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是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2的一篇选文。文章以一条小狗的命运，反映出巴金先生敢于讲真话，勇于自我解剖与忏悔的高贵品质，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悲剧。这篇散文蕴含了很多意味深长的细节。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注意挖掘并置这些细节于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下面就笔者在这篇课文教学中发现和探究的两处细节笔录下来，以求教于方家。
　　一.小孩要杀狗的背后
　　在本文的第七、九两个自然段，作者不吝笔墨地反复写到住在自己附近的小孩叫嚷着要杀狗。在文章第七段中是这样描述的：“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抄‘四旧’的时候，包弟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尖声吠叫，我就胆战心惊，害怕这种叫声会把抄‘四旧’的红卫兵引到我家里来。”在第九段中当红卫兵抄住在作者隔壁的年老的工商业者的时候，作者又一次写到小孩对待狗的态度。“这个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门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来乱叫，也没有给捉了去。”这两处叙述语言看似寻常，然而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深刻内涵。
　　依据常识来看，孩子行为的发生，大致有两种原因：外在环境的诱导（对成人的模仿，受成人的教唆）或发自内心的好奇。在文革那段特殊的岁月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疑、攻击、斗争，公开场合的整人批斗行为屡见不鲜。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现象极为普遍。这样扭曲的家庭关系，近乎变态的社会风气势必会影响到小孩。当孩子在这个家庭和社会中感受不到或很少能感到温暖时，他的内心就会慢慢滋生一种对生命的冷漠态度，所以一群弱小的生命，才会不停地叫喊着要杀小狗。可是小孩要杀狗，罪在孩子吗？显然不是，是他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影响了他，因此在叙写小孩要杀狗的背后作者批判的矛头应该是指向那个时代的，是文革造成的不良风气在孩子们心目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如果这种杀狗行为是出于孩子内心的好奇，那么我们就会更加深刻地看到文革时期教育对孩子的戕害。在当时，学校停课，这样就让孩子过早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孩子们耳濡目染的是不良的社会风气：经常看到的是批斗挨整的场面，经常听到的是狂热猜疑的言论，从而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这样的教育让孩子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它让孩子内心充满崇尚暴力的好奇心而变得麻木。早在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其《狂人日记》曾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而事过40多年我们看到、听到的是我们的孩子嚣张地打门叫嚷着要杀狗，由此我们能看到民族的什么希望？而这一切也是因为文革，它毁灭了美好人性，它摧垮了孩子天真的好奇心。小孩要杀狗的背后正体现出它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二.满园的创伤的背后
　　《小狗包弟》作为一篇叙事散文，而在第11段“整整十三年零五个月过去了……满园的创伤使我的心仿佛又给放在油锅里熬煎”，作者花了一定的笔墨来描写环境，尤其是满园的创伤到底指代什么，细读之后我们能发现其背后的深意。
　　首先伤自然景物的变化。昔日用来养包弟的草地变成“一片衰草”；原来院子里的葡萄架被虫蛀后也已经坍塌而且葡萄藤也被挖走；院子少掉了几株花，多了几颗不开花的树，总之一切的景物都失去了活力变得衰败萧条。“一切景语皆情语”，从这些景物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场灾难给作者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它打破了作者的整个心境，因此满园的创伤背后是作者悲伤的心灵。
　　其次伤周围人物的变化。十三年来作者居住地点未变，但身边的人却发生了变化。“隔壁的房屋里增加了几户新主人，高高的墙壁上多开了两扇窗，有时倒下一点垃圾。”由周围的“高高的墙壁”再加上自己院子的“竹篱笆”换成“无缝的墙”，这两个特殊意象分明隐喻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壁障，人心似乎并没有随时代发展而改善反而越来越疏远。再加上在周围的人物中，巴金先生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失去了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妻子萧珊女士，此刻熟悉的环境中再没有了熟悉的身影。而夺走妻子萧珊生命的是那个疯狂时代。因此满园的创伤背后是对心爱的妻子无尽的思念和时代的控诉。
　　最后伤可爱的小狗包弟不在了。十三年前作者一家和小狗包弟曾经在这个院子里和这片草地上有过很多美好的回忆。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保全家人和自己，作者把可爱、无辜的包弟送上了解剖台。然而从后来来看作者的家庭并没有因为包弟的死免受其害，可爱的包弟因为自己的自私而白白地牺牲了。因此十三年后当面对破败的家园时，巴金先生自然而然涌出对包弟的思念和忏悔。因此满园的创伤背后也包含着对自己良知的拷问和对包弟的深沉歉疚。
　　郑伟，语文教师，现居安徽阜阳。责任编校：郑利玲