造者和一次性自造者。主要自造者就是书信体小说的主人公——主要人物作者，如前面提到的维特、帕梅拉；次要自造者参与书写但并非主要人物作者，大部分时候是主要人物作者的读者，如帕梅拉的父亲、朱莉的表妹、克拉丽莎的女友安娜等；一次性自造者也参与了书信写作，但通常只写了一封信就消失不见了，如匿名信的作者、真真的老友和哥哥等。
与之相反，“受造性人物”指的是小说中那些从未有书写—叙述机会的人物，他们能够获得存在权，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物作者笔下的产物，他们无法通过直接书写—叙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只存在于人物作者的书面表达中。他们有时是人物作者的无言读者，如维特在信首称呼的“威廉”，无名的陌生女人信首所写的“你”——作家R先生；有时是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个性鲜明并在情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普雷旺、莎格等等。总之，只要在作品中由人物作者提及和叙述出来的、自身从未参与过书写的人物都应算是“受造性人物”。
说得简单些，自造性人物就是依靠书写—叙述而存在的人物，受造性人物就是因被书写—叙述而存在的人物。在小说中，自造性人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但能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表现外部事件和他人，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露出来；相比之下，受造性人物则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的言语表达或行为动作是在自造性人物的笔下被转述出来的，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难以得到直接展示。
这里有必要区分出三种受造性人物，一种是无言的受造者，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收信人威廉、《九封信的故事》中的叶夫格尼；一种是偶现的受造者，如《危险的关系》中的普雷旺、《克拉丽莎》中的“辛克莱尔太太”等；一种是活跃的受造者，如《紫色》中的莎格、《帕梅拉》中的女管家杰维斯太太、《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等。
无言的受造者是那种在小说中只有符号性的称呼却几乎不说话也缺乏明确形象的人物，而且往往只与一位自造性人物有联系。我们通过维特在一些信中的陈述知道，威廉想给他寄一本书，威廉问他为什么好长时间不写信等等，但我们从维特的信中无法认识威廉，既不知道他的形象，也不能像了解维特的内心世界一样了解他的内心，而且，维特一旦去世，威廉也马上跟着消失了——作为受造者，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途径。隐蔽的叙述接受者和沉默的叙述接受者即消极的人物读者通常会以这种方式存在或消失；此外，那些往往只被自造性人物在信中提及过一次或几次名字的人物也属于无言的受造者。
偶现的受造者不是消极的人物读者，不是无言无形的一种称呼，而是具有一定人格特征的人物，他们未参与书写，但他们有声音、有形象、有思想。这种受造者在信中被自造性人物多次提及，其言语行为得到详细描述，对于他们的心理，自造者多以猜测的口吻表现，或者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主观推断。但这种人物通常只在几封信中出现，大部分时候都处于“不存在”的缺席状态。
活跃的受造者的活跃性就表现在，这种受造者虽然也不参与书写，其形象、言行、思想都是通过自造者的叙述得以展现的，但他们却可能占据着自造者大部分的叙述篇幅，是自造者重点关注、重点叙述的对象，对情节的进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于他们的心理，自造性人物也只能通过猜测或据其言谈举止予以推断、说明。酒吧歌手莎格是西丽亚的丈夫艾伯特的情人，她因生病无人照料被艾伯特带回家中，强迫西丽亚照看她。但是不久，两个女人就成了知己和恋人。具有丰富人格特征的莎格是借着西丽亚给上帝和妹妹耐蒂的书信得以存在的。在西丽亚的叙述中，她先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名字，在其他偶现的受造者口中传来传去，并被附加了许多负面的修饰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信数量的增加，随着偶现的受造者和其他活跃的受造者的加入，西丽亚信中的莎格慢慢清晰起来，其外在形象和个性特征也越来越鲜明突出；她偶尔也会从自造者的叙述中消失，那多半是自造者的叙述注意力暂时转移了，在短暂的空白（几封信）之后，这种活跃的受造者又会重新出现在自造者的叙述中。
活跃的受造者一旦完全占据人物作者的叙述中心，就可能成为人物作者的主人公，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作家R先生（同时也是人物读者）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两个人物都未亲自写过信，但他们成了唯一的人物作者的最主要的书写—叙述内容。
二、交流行为模式——书信体小说的人物关系特征
在书信体小说中，人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形态就是“交流”，可以分为自我交流和双向交流两种类型。
在独白式书信小说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并未形成实质上的交流，从书信的外部形式看，无论是一封信还是一组信，都只有一个人物作者，只有发信没有复信，这表明信息发出后没有实际的反馈；从书信的内容来看，人物作者有时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表面上是写给某个人物读者，但因一向缺少另一种叙述的介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书信内容成了个人的自我交流。
在对话式的书信体小说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反馈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封有明确指向的发信都会有相应的复信，从而形成双向交流。
此处，我们引入信息传播学当中的信息交流模式作为参照来探讨并尝试建立对话式书信体小说的人物交流行为模式。
关于“交流”（communication），在信息传播学当中大约有160多种定义，基本源于三种观点形成的15种概念要素，其中的两种概念要素与文学创作中的交流行为有关。一种是“刺激”要素，定义者是美国传播学专家纽科姆，他认为，“每一种Communication行为都可被视作信息的传递——它们由自信源而对接受者的可辨识刺激所组成”；一种是“意愿性”要素，定义者为美国交流学者米勒，他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Communication主要相关于这样的行为状态：传者以清醒的意愿，试图通过消息的传递来影响受传者的行为”［2］（P5）。由此可以了解到，交流行为至少需要包括两个交流单位，即信息的发出者（信源单位）和信息的接受者（信宿单位），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讲话者和听讲者，而处于两个单位之间并将它们连为一个系统的就是信息［2］（P53），作为信息发出者的一种主动行为，交流的目的是使所传的信息能够影响信息接受者。
在一般情况下，信源、信宿和信息三者可以构成一个交流系统，但是在实际的交流行为中，还有额外的因素起着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在交流模式的研究中，基于通信技术而发展出来的申农—韦弗交流系统模式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图示如下［2］（P46）：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通信往来在对话式小说中是互动的，但其中的人物读者一旦开始动笔写信，顷刻间便会化身为人物作者，因此书信交流永远是从人物作者指向人物读者，这是未在示图中用反向箭头标注以表现反馈动作的原因。
第二，在借用“干扰源”的概念时，笔者采纳了原概念中关于噪声的性质（对原信息具有干扰性）、分属（也是一种信息）的说法，但剔除了原概念中关于噪声来源（非信源所欲发送）的界定。在书信体小说的交流行为模式中，从信息发出的过程看，干扰既可能来自于人物作者，也可能来自于与此人物作者相对的其他人物作者，可能是发出者有意制造以迷惑接收者，也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这与其交流目的有关；从信息接收的过程看，干扰源还可能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或能力，比如文化差异、社会舆论、个人心理或知识水平等等，这与接收者的交流能力有关。总之，干扰源的存在是造成交流行为中的“误读”的主要原因。
第三，模式中使用的“抗扰源”是针对“干扰源”的说法而提出来的，顾名思义，抗扰源指清除、抵抗干扰，以暴露原信息的真相，改善“误读”的结果。从信息接收的过程看，抗扰源可以是抽象的观念或能力，如人物读者的个人能力（良好的辨别力、判断力），也可以是具体的人物，如人物读者有智慧的朋友、了解真相的人等（以人物作者身份出现）；从信息发出的过程看，抗扰源可以是抽象的观念或能力，比如自我反思的能力或者社会舆论压力等，也可以是人物，如突然悔悟决定说明真相的人物作者等。抗扰源的存在是使信息得到还原，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消除误会。
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人物作者还是人物读者，无论是干扰源还是抗扰源，都是在整个交流系统中显现自身的，需要把它们放在同一系统内来看，如果没有对照，单独某一封信无法显示出干扰或抗干扰的功能，也无法看出干扰源或抗扰源与人物作者、人物读者之间的实际联系。
下面我们用书信体小说名作《危险的关系》和《新爱洛伊丝》进行实例分析。
干扰源出现于发送过程，多半是人物作者试图通过书信内容来改变或影响人物读者的行为、思想，有时这可能是有意制造的一个骗局，有时可能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而接收过程中出现的干扰源多半来自于人物读者自己。
在《危险的关系》中，范尔蒙是最擅长在书信里杂入干扰信息的人物作者。他追求美丽而有德行的院长夫人，其目的并不是表达心中的美好爱情，而只是把对方当做一个需要征服的猎物，希望通过这场征服为自己的风流史再续上一笔辉煌，所以，对方越是拒绝得坚决越能激发他的征服欲。为了掩饰真实目的，他在信中要么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而忏悔，要么大谈精神恋爱之美好，声称“人家给我快乐，但我追求的却是德行”云云，要么便满是忧伤地呼求对方的怜悯，说“我清楚地感觉到只有您才能给我幸福……我不想违抗您的意志，我现在跪在您的膝前，祈求您……我向您大声呼吁：请听我的恳求，请看看我的眼泪”，听起来非常动人，但事实上，从他向梅尔特伊夫人汇报征服“战况”的信件中却可以看出，他在以书信征服院长夫人的过程中，还是颇讲究“战术”的。在书信内容上，他认为应常常提到“德行”和“忏悔”一类的字眼；在表达方式上，如其所言，他试图避免“热情多于爱情，激情多于忧伤”的表述，而且在一开始时尽量做到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以表现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仿佛饱受了爱之折磨等。作为信息发出者，范尔蒙自己便成了生产噪音的干扰源，他有意扰乱信息的真实内容，目的是欲借虚假信息影响并控制信息接收者的交流行为。而对于处在信息接收一端的人物读者院长夫人来说，她接收的信息不仅从发出环节就受到了干扰，而且在接收环节又受到了二次干扰，这种干扰来自于她自己，她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一直无法看清真相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个性及所处的环境，她的天真、善良的本性促使她对信息的真伪缺乏深刻而成熟的认识——她想不到会有人欺骗她；封闭的生活空间又使她无法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以帮助其判断。所以，就这个人物读者而言，她所接收的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虚假信息，但她处在两种干扰源的控制下却无力认清真相，其悲剧命运可想而知。
有时，人物作者有意制造干扰以掩饰其真实的行动目的，而有时，人物作者的无意识流露对人物读者的信息接收也会造成干扰。在《新爱洛伊丝》中，干扰源常常是人物作者无意中制造的。我们仍然使用在本论文第二章第三节中节选的例子。朱莉让圣普乐找个借口回家看看，过段日子再回来。朱莉在给圣普乐的信中谈完这一计划之后，写道：“你一直不愿意和我谈你家里的事情；你现在远离家乡，我知道，你家里的财产不多，而你在这里将影响你家的生活，若不是因为我，你还会继续留在这里的。我可以断定，你的一部分用度，需要我供给，因此，我现在给你送来一点儿钱，钱就放在这个匣子里……”。这本来是一封颇为对方着想的通情达理的信，但它却让圣普乐感觉大受伤害，他虽然决定按照恋人的嘱咐暂时回家一段时间，但却毫不犹豫地把朱莉给他的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在信中说：“你对我采取残酷的做法之外，还想来羞辱我，你做得太过分了。虽然我让你主宰我的命运，但我并未答应你掌握我的荣誉。荣誉（唉！这是我唯一剩下的东西）是神圣的，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之时，除我自己以外，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其他的人掌握。”从这场书信对话中可知，一向善解人意的朱莉给圣普乐金钱并非像他所想的那样是为了羞辱他，她虽贵为名门富家之女，却一直以平等和欣赏的心态对待这位才华横溢的家庭教师，她只是无意中点明了对方缺少钱物需要帮助的实际情况，但因其只为了让圣普乐尽快地离开这里，忘记了照顾对方敏感的自尊心，所以无意中干扰了信息的真实度，令出身清寒的圣普乐怀疑她的用意；同时，从信息接收者圣普乐这边来看，家庭地位和文化程度之间形成的落差使他不能容忍别人用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这种过于敏感的自尊心使他无法正确地理解朱莉信中的内容，从而导致他完全不顾对方的怜惜与爱意，严词警告对方不可破坏自己的“荣誉”。可以说，在这场书信交流系统中，信息发出者无意中干扰了信息的真实度和准确度，而信息接收者因拘于一己之观念，再一次地扭曲了信息的真实，于是产生了“误读”。
“抗扰源”多半是以人物作者的身份出现的，只是这种人物作者多数时候是相对于那些有意无意地造成误读现象的人物作者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有多个人物作者的对话式书信小说中，清理、消除误会的信息有时是出自其他人物作者之手；而在只有两个人物作者（二人互为对方的人物读者）的对话书信小说中，抗扰源多半指的是人物读者的常识与观念形成的判断力和辨别力。
前面曾经提到人物作者范尔蒙有意设计干扰，向其人物读者院长夫人传递虚假信息，使对方长时间处在错误信息的包围中，在这个由范尔蒙和院长夫人组成的一级交流系统（由小说主要人物之间形成的主要交流系统）中，前者有意制造干扰，后者拘于其个性和环境的原因受到二次干扰。在这部小说中，不止一个交流系统，其中伏朗奇太太与院长夫人也组成了一个交流系统，姑且称之为二级交流系统（与一级相对），当伏朗奇太太发现其人物读者处于信息不明状态时，她作为人物作者开始从自己的角度为对方传递她所认可的真实信息，即提醒对方注意，范尔蒙是一个经常破坏别人家庭幸福、善于欺骗女性的危险人物。相对于院长夫人来说，这个信息是用来清除范尔蒙的虚假信息的，具有抗干扰的功能；不过，相对于范尔蒙来说，他人的抗干扰行为实质上成了对他的干扰，也就是说，这个源自第二级交流系统的抗干扰信息对第一级交流系统中的干扰信息构成了威胁，当范尔蒙发现他的“干扰源”（实则是院长夫人的抗扰源）出处时，便开始想尽办法铲除和报复，终于消除了伏朗奇太太作为院长夫人的抗扰源的影响，重新使院长夫人处于完全虚假信息的包围中。
与之相反，在《新爱洛伊丝》中，当朱莉与圣普乐再一次出现误会时，朱莉的表妹克莱尔作为第二级交流系统的人物作者（她与朱莉和圣普乐都通信）开始充当消除误会的抗扰源。在一封意在消除圣普乐对朱莉的误解的信中，克莱尔提醒他对待朱莉的态度热情有余而温存不足，并说明了为什么不希望他们私订终身远离家园的理由。对于第一级交流系统中的人物作者和人物读者而言，类似这样的信的确起到了消除误会的作用，而未对任何人产生干扰或加重干扰。
以上的分析，我们参照了图2所示的交流行为模式，不过，这个模式本身只是作为书信体小说交流行为的一个核心模式，通过上面对于具体叙事文本的实例，我们可以在综合的基础上为上面的对话式书信体小说再提供一个略为复杂的交流行为模式图（见图3）。
这是我们在分析实例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的交流行为模式，整个图示是针对对话式书信小说的，其中只提到了两级交流系统，其实，在具体的叙事文本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流系统，但它同一级交流系统的关系及其交流行为的本质与功能和此图中的二级交流系统是一样的，故不另外标出。
图中的一级交流系统是指以小说主人公为主建立的交流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与其有过通信往来的人都有资格被算为一级系统中的人物读者，只有那些与主人公分量相差不多的重要角色才能够被纳入此中，可以通过诸如是否与主人公通信频繁（书信数量）、主人公对该人物读者的重视程度（持续时间）等来判断选择，而这种角色人物一旦与非主人公进行交流便会成为二级交流系统中的人物读者；二级交流系统指小说中次要角色之间、次要角色与重要角色之间、次要角色与主人公之间进行的通信往来，所以图中标注的人物读者可能相同也可能不相同。在每一个基本的交流系统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交流通常是互动往返的，当信息相对比较单纯时，干扰源和抗扰源的功能也就比较弱；而信息如果一旦被复杂化，干扰源和抗扰源就会陆续启动，使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复杂化。干扰源可能来自于一级系统中的人物作者（主要角色），也可能来自于二级系统中的人物作者（次要角色），但都会影响人物读者对于信息的理解与判断；抗扰源的情况也一样，可能由二级系统中的人物作者发出，也可能由一级系统的人物作者发出（比如一直传递虚假信息的主人公最终良心发现开始道出真相，范尔蒙最终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其最为关注的主要人物读者院长夫人已经看不到这个真相了），最终将影响人物读者的判断。
在图3中，当两个交流系统的人物读者重合（相同）时，他/她所接收的干扰信息可能分别出自A1—a—R途径（由主要人物作者发出）、DS途径（人物读者自身发出）、A2—b—R途径（由其他人物作者发出）；他/她所获得的清除干扰的信息可能分别出自A1—c—R途径（由主要人物作者发出）、CS途径（人物读者自身发出）、A2—d—R途径（由其他人物作者发出）。在这个图示中，围绕着干扰源和抗扰源形成的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一级系统或多级系统）之间的关系基本确立起来了，其中，当二级交流系统的人物作者成为一级交流系统的人物读者（同时也是二级系统的人物读者）的抗扰源时，有可能会同时成为一级交流系统的人物作者的干扰源，由此形成一种对立关系。
在对话式的书信小说中，干扰源和抗扰源的存在对小说文本的情节进程和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具有重要作用，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会因此产生更为复杂的关系，小说情节会因此产生波澜、转折和悬念。
参 考 文 献
［1］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周晓明. 人类交流与传播［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杜桂萍］
关键词：书信体小说；人物叙事特征；交流模式
作者简介：张鹤（1970—），女，黑龙江鹤岗人，文艺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０118－０6 收稿日期：2007-10-16
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在进行人物理论的建设时，曾颇有感慨地说道：“人物类似于人。文学是由人而写，为人所写与写人的。这成了老生常谈，往往被人淡忘，同时它又那样令人疑惑难解，因而同样会使人避而不谈。另一方面，文学中所涉及到的人又不是真实的人。它们是模仿、想象与虚构的创造物：没有血肉的纸人。可能正是由于人的这一特定方面，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建立起完整的、合乎逻辑的人物理论。”［1］（P91）可见，人物理论的构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无论如何不能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1］（P91）。本文试图对特定文体书信小说中人物叙事特征进行可能的界定与总结，所借用的理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针对这一特定文体而选择的，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具体文本的内在差异，因此，这种尝试不免带有较强的实验色彩。
本文准备从两个方面探讨书信体小说的人物特征，即在书信体小说中，人物是如何存在的。人物做了什么和如何做的。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讨论中，笔者绕过了人物观中关于真人与文学人物之间的差异、界限，人物是如何被类人化的等等问题，而把它们当做是已经有效而合理地解决了的理论问题。本文关注的仍然是叙事文本系统中的人物在叙事故事层面中，作为一种行动的角色所具有的行动性，但在具体文本的分析中，也会将行动者视为具有类人性质的人物，并深信某个人物被赋予的某种人格特征对于故事情节的走向和主题的意义会产生影响。
一、自造性人物与受造性人物——书信体小说人物的存在形态
以是否参与书写—叙述行为来确定人物的存在方式，主要是从书信体小说的基本特征出发考虑的，由此可以将书信体小说中人物的存在形态分为两大类，即“自造性人物”与“受造性人物”。
所谓“自造性人物”指的是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作者，他/她依靠自己的书写—叙述“天然地”存在着， 他/她虽然也会出现于其他人物作者或者故事外叙述者的笔下，但并不影响其自造的性质，因为这种自造性人物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书写—叙述获得存在权的。比如维特、帕梅拉及其父亲、朱莉与圣普乐及表妹克莱尔、克拉丽莎与拉夫雷斯、无名的陌生女人甚至包括写匿名信的人等等，在小说中，只要一个人物开始动笔写作，成为人物作者，便会因书写—叙述而获得自造的机会。如果以自造性人物的书信写作数量来划分，大约可以分为主要自造者、次要自造者和一次性自造者。主要自造者就是书信体小说的主人公——主要人物作者，如前面提到的维特、帕梅拉；次要自造者参与书写但并非主要人物作者，大部分时候是主要人物作者的读者，如帕梅拉的父亲、朱莉的表妹、克拉丽莎的女友安娜等；一次性自造者也参与了书信写作，但通常只写了一封信就消失不见了，如匿名信的作者、真真的老友和哥哥等。
与之相反，“受造性人物”指的是小说中那些从未有书写—叙述机会的人物，他们能够获得存在权，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物作者笔下的产物，他们无法通过直接书写—叙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只存在于人物作者的书面表达中。他们有时是人物作者的无言读者，如维特在信首称呼的“威廉”，无名的陌生女人信首所写的“你”——作家R先生；有时是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个性鲜明并在情节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普雷旺、莎格等等。总之，只要在作品中由人物作者提及和叙述出来的、自身从未参与过书写的人物都应算是“受造性人物”。
说得简单些，自造性人物就是依靠书写—叙述而存在的人物，受造性人物就是因被书写—叙述而存在的人物。在小说中，自造性人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但能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表现外部事件和他人，而且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露出来；相比之下，受造性人物则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的言语表达或行为动作是在自造性人物的笔下被转述出来的，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难以得到直接展示。
这里有必要区分出三种受造性人物，一种是无言的受造者，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收信人威廉、《九封信的故事》中的叶夫格尼；一种是偶现的受造者，如《危险的关系》中的普雷旺、《克拉丽莎》中的“辛克莱尔太太”等；一种是活跃的受造者，如《紫色》中的莎格、《帕梅拉》中的女管家杰维斯太太、《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等。
无言的受造者是那种在小说中只有符号性的称呼却几乎不说话也缺乏明确形象的人物，而且往往只与一位自造性人物有联系。我们通过维特在一些信中的陈述知道，威廉想给他寄一本书，威廉问他为什么好长时间不写信等等，但我们从维特的信中无法认识威廉，既不知道他的形象，也不能像了解维特的内心世界一样了解他的内心，而且，维特一旦去世，威廉也马上跟着消失了——作为受造者，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途径。隐蔽的叙述接受者和沉默的叙述接受者即消极的人物读者通常会以这种方式存在或消失；此外，那些往往只被自造性人物在信中提及过一次或几次名字的人物也属于无言的受造者。
偶现的受造者不是消极的人物读者，不是无言无形的一种称呼，而是具有一定人格特征的人物，他们未参与书写，但他们有声音、有形象、有思想。这种受造者在信中被自造性人物多次提及，其言语行为得到详细描述，对于他们的心理，自造者多以猜测的口吻表现，或者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主观推断。但这种人物通常只在几封信中出现，大部分时候都处于“不存在”的缺席状态。
活跃的受造者的活跃性就表现在，这种受造者虽然也不参与书写，其形象、言行、思想都是通过自造者的叙述得以展现的，但他们却可能占据着自造者大部分的叙述篇幅，是自造者重点关注、重点叙述的对象，对情节的进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于他们的心理，自造性人物也只能通过猜测或据其言谈举止予以推断、说明。酒吧歌手莎格是西丽亚的丈夫艾伯特的情人，她因生病无人照料被艾伯特带回家中，强迫西丽亚照看她。但是不久，两个女人就成了知己和恋人。具有丰富人格特征的莎格是借着西丽亚给上帝和妹妹耐蒂的书信得以存在的。在西丽亚的叙述中，她先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名字，在其他偶现的受造者口中传来传去，并被附加了许多负面的修饰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信数量的增加，随着偶现的受造者和其他活跃的受造者的加入，西丽亚信中的莎格慢慢清晰起来，其外在形象和个性特征也越来越鲜明突出；她偶尔也会从自造者的叙述中消失，那多半是自造者的叙述注意力暂时转移了，在短暂的空白（几封信）之后，这种活跃的受造者又会重新出现在自造者的叙述中。
活跃的受造者一旦完全占据人物作者的叙述中心，就可能成为人物作者的主人公，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作家R先生（同时也是人物读者）和《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两个人物都未亲自写过信，但他们成了唯一的人物作者的最主要的书写—叙述内容。
二、交流行为模式——书信体小说的人物关系特征
在书信体小说中，人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形态就是“交流”，可以分为自我交流和双向交流两种类型。
在独白式书信小说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并未形成实质上的交流，从书信的外部形式看，无论是一封信还是一组信，都只有一个人物作者，只有发信没有复信，这表明信息发出后没有实际的反馈；从书信的内容来看，人物作者有时用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表面上是写给某个人物读者，但因一向缺少另一种叙述的介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书信内容成了个人的自我交流。
在对话式的书信体小说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反馈性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封有明确指向的发信都会有相应的复信，从而形成双向交流。
此处，我们引入信息传播学当中的信息交流模式作为参照来探讨并尝试建立对话式书信体小说的人物交流行为模式。
关于“交流”（communication），在信息传播学当中大约有160多种定义，基本源于三种观点形成的15种概念要素，其中的两种概念要素与文学创作中的交流行为有关。一种是“刺激”要素，定义者是美国传播学专家纽科姆，他认为，“每一种Communication行为都可被视作信息的传递——它们由自信源而对接受者的可辨识刺激所组成”；一种是“意愿性”要素，定义者为美国交流学者米勒，他认为“在大部分情况下，Communication主要相关于这样的行为状态：传者以清醒的意愿，试图通过消息的传递来影响受传者的行为”［2］（P5）。由此可以了解到，交流行为至少需要包括两个交流单位，即信息的发出者（信源单位）和信息的接受者（信宿单位），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讲话者和听讲者，而处于两个单位之间并将它们连为一个系统的就是信息［2］（P53），作为信息发出者的一种主动行为，交流的目的是使所传的信息能够影响信息接受者。
在一般情况下，信源、信宿和信息三者可以构成一个交流系统，但是在实际的交流行为中，还有额外的因素起着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在交流模式的研究中，基于通信技术而发展出来的申农—韦弗交流系统模式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图示如下［2］（P46）：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通信往来在对话式小说中是互动的，但其中的人物读者一旦开始动笔写信，顷刻间便会化身为人物作者，因此书信交流永远是从人物作者指向人物读者，这是未在示图中用反向箭头标注以表现反馈动作的原因。
第二，在借用“干扰源”的概念时，笔者采纳了原概念中关于噪声的性质（对原信息具有干扰性）、分属（也是一种信息）的说法，但剔除了原概念中关于噪声来源（非信源所欲发送）的界定。在书信体小说的交流行为模式中，从信息发出的过程看，干扰既可能来自于人物作者，也可能来自于与此人物作者相对的其他人物作者，可能是发出者有意制造以迷惑接收者，也可能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流露，这与其交流目的有关；从信息接收的过程看，干扰源还可能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或能力，比如文化差异、社会舆论、个人心理或知识水平等等，这与接收者的交流能力有关。总之，干扰源的存在是造成交流行为中的“误读”的主要原因。
第三，模式中使用的“抗扰源”是针对“干扰源”的说法而提出来的，顾名思义，抗扰源指清除、抵抗干扰，以暴露原信息的真相，改善“误读”的结果。从信息接收的过程看，抗扰源可以是抽象的观念或能力，如人物读者的个人能力（良好的辨别力、判断力），也可以是具体的人物，如人物读者有智慧的朋友、了解真相的人等（以人物作者身份出现）；从信息发出的过程看，抗扰源可以是抽象的观念或能力，比如自我反思的能力或者社会舆论压力等，也可以是人物，如突然悔悟决定说明真相的人物作者等。抗扰源的存在是使信息得到还原，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消除误会。
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人物作者还是人物读者，无论是干扰源还是抗扰源，都是在整个交流系统中显现自身的，需要把它们放在同一系统内来看，如果没有对照，单独某一封信无法显示出干扰或抗干扰的功能，也无法看出干扰源或抗扰源与人物作者、人物读者之间的实际联系。
下面我们用书信体小说名作《危险的关系》和《新爱洛伊丝》进行实例分析。
干扰源出现于发送过程，多半是人物作者试图通过书信内容来改变或影响人物读者的行为、思想，有时这可能是有意制造的一个骗局，有时可能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而接收过程中出现的干扰源多半来自于人物读者自己。
在《危险的关系》中，范尔蒙是最擅长在书信里杂入干扰信息的人物作者。他追求美丽而有德行的院长夫人，其目的并不是表达心中的美好爱情，而只是把对方当做一个需要征服的猎物，希望通过这场征服为自己的风流史再续上一笔辉煌，所以，对方越是拒绝得坚决越能激发他的征服欲。为了掩饰真实目的，他在信中要么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而忏悔，要么大谈精神恋爱之美好，声称“人家给我快乐，但我追求的却是德行”云云，要么便满是忧伤地呼求对方的怜悯，说“我清楚地感觉到只有您才能给我幸福……我不想违抗您的意志，我现在跪在您的膝前，祈求您……我向您大声呼吁：请听我的恳求，请看看我的眼泪”，听起来非常动人，但事实上，从他向梅尔特伊夫人汇报征服“战况”的信件中却可以看出，他在以书信征服院长夫人的过程中，还是颇讲究“战术”的。在书信内容上，他认为应常常提到“德行”和“忏悔”一类的字眼；在表达方式上，如其所言，他试图避免“热情多于爱情，激情多于忧伤”的表述，而且在一开始时尽量做到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以表现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仿佛饱受了爱之折磨等。作为信息发出者，范尔蒙自己便成了生产噪音的干扰源，他有意扰乱信息的真实内容，目的是欲借虚假信息影响并控制信息接收者的交流行为。而对于处在信息接收一端的人物读者院长夫人来说，她接收的信息不仅从发出环节就受到了干扰，而且在接收环节又受到了二次干扰，这种干扰来自于她自己，她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一直无法看清真相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个性及所处的环境，她的天真、善良的本性促使她对信息的真伪缺乏深刻而成熟的认识——她想不到会有人欺骗她；封闭的生活空间又使她无法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以帮助其判断。所以，就这个人物读者而言，她所接收的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虚假信息，但她处在两种干扰源的控制下却无力认清真相，其悲剧命运可想而知。
有时，人物作者有意制造干扰以掩饰其真实的行动目的，而有时，人物作者的无意识流露对人物读者的信息接收也会造成干扰。在《新爱洛伊丝》中，干扰源常常是人物作者无意中制造的。我们仍然使用在本论文第二章第三节中节选的例子。朱莉让圣普乐找个借口回家看看，过段日子再回来。朱莉在给圣普乐的信中谈完这一计划之后，写道：“你一直不愿意和我谈你家里的事情；你现在远离家乡，我知道，你家里的财产不多，而你在这里将影响你家的生活，若不是因为我，你还会继续留在这里的。我可以断定，你的一部分用度，需要我供给，因此，我现在给你送来一点儿钱，钱就放在这个匣子里……”。这本来是一封颇为对方着想的通情达理的信，但它却让圣普乐感觉大受伤害，他虽然决定按照恋人的嘱咐暂时回家一段时间，但却毫不犹豫地把朱莉给他的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在信中说：“你对我采取残酷的做法之外，还想来羞辱我，你做得太过分了。虽然我让你主宰我的命运，但我并未答应你掌握我的荣誉。荣誉（唉！这是我唯一剩下的东西）是神圣的，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之时，除我自己以外，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其他的人掌握。”从这场书信对话中可知，一向善解人意的朱莉给圣普乐金钱并非像他所想的那样是为了羞辱他，她虽贵为名门富家之女，却一直以平等和欣赏的心态对待这位才华横溢的家庭教师，她只是无意中点明了对方缺少钱物需要帮助的实际情况，但因其只为了让圣普乐尽快地离开这里，忘记了照顾对方敏感的自尊心，所以无意中干扰了信息的真实度，令出身清寒的圣普乐怀疑她的用意；同时，从信息接收者圣普乐这边来看，家庭地位和文化程度之间形成的落差使他不能容忍别人用物质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这种过于敏感的自尊心使他无法正确地理解朱莉信中的内容，从而导致他完全不顾对方的怜惜与爱意，严词警告对方不可破坏自己的“荣誉”。可以说，在这场书信交流系统中，信息发出者无意中干扰了信息的真实度和准确度，而信息接收者因拘于一己之观念，再一次地扭曲了信息的真实，于是产生了“误读”。
“抗扰源”多半是以人物作者的身份出现的，只是这种人物作者多数时候是相对于那些有意无意地造成误读现象的人物作者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有多个人物作者的对话式书信小说中，清理、消除误会的信息有时是出自其他人物作者之手；而在只有两个人物作者（二人互为对方的人物读者）的对话书信小说中，抗扰源多半指的是人物读者的常识与观念形成的判断力和辨别力。
前面曾经提到人物作者范尔蒙有意设计干扰，向其人物读者院长夫人传递虚假信息，使对方长时间处在错误信息的包围中，在这个由范尔蒙和院长夫人组成的一级交流系统（由小说主要人物之间形成的主要交流系统）中，前者有意制造干扰，后者拘于其个性和环境的原因受到二次干扰。在这部小说中，不止一个交流系统，其中伏朗奇太太与院长夫人也组成了一个交流系统，姑且称之为二级交流系统（与一级相对），当伏朗奇太太发现其人物读者处于信息不明状态时，她作为人物作者开始从自己的角度为对方传递她所认可的真实信息，即提醒对方注意，范尔蒙是一个经常破坏别人家庭幸福、善于欺骗女性的危险人物。相对于院长夫人来说，这个信息是用来清除范尔蒙的虚假信息的，具有抗干扰的功能；不过，相对于范尔蒙来说，他人的抗干扰行为实质上成了对他的干扰，也就是说，这个源自第二级交流系统的抗干扰信息对第一级交流系统中的干扰信息构成了威胁，当范尔蒙发现他的“干扰源”（实则是院长夫人的抗扰源）出处时，便开始想尽办法铲除和报复，终于消除了伏朗奇太太作为院长夫人的抗扰源的影响，重新使院长夫人处于完全虚假信息的包围中。
与之相反，在《新爱洛伊丝》中，当朱莉与圣普乐再一次出现误会时，朱莉的表妹克莱尔作为第二级交流系统的人物作者（她与朱莉和圣普乐都通信）开始充当消除误会的抗扰源。在一封意在消除圣普乐对朱莉的误解的信中，克莱尔提醒他对待朱莉的态度热情有余而温存不足，并说明了为什么不希望他们私订终身远离家园的理由。对于第一级交流系统中的人物作者和人物读者而言，类似这样的信的确起到了消除误会的作用，而未对任何人产生干扰或加重干扰。
以上的分析，我们参照了图2所示的交流行为模式，不过，这个模式本身只是作为书信体小说交流行为的一个核心模式，通过上面对于具体叙事文本的实例，我们可以在综合的基础上为上面的对话式书信体小说再提供一个略为复杂的交流行为模式图（见图3）。
这是我们在分析实例的基础上尝试建立的交流行为模式，整个图示是针对对话式书信小说的，其中只提到了两级交流系统，其实，在具体的叙事文本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交流系统，但它同一级交流系统的关系及其交流行为的本质与功能和此图中的二级交流系统是一样的，故不另外标出。
图中的一级交流系统是指以小说主人公为主建立的交流系统，但并不是所有与其有过通信往来的人都有资格被算为一级系统中的人物读者，只有那些与主人公分量相差不多的重要角色才能够被纳入此中，可以通过诸如是否与主人公通信频繁（书信数量）、主人公对该人物读者的重视程度（持续时间）等来判断选择，而这种角色人物一旦与非主人公进行交流便会成为二级交流系统中的人物读者；二级交流系统指小说中次要角色之间、次要角色与重要角色之间、次要角色与主人公之间进行的通信往来，所以图中标注的人物读者可能相同也可能不相同。在每一个基本的交流系统中，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交流通常是互动往返的，当信息相对比较单纯时，干扰源和抗扰源的功能也就比较弱；而信息如果一旦被复杂化，干扰源和抗扰源就会陆续启动，使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复杂化。干扰源可能来自于一级系统中的人物作者（主要角色），也可能来自于二级系统中的人物作者（次要角色），但都会影响人物读者对于信息的理解与判断；抗扰源的情况也一样，可能由二级系统中的人物作者发出，也可能由一级系统的人物作者发出（比如一直传递虚假信息的主人公最终良心发现开始道出真相，范尔蒙最终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其最为关注的主要人物读者院长夫人已经看不到这个真相了），最终将影响人物读者的判断。
在图3中，当两个交流系统的人物读者重合（相同）时，他/她所接收的干扰信息可能分别出自A1—a—R途径（由主要人物作者发出）、DS途径（人物读者自身发出）、A2—b—R途径（由其他人物作者发出）；他/她所获得的清除干扰的信息可能分别出自A1—c—R途径（由主要人物作者发出）、CS途径（人物读者自身发出）、A2—d—R途径（由其他人物作者发出）。在这个图示中，围绕着干扰源和抗扰源形成的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一级系统或多级系统）之间的关系基本确立起来了，其中，当二级交流系统的人物作者成为一级交流系统的人物读者（同时也是二级系统的人物读者）的抗扰源时，有可能会同时成为一级交流系统的人物作者的干扰源，由此形成一种对立关系。
在对话式的书信小说中，干扰源和抗扰源的存在对小说文本的情节进程和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具有重要作用，人物作者与人物读者之间会因此产生更为复杂的关系，小说情节会因此产生波澜、转折和悬念。
参 考 文 献
［1］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周晓明. 人类交流与传播［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杜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